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文学批评看似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究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评论、艺术评论？自九十年代以来，这个问题一直贯穿于我们的报章、杂志与著作之中。呼唤重写文学史，但迄今为止仍未看到一部令人满意的文学史，呼唤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可是就当下而言，文学批评似乎已经逐渐落入套一个模式化的窠臼，即从文学现象到作品本体，再到模板式的批评、评论。周而复始，几乎篇篇如此。如何让文学批评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从而探讨出文学艺术所存在的终极价值？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构成了探求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质询。

但是，究竟如何具体从何处来召唤一种新的批评，或者说，到底哪种批评的重建，可以让我们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审读领域，从而建立起“一个自由、公正且负责任的文学评论圈”？（别林斯基语）

                                  一

对于多媒体语境下戏剧批评的呼唤，本身就是笔者近年来致力于探求的一种批评态度。也是笔者在戏剧戏曲学、文学理论与传播学这三个学科领域间进行探索的一个交界点。笔者认为，在这个临界点上，完全有足够的空间去体认文学批评在当下所遇到的诸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戏剧戏曲学普遍不景气的现状，这类批评在解决此类问题上，亦有可能提供一些可资参照的方法论意义。

那么，什么是多媒体语境下的戏剧批评呢？笔者认为，多媒体语境下的戏剧批评，从宏观上来说，应该在范畴下具备如下几个较为显著的文化特质。

这种批评对象的内涵并非是传统的文本，而是一种以文学文本为载体的艺术形式。对于这类批评而言，避免了直接从文本出发的主观性，尤其是在出版产业化、写作功利化的当下，从文本出发、直接性批评更是暴露出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经过改编过的冷门的“剧作”出发，对于解决这类问题更是有着直接性的意义与价值。尤其对于某些非新著的戏剧作品而言，对这类批评的鼓励，更容易接近文学批评的本质。

多媒体的语境的文本实际上包含着三重命题。第一是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文学载体再也不再是简单的纸笔关系，亦不再是写作与阅读的关系，而是一种构建在文本深层次逻辑中的隐喻内涵（Metaphor connotation），在读图时代的语境中，评论家与读者越来越发现了作者作为符号对于文本内涵解读的一种干预，摆脱“纯文本/作者”的二元束缚。除此之外的第二层命题则是在多媒体语境中的文学作品存在更多可阐释的“空白”，即伊瑟尔所称的“召唤结构”（Appeal structure）。赵毅衡认为，在任何一个文本中分层叙述都是可以拥有多重解释维度并具备阐释空间的。在多媒体语境下，文本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本身是多重、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其可阐释的空间也就更大。

最后一重命题便是对于多媒体语境下的戏剧存在价值的考量，实际上其与现代性文化的共时性存在有着必然的关系，从本质上看，这也是建构于其上戏剧批评的文化特质。当戏剧的审美功能性通过多媒体形式进行传达时，文学逻辑随即进入到了读图时代的“解码”过程。

对于多媒体中文本的美学分析研究不算是一个新的课题，无论是西方的文论家，还是东方的批评家，都有较深的研究与较广的涉猎，但是对于多媒体语境下的戏剧分析，却一直是一个冷门。正如姚斯所说，“戏剧是更高一层的文学样式”，在多媒体语境下对戏剧文本进行深入的剖析，其影响力与评论深度是显然远超文学价值的。

                                二

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尤其是列伏斐尔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原则逐步进入到了文学评论界的视野之后，对于文本的评论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书评、散文评论与剧评，而将这种体认的眼光延伸到了电影、电视、互联网甚至建筑、文化现象等多重客体之中。如何透过文学现象更透彻、更客观地接触到深层次的文学本质，构成一种全维度的文学批评？

巴赫金认为，正常的文学评论，应该是一种“对话式”的，这种对话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话”（dialogue），而是一种类似于柏拉图对话录式的“沟通”（exchange）。后者与前者相比，最大的意义在于每一次对话都能比前一次更接近逻辑的本原。周安华也认为，“生命、哲学与逻辑”构成了文学批评尤其是多媒体视域下文学批评的逻辑结构。笔者主张，文学批评最大的意义并不是在于对于某一具体文本的分析、归纳与总结，而在于对于文本以外文学内涵——即生命终极价值、哲学存在与逻辑问题的诉求。

多媒体与戏剧的结合，实际上最大的意义在于将一种生产形式业已变形的文学文本在传播方式上进行再一次的拓展，即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英加登认为，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文学自身的内涵决定了文学的深层次意义。戏剧作为一种传统的在场的表演形式，与多媒体的非线性传播相结合，不但消解其仪式性，更凸显了其文本性的审读意义。通过多媒体语境下戏剧形式的审认，在对文学批评意义的重构上，有着“对话式”的探求意义。

笔者认为，对于多媒体语境下戏剧的批评本身就具备着一种前瞻性，首先，这种批评之前几乎是空白的，自然就能避免过热而在话语上出现偏颇失衡的问题。戏剧批评确实是文学批评最为重要的一种形式，但传统的戏剧批评已经显得有些老套、过时，对于当下话剧的批评，又迟迟难以出现到位、及时的评论之作，将戏剧批评框定到多媒体的语境下，显然是值得关注、尝试的。

其次，多媒体语境下的戏剧，既包括戏剧在广播、影视与互联网诸多媒介下的传播，亦包括戏剧形态与这些媒介的融合所形成的一种新体例，对于这类体例的关注本身是对于大众媒介与纯文化形态（或曰俗文学/雅文化）的关系探索。麦克卢汉之前，大众媒介对社会、大众并不构成影响，文学的意义不但在于审美性，更在于功能性的执行。但是在大众媒介的意义彻底获得凸显之后，文学的功能性逐渐被迫让位给了大众媒介。理解大众媒介下文化形态的发生，实际上也是对文学与媒介之间传播功能的一个探讨。

最后的关键之处在于，对于多媒体语境下的戏剧形态而言，一切的实践也都是尝试，建立在尝试之上的批评更接近批评的艺术本体。戏剧从一种古老的仪式发展到文学，再逐渐成为一种艺术体例，这其中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是游离于“主文化/亚文化”的渐变。当然，多媒体语境下去做戏剧探索，目的是为了拓宽戏剧的接受维度。但笔者认为，这种探索的意义在客观上更在于对于文学本体存在形式的深层次研究。

                                 三

前文所述的只是对于这种批评的方法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但是这类批评与传统的文学批评区别究竟在何处？这类批评的价值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批评形态予以体现，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与传统小说、散文、诗歌及戏剧评论不同，多媒体语境下的戏剧批评看似是一个很狭小的批评维度，传统的批评法则未必在这里都适用。尤其是鉴赏式的评论在此并不能发挥其批评的意义。尤其是从传统文本出发的现实主义批评、类型批评与作者批评，在这里都起不到任何有意义的作用。

笔者认为，当下文学批评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扑空”的问题，即陈晓明所称的批评尺度与批评范畴的能指不明和所指缺失。詹明信认为，批评的任务，“就是根据特定艺术作品重新获得与它相适应的那种终极真实”。而就当下而言，文学批评界所关注的对象，并不是简单、独立的文本，而是文本周围的文化语境与文本之上的文化现象。在没有完全建立起文化批评理论体系的中国文学批评界，在批评上难免出现“扑空”的局面，即批评并不能完全地解读现象。因此，这一切导致了评论家陷入了相对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批评身份的合法性、合理性遭受到了质疑，一方面，评论与现象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相对微妙。当批评既不能解读本质，也不能解读现象时，那么批评的出路究竟又在何方？

多媒体语境下的戏剧批评，实际上能够在范畴上将文学批评进行一种限定。即赋予文学批评可以建构于文化批评之上的合法性，当然这并非是将文化研究引入文学批评并将其合法化。而是在以俗文化为核心的大众传媒语境下，试图去解读一种以亚文化形式存在的雅文化形态。

对于多媒体语境下戏剧形态的批评，有利于去审理文学批评的本质性问题。因为当下的文学批评已经出现了泛文化研究的趋势，多媒体语境下的戏剧，实际上是一种最接近文学本质的文化形态（culture style）。当下文论界对于新一种文学批评的建构，既意图超越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 centrism），也意图超越“人”的中心主义。对于多媒体这个既具备现代性，又具备世界性的传播手段下，审读戏剧这种独特的文本本身就有对于文学批评进行重构的价值意味。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多媒体语境下的戏剧实际上已经到了亚文化的边缘，即与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市民文化都出现了背离，成为了一个独特存在的文化样式。这与当下戏剧的存在形式又是何其地相似。一种文学艺术样式的存在，必须要以相对应的批评形态与之相适应。力图构建一种以多媒体语境下戏剧存在为对象的批评，对于解决当下戏剧所遇到的瓶颈困境，实际上也是非常有着现实意义的。

值得关注之处还在于，在“读图时代”，大量的文学评论开始转向了影评、荧评以及畅销书的书评，这些评论是否具备解读文本甚至解读文学本体存在形式的能力？我们既然要建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那么我们在无法重建文学精神的前提下，又应该如何去重构一种批评体系赖以生存的文学形式作为其土壤？这些问题实际上在某种形式上集体性地构成了对于这个问题深层次的逻辑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