北京行旅（一）：广院印象

易木晨

    在我，迄今为止不习惯于称北京广播学院为中国传媒大学，不是抵制，也不是对其改名有多大的意见，只是更愿意这样选择而已。原因实在不好说，可能是听了太多年的广院称呼，也或许是读了太多有关广院的传说和回忆。就像4月26日在国交中心一楼餐厅和韩晗、张萱他们说话，当我说广院的水煮鱼餐厅里的水煮鱼听说很不错时，韩晗立即说这都是多少年以前的事儿了，你网上看的吧，我笑着回答说“是”时一样。广院，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或许在很多老广播人的心里都已经磨砺成了心中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我辈生也晚，无法再去体会他们对这两个字的深情，但却依然延续了他们的这个习惯性的称呼。在我的心里，广院不再是饱含着记忆温度的词语，而只是一个带有了些许敬意的念想与音节。

    我不知道今天的广院人是否还依然恪守着这样的一种身份辨识：即仍然只以是否互称母校为“广院”而互相标榜自己的身份（圈内人常以此作为判定是否科班出身的重要依据）。据说，在真正的广院人看来，那些称其母校为“北广”或“传媒大学”的人要么是虚火的学生，要么就是不知究里的圈儿外人，是很有些瞧不起的意思在内的。不管怎么说，广院的确年轻，但年轻得底气十足，年轻得志得意满。不要指责，这不是说笑，也不是嘲讽，而是发自心底的称赞。记得诗人叶延滨为广院作词的校歌《年轻的白杨》里有这样的话：“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早晨你披着彩霞，傍晚你吻着夕阳。年轻的白杨，汲取着大地的营养。……”年轻的白杨，未来的希望，祖国的栋梁，一种朝气蓬勃的开拓精神，一种敢于挑战的锐意进取的后生志气。和北京众多的名校和老校相比，广院没有太多可以骄傲的资本，也没有更多可以炫耀的光辉历史，从其前身1954年开办的广播技术人员培训班算起，也不过才五十余年的历史，不要说对一所学校，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也远远谈不上寿高绵长。所以广院年轻，也因为广院年轻，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是初生的意气，而没有暮气深沉的困扰。

    广院地处北京的东郊，定福庄附近，虽然有地铁和市区相连，地处依然偏远。也恰恰是由于此，反倒让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好处。比起城里的骄气，这个地方更多了风沙的滋扰。当我在黎明时分赶到北京，再从军事博物馆匆匆乘地铁赶到定福庄校址时，出站走过天桥时，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北京城春天里的风沙是如何亲顾这所不大的校园和这里年轻的学子了。也或许正因为风沙的原因，在广院我很少看到漂亮如江南丝雨般的艳绝女子。这里的女孩子一如我老家的天气般，干爽、利索，多少夹杂着些风沙般的戾气。在我的印象中，北京是一个充满神奇机遇与自由艺术精神的城市，尽管这自由多少有些自我欣赏的味道。所以北京城里的大学教授们，也多少有些神奇的个性或脾气，这在老北大似乎尤其盛行。广院的老师也多少是有些的。没做过统计，只是凭印象觉得广院的老师应该是年轻人占多数，都是风华正茂的年岁，个性与脾气似乎也就由此多了些威武与辉煌，他们的生活重心不在学术而在实业。李晓华院长说，学校与国内一流院校相比在学术水平上还有差距。我却不以为然，固然在理论水平和影响上，广院的确不如人大、复旦或清华、北大，但在实业上却的确是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位置。在我看来，广院也大可不必如此谦称自己。短处固然是短处，可假如一个学校开办之初的追求本就不在此处上，那又何须谦虚再三呢？广院应该敢于标榜自己的特殊和另类，我们就是要做技术，我们就是要做实业，我们就是要做实践一线的操作工，而不是屈居于后台的理论家。学问固然可以做，但只是我们的附庸，也从未想过要做理论界的大腕，它只是我们冰山玉雕中的狭小一角。如此，广院又有何谦之有呢？

    广院四边都有门，不大的校园没有为所有的学生留下足够多的食宿空间，所以大概有一半的学生，或许还有更多是食宿在外的。出西门或出北门都有很多的店铺，早晨的豆浆、油条、胡辣汤，中午的拉面、炒饼、蛋炒饭，晚上的米粥、咸菜、大包子，都是地道的北方小吃，我很喜欢。在成都呆了近三年的时光，对于北方的炒饼、面条和豆腐脑等小吃几乎想疯了，却走遍大街小巷寻它不见，这一次接连吃了四五天，顿感又做回了我的北方人，亲切亦复亲切，体会到了失家已久却遽然归家的乐趣和欣慰。在老尚的家里，我一边称道着上海，一边却在心里暗暗比对着自己的感觉，上海亦或北京，天津亦或南京，我爱的怕还是我的北方故乡吧。广院此行，唤醒我心中很久以来的记忆，也温暖着我即将归家的情怀。不管南北东西，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中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