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旅外華文文學“三代作家”的創作走向

原文發表于《中國圖書商報》（2010.08.26，轉載務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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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晗

在這裏，我用的定義是“華文文學”而非“華人文學”，其原因是研究入手點是“語言”而非“身份”。因爲自二戰之後的移民潮開始，大量華人作家遠涉重洋，在歐美等地掀起“華人文學”之熱潮。在“移民文學”的規制下，部分作家放棄母語用他國語言寫作，如張翎、譚恩美與哈金等，而部分作家仍以華文寫作，並擁有了一定的文學聲譽，如聶華苓、白先勇與虹影等等——筆者認爲，已曆“三代”的作家群構成了當代旅外華文文學作家的代際梯隊。本文力圖從代際文化及其作品研究入手，簡評當代旅外華文文學的創作。

“第一代”是“二戰後”遷往歐美的一代，他們多半都有大陸的生活成長經曆，一方面作家本身擁有較好的漢語功底，一方面自身擁有深厚的家國情懷，這是他們作品中永恒的兩大母題。

自然，“第一代”的代表當非聶華苓及其追隨者如於梨華等人莫屬。作爲發起“愛荷華寫作計劃”的華文作家的聶華苓，既是一位卓著的小說家，更是一位華文文學走向世界的推手，她憑借洞徹世情的眼光與細膩入微的女性情感，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感情充沛、富有人性光澤的人物形象——但在這些形象中都顯露出“無根”的哀痛。批評界認爲，聶華苓的代表作《桑青與桃紅》與於梨華的小說《又見棕榈，又見棕榈》堪稱旅美華文文學之濫觞。

繼聶華苓之後，以白先勇、張系國與黃運基等人爲代表的“第二代”華文作家爲海外華文文學的縱深發展，起到了無法估量的作用，與第一代作家不同，第二代作家多半是從台灣、香港等地成長，負笈留洋之後再揚名歐美文壇，他們不約而同地成名于現代性與後現代“分野”的1968年左右，“後現代”、漂泊心態與新銳的敘事技巧（如意識流）構成了他們作品中新的母題與敘事策略，譬如白先勇《台北人》中對于大陸遷台人員“歸屬感”的反思，而《香港一九六零》中對于普魯斯特意識流的戲仿等等，構成了海外華文文學新的高峰。

“第三代”作家基本上都擁有中國大陸的成長經曆，他們信奉歐美世界的普世價值與價值觀，其作品中的都市文化敘事、性描寫以及對于“他者”的文化認同。虹影、劉索拉與朱雪梅等人作爲這一代作家的代表，以女性獨有的視角，來诠釋六十年代生人面向“全球化”的焦慮，譬如虹影的《饑餓的女兒》則展示了“女性”作爲符號在男權社會甚至全球化中被曲解、被篡改的尴尬——與第一代、第二代相比，缺乏“身份認同”的第三代作家有著更爲廣闊的活動空間與多元的文學張力。

傑米•吉爾伯特在《反資本主義和文化》中如是論述，“解殖之後的世界文學，語言會走向多元化，但是敘事內涵與技巧卻會走向統一。”這句話仿佛也定義了當下旅外華文文學的走向，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作家開始嘗試用母語書寫，但是，越來越多的作家也開始接受新的寫作技巧與“他者”的價值觀，消解自我的“身份認同”——畢竟近些年中國大陸的作家作品在海外始終無法暢銷，暢銷者多爲旅外華文文學作品，這是否意味著文學的意義會從語言過渡到內涵？或許，“橘生淮南仍爲橘”會是今後旅外華文文學發展的新趨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