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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杂谈 |
今日上网,一条消息跃入眼帘:
认识余虹先生,是从他的德里达与海德格尔的研究开始。这位生性洒脱,睿智幽默,说起话来侃侃而谈的思想家,是如何舍得纵身一跃?
“要把自己的所有藏书捐赠给人大文学院”、“希望来生还和你们一起工作”,遗书里如是表述,或许正如他自己在Blog说所说的那样,“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
研究德国哲学,不知是否会受到尼采的影响,会在无意识下走向这样的不归之路。也许人生就是在这样的学者,这样身份的人的完成下,才显得更像一种过程。
大家都在谈论大学教授的待遇问题,我们一方面看到他们在物质上的满足,但是物质永远不是全部,尤其是对于哲学家而言,他们宁肯在物质上匮乏,也不能没有丰富的精神财富。但是我们却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这样的环境。
罗素的大学精神,罗杰斯的人文关怀,我们的大学、研究所都没有做到。我们把哲学家们逼到了电视前面,和超女快男们分一杯羹;我们把思想家推到了工厂企业,让他们去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缺失的永远无法弥补;没有的,也将永远不会再来。
师兄张一帆的Blog里,几乎全都是故去的学者。我的空间没有这么哀伤,但是该写的,还是要写,该纪念的,还是需要纪念。为了忘却的,也是为了纪念。
许志英、余虹二先生之后,希望不再有这样的新闻发生。
余虹先生的离去,有着他的理由和原因,我们尊重死者,也是尊重我们自己的思想。
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我相信,戴着镣铐,也可以努力去跳出精彩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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