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实为据，从生活出发

                                      ——《巴山旧事》创作扎记

《巴山旧事》结稿付梓的时候，我本来写有一篇后记，说明此书的史实依据，可由于赶印时间紧迫，加上把《题跋》放在了书后，责编便建议这次免了，待加印或再版时再说。现在我把这篇后记的内容提前表，以向有关单位和专家学者致意。

《巴山旧事》虽然名为网络小说，其实是一部严肃的历史小说，必须讲究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何况这是一部涉及少数民族历史的著作，更要以正确地历史观对待。对于历史真实问题，特别是改土归流这一重大民族历史事件的评价，此书评奖时受到有关专家肯定，正式出版时也经过了官方审查认可，应该说是比较靠谱的，这主要得益于我对巴土民族历史文化资料的长期搜集研究和实地体验，其中最关键的是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巴土民族的历史渊源问题，我依据的是长阳清江说。上世纪50年代民族学家潘光旦先生提出土家人是古代巴人后裔，国家就根据他的考证确认了土家族为单一民族。80年代，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善才主持清江考古发掘后，确认清江长阳是古代巴人的发祥地，这是目前学界公认的主流观点。《巴山旧事》正是依据这一观点，以长阳清江一带的鱼峡口、香炉坪、招徕河、都镇湾武落钟离山为中心来展开故事情节的。当然，关于古代巴人的历史文化，我在写作前查阅参考的历史典籍、方志史料和学术专著很多，包括《水经注》、《后汉书》、《华阳国志》等等和川东鄂西各地府县志，以及大量关于巴土历史文化研究和文物考古的论著论文。

对历史资料当然不是照搬，而是经过考证辨析。历史考古观点大都存在争论，我必须有所遵从。例如有的学者提出长阳清江巴文化只有夏以后的遗存，更早的应追溯到三峡地区，宜昌考古界高应勤先生也坚持巴方汉水的观点。我认为这都无碍廪君巴族形成于长阳清江，而只能说明其族类部落来源很久远，很可能是起源于大三峡地区古老人类的一支。现代分子人类学认为东方人类是200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而来的，而且东方现代人种又是同一万多年前又一次非洲移民的融合，但从考古人类学的角度看，巴土民族可以说是从200万年前就起源于中国长江三峡周边这一相对封闭地域，没有受到非洲人类迁徙基因融合的最古老的东方人类，毕兹卡不仅是大三峡地区的“本地人”，而且是中华大地上的“本地人”。

我提出这个观点似乎很惊人，其实早在清江上游发现200万年前“建始人”的化石后，王善才先生就提出“支持亚洲人类独立起源说”（新华社发了通稿），不过没有讲得这么明确。当然这属于一家之言，暂时没有得到人类学界公认。但我坚信土家族历史文化在华夏文明中的意义是非凡的，我们对这个民族应有特别的敬意。

再如关于武落钟离山的具体地址问题，80年代修复此山时，我曾参与考证过。2004年武大宫哲兵教授提出招徕河柳山说，而恩施有研究者又提出水布垭说，甚至长阳本地研究者（比如龚发达老先生）也对这个地址抱怀疑态度。但我认为既然大量考古发掘支持巴祖源于这一范围，此山其实更多只有象征意义，不妨从众指认。所以我把小说的主要场景定在都镇湾地区。小说中涉及的长阳、五峰、鹤峰、宜都、秭归各县市和夷陵区所有的山川城关村集关隘地名都是真实的，我大都实地亲历过，只有其中鄔阳关是参照我当年考察明末清初李来亨占据兴山茅麓山的地势描写的。

二是关于“改土归流”史实和评价问题，我依据的是五峰、鹤峰两县合编的《容美土司史料汇编》和现行通用历史教材的观点。其中包括清史档案中的谕旨、奏折，田氏家谱、诗文集和清代学者傅彩的亲历容美土司的笔记等等。特别是涉及改土归流这一历史事件，时间地点人物文件都是清史档案中记载的，引用的雍正皇帝谕旨御批都是原文。

这里我要着重说明的是，关于容美土司宣慰使、田氏家族特别是其末代土王田旻如的身世经历，我是严格按照历史资料的记载，不敢穿凿附会、随意贬褒，而是如实描写。自从巴国被秦所灭以后，川东鄂湘西的巴人便只能以本地土著人自称，同时以大户家族奴隶主式的统治的社会形式存在，元明清历朝中央政府都借助这种形式“以夷制夷”，称之为土司。土司只是一种统治形式，其王爷家族并不是土家民族的代表。我认为既要把土司王爷家族同土家民族区别开来，把土司制度同土家文化风俗区别开来，看到前者的落后性、野蛮性，承认改土归流的进步意义，同时也要看到当时封建统治对少数民族的钳制以及在改土归流过程中的复杂矛盾，对田氏家族有一个公正的对待。因此我笔下的田旻如是一个有血有肉复杂而真实的人，功过是非可圈可点的人。这一点田氏家族后人看了我的文稿也是点头的。只有都镇土司田坤如其人是我按照艺术真实的原则虚构的，他是奴隶主式土司王爷野蛮落后的化身。而小说中巫师和尚、三教九流也都有所历史依据。至于田虎丹妹以及众多土家汉子和女人的形象，都是在历史和现实生活素材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而成。

三是关于土家文化风俗民情的依据。我在小说中围绕故事情节全面地展现了土家族的歌舞婚丧节庆祭祀等文化风彩、风俗民情，这方面除了参考了国内和本地众多专家学者关于巴土文化的大量资料、参观了各地巴人墓葬、土司王府、土家民居建筑和民俗表演外，更重要的是我从小的耳闻目染和后来的实地生活体验。我小时候就爱听老人“讲古”，爱看民间艺人唱山歌南曲打丧鼓，爱玩“变野伙”（撒野儿伙）的儿戏。当回乡青年时我学过孔老二，村里人死了我都去主持丧悼仪式，指挥乐鼓师傅出殡送葬。我在原宜昌地委宣传部工作17年，大部分时间是协助分管文化的副部长，因此对土家族地区的文化状况比较了解。在从事新闻工作时，我几乎走遍了长阳五峰所有的村镇，还在长阳乐园当过一年“工作队员”，与土家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交朋友，对他们为人处世生活习性都很熟悉。可以说，这部小说动用了我平生的生活积累和文化修养，当然更寄托了我的思想感情。与其说我写了十年，也可以说我写了一辈子，也就是说是我一生的崇拜。那些给我以文化熏陶和生活教诲的老人现在大都不在世了，谨以此书垂念。

本书旨在展现土家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但比起矗立在中华大地上真实的土家民族来，历史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专家考证难免以偏概全，我的文本虽然力求尊重历史、高于生活，可能也是画虎不类，还望读者方家多多教正。此书写作面世，受到湖北省委宣传部、省网络文化委员会、湖北日报、三峡大学文学院、宜昌市各新闻文化单位、中共长阳县委的热情关注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