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出版广角》2011.3

部分内容曾作为会议论文提交于台湾铭传大学2011国际傳播產業創新管理學術研討會。

可惜因为签证的缘故，我未能感受到去年夏天，你留下足迹的那座大学。

无论如何，谢谢《出版广角》朱老师、台湾郑昭铃老师。

论移动通讯语境下的文本生产及其接受困境

——以大陆十省市“手机阅读”调研报告为核心的学术考察

作为在新兴出版媒介下一种新的阅读形式，“手机出版”在近年来已然成为中国大陆出版产业中的新增长点，此领域在业界属于“试验区”，在学界则几乎为空白。就目前具体接受状况的调研来看，“手机出版”语境下的手机阅读始终未能如当年的网络文学阅读那样，成为出版产业链中具备强大优势的阅读生力军。纵观当下当下中国大陆社会各阶层，手机阅读始终是“宣传多，反响少，尝试多，认同少。”

这一问题既是困扰中国大陆出版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亦是目前在媒界、产业界颇受争议的热门议题——“手机阅读”究竟是“网络阅读”的一种扩展、充实，还是继“纸质阅读”、“网络阅读”之后的另一种新兴阅读形式？

结合先前的调研结果，笔者在近日专门就“手机阅读”这一新生事物做了颇为全面性的补充调研与分析，进而在本文中尝试以“手机阅读”为研究核心，通过问卷形式获得一手资料，并结合当下手机阅读的种种问题，分析其接受状况、关注内容及受众反馈，并试图审理这一新兴出版产业在当下中国大陆所存在的问题。

调研的过程中共发放问卷3000份，回收有效问卷2640份，占到发放总量绝大多数的88.00%，符合社会调研数据要求标准；有效问卷遍及北京、上海、陕西、辽宁、广东、湖北、江苏、浙江、河南、云南、四川十省市，基本遍布大陆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其职业涵盖公务员、教师、媒体从业者、学生（含研究生）、自由职业者、企业从业人员、失业（离退休）者与进城务工者，基本上与中国大陆社会各阶层职业分布基本一致，被调研者的收入分布于无收入至高收入（平均20000元/月）之间，这亦与中国大陆社会各阶层收入基本吻合；从性别角度看，男性为1398人，女性1242人，为1.12:1，这与中国大陆人口性别比例亦基本相持；从年龄分析，最年轻的受访者为14岁，最年长的受访者为70岁，平均年龄39.43岁，与目前中国大陆公民平均年龄相当；从学历上看，最低学历者为小学四年级，最高学 历者为博士研究生，受访者呈不均匀状在各阶层散点分布，平均学历为初中三年级，与目前中国大陆城镇居民的平均学历基本趋同。因此，本论文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在学理上具备真实有效性，有调研价值。

壹.接受状况分析：并非首选的选择

在调研问卷中，我设置的是第一个问题是：你喜欢什么样的阅读形式？选项有四个，每个被调研者选出其中之一：网络阅读（含电脑阅读）、纸质阅读、有声阅读与手机阅读。在这个问题里，考虑到“有车族”的阅读方式会因为“车载广播”这一新兴“听书”形式亦被归纳到阅读体系当中来——在这一部分，我将着重以“受众”为中心进行“阅读目的”的考察，进而为“手机阅读”的现状进行定位。

无疑，“纸质阅读”成为最受欢迎的候选对象，其中有1343人选择了“纸质阅读”，占到了样本总量的50.87%，为绝大多数；765人选择了“网络阅读”，占到了样本总量的28.98%，位居第二；位居第三的是“手机阅读”，为429人，占到总人数的16.25%；最后是热衷“有声阅读”有103人，约占到总人数的3.90%。

这个调研数据与先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阅读调研的相关情况基本吻合。与网络阅读、纸质阅读相比，目前手机阅读仍然是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当然，这一状态并不能证明“手机阅读”的前景与未来为何。但是通过抽样散点分析，从不同的选择分布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些在阅读方式上的不同选择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职业与收入，而这又是颇具研究意义的。

在选择“手机阅读”的429人中，203人的职业为“企业从业者”、134人的职业为“学生”、112人为包括但不限于媒体从业者、公务员、自由职业等其他职业，但在2640位被调研对象中，企业从业者总共为340人，学生总共为200人。这意味着，超过半数的“企业从业者”与“学生”是青睐于“手机阅读”的。 

另一方面，通过对于收入的分析，笔者也归纳出了新的结论。

正如图三所描述的那样，选择“手机阅读”的429人平均月收入为1275元，这个收入大致略低于中国大陆城镇人均月收入。从收入分段来看，在429人中，月收入“无收入至800元”的占到了193人，为总人数的44.99%，居于首位；“800元至1400元”的占到了173人，为总人数的40.33%，居于其次；“1400元至2200元”的占到了36人，为总人数的8.39%，居于第三；最少为“2200元”以上，占到了27人，为总人数的6.29%。

但是在整个样本容量中，并非上述这几个等级所能概括，在被统计的2640人中，月收入在“2200元至3000元”为最多，为1095人，约占到总数的41.48%，由此可知，从收入上看，热衷于“手机阅读”的基本上为“中低收入阶层”——即以无收入的学生与低收入的企业从业者为主，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大量被称之为“蚁族”的大都市低收入知识青年。

年龄、学历与所在地亦是本次调研关注的方面之一，在选择“手机阅读”的429人中，年龄最小者14岁，年龄最大者46岁，平均年龄为24.43岁，最低学历者为“初中在读”，最高学历者为在读硕士生，平均学历为大专；其中426人来自于大中型城市与城镇，占到总人数的99.30%；这些数据亦基本上与先前调研的情况相符合。

通过对受访者的回访与调研分析，笔者获悉，目前青睐“手机阅读”的基本上为35岁以下、低收入且有一定阅读能力的城镇居民。在429位受访者中，选择“手机阅读”基本上出于三种目的：不产生费用、不占空间，可以打发路途中的时间。

作为一种新兴的阅读形式，“手机阅读”在当代接受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位居再次”的局面，从受众分析来看，无论业界还是学界，对于这一新兴阅读形式本身是充满了期许、好评与热情的，但是笔者认为，一代人阅读方式之培育、改变，并不是只靠摇旗呐喊便能解决，既要需要漫长的适应时间，亦要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效应。

在这里，“天时”指的是传播学语境下文本传播手段的变革规律，从纸质阅读向网络阅读的转变，我们用了十余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依赖的是所谓“数字化生存”、“第三次浪潮”的全球化格局大转变，包括冷战思维的解体、区域间国际组织的形成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网络阅读”的崛起是一个大时代的产物，而大时代只能等待，不能人为创造，“手机阅读”若想凤凰涅槃，只能等待新变革时代的呈现。

而“地利”则指的是中国大陆受众的特殊性——“手机阅读”只是一个载体，它本身需要与当下文学状况、读者心理、社会语境相符合。这个时代是否是一个文学走向勃兴的年代？这个时代的畅销书是否符合手机阅读的传播规律？这个时代的读者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读者的异同又在何处？解读这些问题，是研究“手机阅读”进行“中国化发展”的必然前提。

所谓“人和”，实际上是最为具体、关键的一环。正如前文所述，目前对于“手机阅读”青睐的受众群，无论是年龄、学历还是收入，基本上都有着较为严格的拘束，这对于一种阅读方式的培养，极其不利。因为阅读作为求知欲的实现手段，是人类的本能之一，而不应该受到这类具体问题的制约，作为传播方式的手机阅读，本身是利用手机这一广泛利用的进行“大众传播”而不是“分众传播”，如何在拓宽更为广阔的受众群，这也是“手机阅读”意图走向更为广阔天地刻不容缓的前提任务。

贰.关注内容分析：作为商品性的文本生产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戴安娜·克兰（Diana Crane）在Global culture: media, arts, policy, and globalization一书中认为，在商业化、城市化的语境下，文学自身会产生出一种类似于消费特质的“刺激性”效用，即商业出版化的文学作品会与电子游戏、精神麻醉药品与电影大片一样，构成对于当代人的“官能性刺激”，进而产生“可消费性”的诸多因素（Crane,2002）。这就是为何“叙事”多于“故事”、情节薄弱的散文、诗歌与报告文学在当下陷入低迷、萎缩的原因所在。

当然，克兰这一定义，还有一个制约性因素，即这种趋势的呈现，与“群选经典”有关，即在大众指定为受众的群体下，对于作品的自发性选择，是以大众整体性而言的。“手机阅读”虽然为广义上的“分众传播”，但其仍属于狭义上的“大众传播”，尤其是将新生事物好奇的青年人作为受众范畴的传播，则更体现了“群选经典”的特点。

在调研中，笔者还设置了一个问题：你喜欢阅读什么类型的图书？一共是八个选项：散文随笔（含诗歌）、时尚资讯、保健养生、奇幻悬疑、中外经典、青春校园、励志传记与军事战争等八项，要求被调研者每人选出自己最常看的一个——实际上，本问题的选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情节“故事性”文本，即“奇幻悬疑”、“青春都市”与“军事战争”，而其余的均属于情节不太强的“叙事性”文本。

在这些选项中，选择“奇幻悬疑”的有649人，占到总人数的24.58%；选择“青春都市”的有474人，占到总人数的17.95%；选择“军事战争”的有264人，占到总人数的10.00%。这三者总数为1387人，占到总数的52.53%，正好过总量的一半。

在社会学调研中，有一个“重合程度”的比例性调研分析方式，即在持同一选项数据的人群中，用另外一组数据作对比，如果两组数据的重合程度达到了60%以上，那么这两组数据可以被看做有着一定的事实联系。

在本文中，笔者有意将429位热衷“手机阅读”的受访者与这1387位热衷于“叙事性”作品的受访者进行比对，在429人中，有384人是热衷于“叙事性”作品的读者，占到了首选“手机阅读”总人数的89.51%，由是可知，热衷于“手机阅读”的读者实际上青睐于利用手机进行阅读带有情节性的通俗文学作品。

 “内容通俗”是“手机阅读”目前呈现给大众的内容景象。在“中国移动阅读基地”的分类中，亦标明分为“新书速递专区、都市言情专区、玄幻仙侠专区、历史军事专区、时尚女频专区”五个分类。这一分类恰到好处地体现了目前手机阅读者对于不同类型作品的选择偏好。

在调研过程中获悉，“手机阅读”的拥趸多半是看重于手机这一便携、夜间可读与保密性好的自身特质，而往往忽略了作为传播过程中的手机，本身有着较为重要的特质。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作为图书的生产者，“手机阅读”的发行是从“生产者”直接到“消费者”，省略了“书店”这一分配环节，这是与传统出版行业相比最大的显著特色。作为恰恰这种方式正好构成了点到多点的大众传播，使得文本的传播更加直接、迅捷。

据统计，同样是付费的“中国移动手机报”，其使用人数远远要高于“中国移动阅读基地”的人数，究其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手机作为即时媒介的个人通讯终端，在新闻播报方面确实有着其他媒介所不能比拟的优势，但是这只是作为“信息传播”而存在，文学阅读是一种“艺术审美”，这对于文本载体的要求远远要高于对于新闻传媒文本载体的要求。如何纵深在“传播内容”上生产出具备文学传播价值的作品？使得其与传统的纸质阅读形成在本质上的“继承性对接”，这亦是摆在“手机阅读”生产企业面前的重大课题。

                       叁.受众反馈分析：“技术中心”的解答可能

在429名受访者中，笔者重新又进行了第二轮回访，回收有效问卷374份，占样本容量的81.18%，具备真实有效性。从受访者的情况看，374份问卷中，无论是所在地、职业，还是年龄，基本上与429份问卷中受访者的各项比例指标类似，呈散点状分布，在社会学上存在分析价值。

在回访问卷中，我设置的问题是：你认为当下手机阅读在接受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选项为五个，需要受访者从中选取一个。五个选项分别是：提供内容太少、阅读方式不习惯、不利于藏书、感觉不方便，以及“其他”。

其中，选择“阅读方式不习惯”的有203人，占到总人数的54.29%，为绝大多数；选择“提供内容太少”的有128人，占到总人数的34.22%，居于其次；选择“感觉不方便”的有21人，占到总人数5.61%；选择“其他”的有22人，占到总人数的5.88%。

作为“手机阅读”的拥护者，对于这一阅读状况所提出的批评性建议，理应是中肯之言，势必对业界有着鲜明的指导意义。因此这也是笔者缘何设置这个问题的原因所在。在“其他”选项中，受访者可以自由写出自己的意见——而这意见基本上是以“担心因为上网阅读而造成被运营商乱扣费的可能”为主。

事实上，“手机阅读”在当下已经被不自觉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网络上下载txt文档，然后利用手机内安装的阅读软件阅读，手机在此时充当的是“阅读器”的功能，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相当于改换了文本载体的“纸质阅读”；而另一类就是依托运营商提供的平台，进行在线下载、阅读，等于是昔日“网络阅读”在手机上的延伸。从这一层关系来看，“手机阅读”本身就扮演着“纸质阅读”与“网络阅读”的双重“继承人”的角色。

那么，在规范版权管理与运营商制度的前提下，如何让“手机阅读”更全面、更纵深地实现其传播价值呢？笔者认为，“双向开拓”则是当下“手机阅读”打破瓶颈，实现自我超越的路径。

所谓“双向开拓”，指的是建构在“纸质阅读”与“网络阅读”上的“手机阅读”如何吸取前两者固有的优势，进行自我发展的可能——笔者认为，这种借鉴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技术上的因素。“纸质阅读”的审美特性、容易做旁批等优势我们可以在技术上介入到“手机阅读”当中来，而“网络阅读”则因其潮流性、不受传统出版束缚等特点被“手机阅读”所借鉴，但是“电脑阅读”的高分辨率、便捷操作以及廉价的上网费用又是“手机阅读”目前不具备的，如何在技术上打破这种束缚，这亦是业界绕不过的一个重要议题。

肆.  结语：论打碎接受瓶颈的可能

从前文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手机阅读”在当下中国大陆的处境相当尴尬。笔者认为。这种尴尬其实正反映了其目前所面临的机遇与困境。明确了这两点，“手机阅读”这一新兴产业的生产者才有在真正意义上打碎接受瓶颈的可能。

首先，机遇在于两点。

其一是作为一种移动通讯语境下的文本生产，“手机阅读”具备大众文化的一切特征。以资本与消费为核心的大众文化，所体现的其实是文本内涵的“情节化”。换言之，“手机阅读”并不可能取代网络阅读与纸质阅读，但是它可以承担两者中的某些文本的功能，从而更好地执行这类文本的传播效应。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网络阅读的呈现并未取代纸质阅读，而是部分地承担了之前纸质阅读中的轻小说、随笔、时评与一些情节性文本的阅读功能。“手机阅读”亦是如此，在潜意识里，业界不能有“手机阅读”会取代纸质阅读、网络阅读的想法，进而用对纸质阅读、网络阅读的营销策略来对待“手机阅读”，这是势必会失败的。

其二是在于，“手机阅读”本身有着开拓空间，目前的“手机阅读”，只是传播方式，并非阅读方式，更不是文本生产方式。因此，与纸质阅读、网络阅读不同，手机阅读现在许多地方尚待开掘。事实上，网络文学开始向传统文学出版倾斜，使得“两个文坛”逐渐朝“一个文坛”靠拢，因而当下“手机阅读”从媒介所执行的功能上可以看做是“网络文学”的延伸，作者以文本为载体，可以越过传统的“出版商-书店-读者”中“书店”这一分配环节，进行信息的传播，从而提高文本传播的速度、效率。这意味着“手机阅读”可以传播纸质阅读与网络阅读所不同的文本。

譬如，近些年网络文学开始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从“群选经典”向“群写经典”的过渡，另一个则是从“作者主体”向“读者主体”的变迁。“手机阅读”作为网络阅读的媒介延伸，这两个趋势其实在“手机阅读”中有着合二为一的特质。即手机阅读者既可以通过手机以网络发帖、编写短信等形式，书写自己愿意阅读的作品，积极参与“手机阅读”的生产中，使自己拥有阅读者与写作者两重身份——在网络阅读被传统阅读大面积侵占的当下，“手机阅读”无疑成为了大多数写作爱好者的“避风塘”。如何把握这种纯粹民意下的书写，亦是“手机阅读”策划者在现在所面临的机遇。

当然，通过如上的报告我们也能看出，就中国大陆而言，大量的“手机阅读”的拥趸并非是有较高审美品位以及一定消费能力的读者，无论是其拥趸还是其他读者，“手机阅读”基本上是一种被边缘化的、居于其次的阅读形式，这显然是一种接受困境。从一项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既不适合其良性、可持续的发展，也不适应于对于一种阅读习惯的培育，如何全面地培养一批阅读品位较高、消费能力较强的“手机阅读”的读者群，从而建立一项新的阅读习惯，无疑，这是摆在“手机阅读”策划者们面前的一个巨大困境。

参考资料：

Diana Crane (2002).Global culture: media, arts, policy, and globalization, Kentucky, Routledge Press.

Jeanniey Mullen, David Daniels, David Gilmour (2008). Email Marketing: An Hour a Day, New York, Wiley Press

陈清河（2008）。后电子媒介时代。台北市：三民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