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起来，习惯性地打开电子邮箱，不料在众多元宵节的贺信中看到香港中文大学一位朋友的电子邮件，里面只有简单的两句话，徐朔方教授前日病逝，如果方便兄可发一份吊唁电过去。我沉默了一会儿，心里象堵着什么一样难过。

徐朔方这个名字，外人可能觉得是一个算不得什么。既不是网络名人，也不是流行歌手。但是对我们这些整日固守书斋，并专心研究曲学、词学的人来说，徐朔方先生的名字，就是一个令人敬仰的符号。

四七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徐朔方教授凭借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在整整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造就了元明小说、戏曲研究的一座又一座丰碑。我还记得，当年我进入词曲学研究时，教授开的书单中第一本就是《戏曲杂记》，作者就是徐朔方教授。在书中，步奎（徐朔方字）先生不断用一种当代学人的视野为我们这些后学者深入浅出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概念。众所周知，在步奎先生之前，研究曲学自王国维始，而在大学里研究曲学则源于南京大学的吴梅先生。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这些先生对于曲学的开拓，所用的思维习惯与研究话语都是中国传统的，这就不免和我们这些肤浅的后学者造成了一定的隔阂。而步奎先生则勇敢地从中西方文化这个大背景出发，深入浅出，纵论横谈，让我们这些生活在“电子时代”、“赛博网络”的年轻人，对于曲学这样一门属于国粹的学科，也变得不再陌生。

我常常对后来的学生说，研究曲学，一定要读徐教授的书，从某个层面上说，徐教授不但是一名学术泰斗，也是一位伟大的学术普及者。如果说现在这些“草根学者”对于中国学术的普及有什么贡献的话，我想，他们的贡献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与步奎先生相比的。至少，他们的形式是步步奎先生之后尘，且无论如何都无法超越步奎先生那种博古通今的文化底蕴与学贯中西的学术胸襟的。

曾经冒昧，多次书信打扰过年逾八旬的徐朔方教授。自己想来，深深觉得幼稚可笑。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步奎先生竟然在百忙之中给我寄了一本他新近出版的专著。现在回想起来，深深为自己的不懂事而自责！一个八旬的老人，他是怎样佝偻着身躯，步行走到邮局为我这个不成器的后生寄书的？直至现在，这本书都被我放在书柜的最顶端，那里工工整整供奉着一排近年来诸位前辈们签赠我的藏书——有玛拉沁夫老人的，陈应松先生的，肖雪慧教授的，黎鸣教授的，林清玄先生的，刘心武先生的，童庆炳教授的，也有母校徐希平院长的，陈筱芳教授的，戴登云博士的，等等。但是最里面，也是第一本，就是徐朔方教授赠给我的《徐朔方说戏曲》。这本薄薄的小书，却为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学生开启了一道霞光满天的学术大门。

写完了一百多字的吊唁词，居然用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从来没有这样慢过，但是这次我就这样缓慢，不为什么。突然，手机响了，收发室让我去领一本书。是从台湾寄过来的，我忽然想起来了，我委托一个台大的朋友帮我弄的一本旧书，就是徐朔方教授1956年出版的《戏曲杂记》。

拆开之后，书的扉页竟有一排签名，一看字迹，竟是徐朔方教授的。

“唐圭璋同志留存，徐朔方”

终于，憋闷了许久的泪水再次涌了出来。我只想用我这潦草而又浅陋的话语，在这元宵之夜，来问候那已西去的两位大师。

前些年，一代曲学泰斗胡忌先生病逝，恩师解玉峰教授为之祭奠，另一位曲学大师洛地先生则发出了“辎积铢累，前人已去；百尺层楼，后继者谁？”的哀挽。看如今，没有了唐圭璋先生的中国曲学，尚有徐朔方教授在独立支撑，毋庸讳言仍可执亚洲曲学之牛耳，但没有了徐朔方教授的中国曲学，斯人已去，后来者又可能是谁？

惟愿道一声，步奎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