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索拉的作品是具备这种因素的精品之一。从音乐开始，以文学终结的刘索拉在行文中除了体现先锋主义的“创新”和“标新”之外，更切中于文本本身的含义。按照海外学者的观点，先锋主义的四个“他者”形象外化就是：“雾中的突围”、“马尔克斯句式”的病态移植、“元小说”形式之模仿、“电影妃子”与“先锋意识”的侏儒症。[1][1]

我们前面说过，在古典主义那里叙述的策略是受到颠覆的，而作为策略载体之一的“他者”自然也无法获得古典主义者的认可，先锋主义者凭借其“对抗势态”（Antagonism）与虚无势态（Nihilism）（即对抗公众与对抗传统，也就是用“个别性”对抗公众，用“创新性”对抗传统。以及与“行动势态”相反，它追求“无为”（Nonaction），超出对抗否定一切，进而否定自身）来颠覆关于古典主义的文论。这种颠覆的力量是巨大的，也是震撼的。先锋主义文学者为了宣扬事关“叙述策略”的方式，他开始试图选择“他者”作为一种方式进行诠释。

如果说刘索拉事关女性主义题材的“他者”叙述仅仅只是表象的话，那么其后马原、徐星等人的作品基本上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并且这种事关“他者”的形式也开始趋于隐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关于“马尔克斯”句式的使用，几乎被当下许多华语作家所套用包括笔者本人。

“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上校仍会想起他的祖父带他去见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第一卷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就这样一句话，在当下作家名篇：诸如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格非的《褐色鸟群》、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余华的《难逃劫数》、刘恒的《虚证》、洪峰的《和平年代》、韩少功《雷祸》中都有套用，这种套用目的何在？

笔者也在小说中使用过，但是这种使用，绝对和其他作家有所不同。如下：

“很多年以后，当我回忆起那段历史风景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一种深重的压抑。皇祖父苍老的容颜让我觉得时光是如此的乍然。当皇祖父枯槁的双手抚摸到我头部的时候，天上的倾盆大雨忽然而降。”

                       《八月飞雪》

为何不同？原因在于一点那就是这种语言风格的叙述，绝对不能够应用于当下题材的小说。因为小说中事关叙述的最大两个因素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而马尔克斯式的语言消解掉的是叙述中的“时间”感，这种消解必定会造成整个叙述环境中的不平衡现象。而先锋文学长期习惯并热衷于这种不平衡，在他们看来，任何对于叙述策略和叙述理论的过分强调，都是一种虚伪。他们习惯只在只有“时间”或是“空间”的语境中进行一种描述而非叙述的表达，在他们看来，除了《肖申克的救赎》，所有的电影都是虚伪的。而一批甘当张艺谋“电影妃子”的导演和文艺评论者，对于先锋主义的题材又莫衷一是。

约翰·巴思认为，小说家的创作与语言风格来自于其自身的生活环境。那么我们站在后殖民主义的立场上看，中国小说家目前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低俗的模仿、照搬状态。整个叙述策略与叙述法则（或是系统：system）都是错误的、虚假的。这就是先锋文学在生命力上远远还不如朦胧诗的原因。后者一旦采取“印象界定”，就等于是将文本“抛弃”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明一点，当“他者”由意象(shadow)上升为法则（rule）的时候，整个叙述体系就坍塌了。

二、           悖论与意义：如何去定位“他者”的批评？

事实存在文学现象的定位，是一件繁杂的事情，我们基本能够预见——永远只能定义内指性的文本，这种文本无需外部诠释，而进行内部自觉的“叙述”。毕竟文本始终是不可靠的，或是幻觉的。

在界定完其创作的价值之后，我们应该从批评的角度来重新树立“他者”在批评意义上的出场和价值。华语文本中的“他者”——无论是定于叙述策略还是意象，我们都应该知晓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在这种“他者”的影子的背后，是后殖民主义的本质。

萨义德作为后殖民理论最主要的人物，他在《东方学》（1978）中认为；西方在殖民扩张以来，理论建构出现的天平就是从其本身价值衡量过渡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试探衡量”。二是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中指出了西方文学叙事与帝国主义事业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后殖民理论的美学分析提供了经典模式。理解前者，就可以得到后殖民理论的核心内容，知晓后者，就可以看到后殖民理论的美学主旨。说到底，后殖民主义就是希望在东方的世界中出现“他者”这样一种魅影，进而进行一种理论体系的渗透。

“他者”是客观存在的，在消费主义社会下，“他者”所能承载的叙述策略与叙述方式是“身体”所不能做到的。正如霍米·巴巴所说，要想打破消费主义的框架，进行文艺追溯，基本上是徒劳的。“顺从”(allow)于一种非自我性的理念，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来说，都是极为痛苦的。我们必须明白，短时间内不可能建立某种文化体系，即使强迫也必须服从。

在大众主义之下文学作品的价值衡定已经由“时间性”（timesim）变为了“空间性”(cysistism)，某个人、某段时间并不能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中国传统文论家所说的“时间是衡量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尺”基本上遭到了抛弃。一旦文本出现，下一步就是进入市场交换，而不是“保存”。短时间内大众能够呼应，那么这个文本就进入了“接受”，如果大众无法接受，那么就会被排挤出“场域”之外，大众所接受的，只有叙述策略高明的文本，而不是其他。

我们如果从全球化这个角度来分析，那么答案就很容易得出。“他者”在这种条件下几乎变成可了一种桥梁，在华语文本中，“他者”作为意象出现，最早应该是在白话文出现左右，也就是译介学和文本理论出现不久之后。“他者”直接就带动了华语文本的“沟通”与全球化接受。“他者”目前在华语文本中的出现，无论是叙述策略，还是意象符号，我们只能报以期待，那就是：在不影响文本延续的条件下，“他者”的地位和价值还必须要予以合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