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见于《中华儿女》2010年第10期

多年前就说过不谈教育，但是还是谈了。

谢谢梁伟兄。

     19世纪英国艺术家威廉·莫里斯的政治科幻想小说《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中曾提出了一个“反乌托邦”的概念，叫敌托邦（dystopia），这个加了前缀的生造名词意味着对于乌托邦的颠覆——与乌托邦不同，敌托邦象征着一种因为恶性竞争、权术与诸多严酷制度而造成的一个带有“黑色幽默”的假想社会，敌托邦与乌托邦最大的共性就是两者都处于一种人际关系、资源分配的平衡之下，只不过敌托邦是动态平衡而乌托邦是静态平衡而已。

　　在这里分析这两个观念，是源于业师肖雪慧教授的一篇名文《教育：必要的乌托邦》。就肖老师对教育的描述而言，我总是觉得与我对中国教育的认同有一定不同，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认同当下的中国教育是一种敌托邦。但是有果必有因，安知乌托邦不是因为敌托邦而产生的？

　　“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这是肖老师笔下的“教育乌托邦”——历来中国教育确实存在着“重视社会与国家、忽视个人与人类”的“一边倒”现象。数千年前的孔子就把“独善其身”放在“兼济天下”的后面，“齐家”从来没有资格与“平天下”争夺席位。当下，生产线下的人才培养与“各管一段”的阶段性教育，正是让学生在“进入天堂”后又会继而产生“前途茫茫且漫漫”的地狱之感：个人能力无法得到肯定，因材施教在基础教育中只是一句空话，这些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若是追寻源头，那就是因为“教育”长期以来在我们心里就是敌托邦而非乌托邦罢了。

　　“奥数”的竞争，导致了小学“快慢班”的畸形生成；在“升学率”的考核之下，中学的“差生”永远坐在教室里的最后一排；“就业率”让“考研族”备受辅导员冷眼歧视；到了硕士、博士阶段，又面临某科技大学新近颁布的“研究生清退制度”——此制度竟然还引起一些无知网民们的集体狂欢。

　　且抛开制度不讲，据统计，从幼儿园到博士毕业，一个受完所有教育的中国人要面临淘汰制考试二十余次，而且这二十余次必须像马戏团的“狗钻火圈”一样，一次都不能失手，否则就会半途而废——受教育本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在当下，怎么会把知识分子沦落到“狗钻火圈”的地步？

　　“竞争”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汇，但是却不应该被蒙上“你死我活”的外衣，敌托邦构成了当下中国教育的蔚为壮观的局面，从“奥数”到“SCI论文考核”，量化指标使得中国的学生们一开始就背上了“原罪”的十字架，纵然我们看到的“论文发表与博士学位获得者全球第一”这一现象是一个巨大的乌托邦，那么它也是由一个庞大敌托邦建构而成的。

　　肖老师承认了教育作为乌托邦的必要性，亦批判了其荒谬与乖讹之处，我认为，真正要想打破教育作为乌托邦的荒诞，那么就必须要在本质上打破其作为敌托邦的恶性竞争性，让教育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可以“快乐”地持续下来。

　　“钱学森之问”至今无法获得解答，缘何中国的教育体制下没有大师，在“大师”日益泛滥化的今天，我们越来越呼唤真正大师的呈现，而不是在敌托邦这一环境下培养一大批如“超级女声”或“国学天才”等一夜成名的“教育暴发户”。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老话已然耳熟能详，但是“树人”需要百年的酝酿，更需要宽松、快乐的环境，须知敌托邦未必真正让天才脱颖而出，或许出来的是心术不正的阴谋家，同样，棍棒底下的不一定是孝子，也可能是受虐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