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辑佚 明珠重现

——评《〈论语解〉辑注》

 

张弦生 李祖哲

（中州古籍出版社）

 

内容摘要：从《论语》《论语解》《〈论语解〉辑注》三个层次，对辑佚、校注、出版北宋理学家谢良佐《论语解》一书加以评价介绍。

关键词：《论语》； 谢良佐；《论语解》；《〈论语解〉辑注》

 

一

 

文献典籍的生生不息，保证了中华文明根脉的传承发展。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作为文明的重要载体，各种文献在中原大地源远流长、浩如烟海。但由于记录手段的落后，加上战争及各种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浩如烟海的历代文献像荒漠中的河流，受风沙侵蚀，许多就断流了，仅留下了书名或只言片语，有些则音信皆无。

《论语•八佾第三》载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正因为对文献不足带来的困难与困惑感同身受，孔子对文献分外重视。他“述而不作”，穷毕生精力整理了《六经》等文献，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整理文献的一些原则。[]而《论语》则是孔子的弟子门生对尊师言行的分散记载，在他去世半个多世纪才由其再传弟子编纂成册。《论语》初时并未列于儒家经典，到了汉代，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时遂列入经典，刻石立于太学。北宋程颐、程颢二子特别推崇《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厘定理学经典，就将四者明定为“四书”，耗时四十余年，编著成《四书章句集注》。《论语》等“四书”遂成为历代科举取士的依据、最权威的儒学经典。

中州称为“理学名区”，士人有浓重的复兴儒学情结。唐代天宝“安史之乱”起，社会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文化学术遭毁甚巨，藩镇割据，战乱不已，大唐中央政权迅速走向衰落。出生于巩县（今河南巩义）的诗圣杜甫以他的“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麻鞋见天子” 等许多著名诗句，展示了他“民本”“仁政”“忠君”的儒家思想，被后代的理学家认为是“道性情，裨名教”“惟其于伦常上立得足，方能于文藻间张得口”[]那样的纯儒。在唐宋之际的古文运动中，成为儒学复兴中坚和核心、“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今河南孟州人），为复兴儒学确定了基本方向。到北宋五子，就真正找到了儒学复兴的关键，奠定了理学发展的根基。这五子中，除了濂溪先生周敦颐是道州（今湖南道县）人外，其余四人均是今河南人。被二程和朱熹称“振古豪杰”、谢良佐赞“真是豪才”[]的邵雍，生于今林州市刘家街村邵康村（一说生于范阳，即今河北涿州大邵村），随父徙卫州共城（今河南辉县），后定居洛阳。他的先天象数学理学成就不论在学界还是在民间都具有深刻的影响。祖籍开封的横渠先生张载是理学创始人之一，他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横渠四句”，因其言简意深，至今仍传颂不衰。他的“气一元论”的“气本论”，是中国古代辩证法“两一”学说的集大成者。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二程（河南洛阳伊川人）兄弟，更是建立了系统的以精神性的“理”为核心的“理本论”学说体系。他们的学说在理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被南宋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成为理学的核心。

《宋史•道学传二•谢良佐》载：谢良佐，北宋上蔡人，是理学大家二程的学生，且为程门弟子“四先生”（谢良佐、游酢、吕大临、杨时）之首[]。据考，其生年大约在皇祐二年庚寅（1050），卒年应为宣和三年（1121）。宋明理学的哲学体系分为四大派：上面已经提到的程朱的“理本论”、张载的“气本论”，还有后来的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的“心本论”，胡安国、张栻等湖湘学派的“性本论”。而作为理学承上启下的“上蔡学派”谢良佐，对邵雍及这四大派，都有着传承的枢纽地位和特殊贡献。他创立的“上蔡学派”，以“仁”和“天理”为主体，批判地吸收佛学思想，讲究修身养性。他的“格物穷理”之论、“仁爱诚敬”的心性思想，传承自二程和张载，开启了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穷理”之说，又为南宋心学家陆九渊的“心学”之论奠基。他的 “洒扫应对上做起”“以觉言仁”“诚敬存之”“性体心用” 道理，更明确说是“上蔡传之武夷胡氏”[]，即胡安国为代表的湖湘学派。这位程朱理学和陆九渊心学的传启人物，清道光年间，得以从祀孔庙，由此也可见谢良佐在中国儒学史中的地位。

明黄宗羲曰: “程门高弟，予窃以上蔡为第一，《语录》尝累手录之。语者谓‘道南’一派，三传而出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当等龟山于上蔡之上。不知一堂功力，岂因后人为轩轾! 且朱子之言曰:‘某少时 妄志于学，颇藉先生之言以发其趣。’则上蔡固朱子之先河也。”[]上蔡谢良佐为程门四子之一，在二程弟子中可谓与杨时不分轩轾。黄宗羲甚至将谢良佐视为程门第一高弟，以为上蔡开朱子先河。但相比杨时而言，谢良佐及其门人，在朱子学的研究中，多少显得身影寂寥。这是因为据《宋史》记，谢良佐的主要著作只有《论语解》和《上蔡先生语录》两种。《论语解》是对《论语》章句的阐释，先于《语录》行世，但佚失已久。据朱熹《上蔡语录跋》载，谢良佐尚有《复观斋记》，今也失传。[]

杨周靖先生主编的这部《〈论语解〉辑注》，书中《论语》原文采用陈晓芬《论语译注》为底本，《孟子》《中庸》则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朱熹的《论孟精义》取二程、张载、谢良佐等十二家说，分条附于其书的《论语》《孟子》之后。《〈论语解〉辑注》所辑录的谢氏《论语解》，即主要取于此书。《〈论语解〉辑注》还附增《论孟精义提要》《论孟精义序》《论孟精义纲领》；在各篇之前，有“引语”作为导言，对正文加以概述和提示。比如，在《学而篇第一》的引语中，辑注者说：“谢良佐解《论语》，不局限于章句阐释，而是围绕主题，旁征博引，往往在更大空间中拓展开去，于广阔视野中领悟主题精髓，‘言虽近而索之无穷，指虽远而操之有要’。”[]此语就将谢氏的解说与汉唐的注疏区别开来，开章明义，以助读者理解研究《论语解》。

 

二

 

宋朝，中央集权政治达到新高度，为其立论的儒学得以大发展，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理学。南宋朱熹发展北宋二程洛学，创立闽学，一生勤力讲学厘经，其学说达到了两宋理学顶峰。二程治经，推崇《论语》，朱熹则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者明定为“四书”(亦名“四子书”，别称“学庸论孟”)，费时四十余年编著《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详尽发挥其理学思想。他还将“五经”“四书”整理合并而成《五经四书》。元代延祐年间，开始以“四书”作为科举考试的考试科目，开科取士，一直延续到清代末年洋务运动废除科举考试之前，《论语》一直是学子士人推崇奉行的金科玉律。

《论语》内容几乎涵盖了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西汉统治者，虽然将《诗》《书》《易》《仪礼》《春秋》设为“五经”，但《论语》一直作为人们认知儒家或孔子思想的最原始文献。到了东汉灵帝时期，所刻“熹平石经”，在以前五经的基础上，又增加《论语》《公羊传》。东汉赵岐在《孟子注疏题辞》中赞曰：“《论语》者，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也。”[]唐代，又增加《周礼》《礼记》《孝经》，且将《春秋》分为《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三传，总称十二经，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下诏将儒家十二经刻于石碑，史称“开成石经”。

事实上，后人在谈及孔子最重要的思想及范畴时，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基本都来源于《论语》一书。这部言论集，成为人们探究孔子思想或儒家思想的渊薮。如果提纲挈领，萃取其要，一些观念就构成孔子思想的基本框架。孔子将天、人之道合一，所以他在《里仁篇第四》篇中曰：“吾道一以贯之。”[11]他在《卫灵公篇第十五》篇中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12]因为人，才有了道，那么这是什么样的道呢？这个道，在孔子那里，具体表现的方式就是“仁”“礼”之道。“仁”在《论语》中出现过一百多次，可见孔子对仁的重视。仁的思想是孔子对人性的最深刻描述，也是对人的最基本要求，更是对王道的基本要求。何谓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颜渊篇第十二》）[13]所谓仁，就是爱人；所谓认识，也是对人的认识。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颜渊篇第十二》）[14]孔子还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篇第六》）[15]孔子所讲的仁，事实上是将爱由己推及别人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因为人皆爱自己、爱自己身边的亲人，然后才能将爱推及他人。自己不喜欢的，当然就不能强加于别人，自己喜欢的，才有可能施于他人。这既是一种最高的伦理道德标准，也是真正的仁爱。 “天下归仁”（《颜渊篇第十二》）[16]，是尧舜、孔子及以往诸圣的共同愿望。

作为《论语》主旨的仁义道德，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学说的核心思想。书中从个人的品德修养、为人处世，以至到治理国家，涉及社会生活至大至幽的各个层面和重大事件和人物。《里仁篇第四》载孔子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17]君子亲爱善人，厌弃不善之人。君子应是具有“泛爱众，而亲仁”的胸怀、广大博爱的仁者。君子的好恶是其仁政、道德的外现和实践，有着深刻的内容和意义，形成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就治国的范畴来言，孔子的这些观念是有利于建立和谐社会，有利于长治久安的。但《论语》中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统治者和士大夫讲的。在革命时期，他的这种泛爱和仁政，是有着局限性的，这里就不多论了。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论语》成为经典，学者通过笺注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而成经学史上一大特点。这些笺注性的诠释，鲜明体现着儒学一贯的“内圣外王”的理想和“天人合一”的思维；高度重视从宇宙本体说明人的存在，确立人的主体价值，洋溢着人文主义的理性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儒学经典受到强烈冲击。随着外来文化的输入，许多人以为，现实中的腐败皆与儒家文化俱来，将数千年的封闭与近代的败落，怪罪于孔子所开创的儒学。新中国成立后，《论语》等经典彻底失去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儒学甚至斯文犁庭扫闾以尽。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迈开了新步伐，我们应该重新领会几千年前经书里说的“格物致知”等理念的现代意义。不管儒家思想现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否灭亡，它的许多思想精品，完全可以经过“怀疑求真”“创造性转化”，在批判地继承中获得新生。这也是我们今天重读《论语》的方法所在。

 

三

 

《〈论语解〉辑注》一书，是中州古籍出版社已出版的《上蔡先生语录译注》的姊妹篇。原作也是北宋理学家谢良佐先生，整理者均为杨周靖等学者。

谢良佐的主要著作《论语解》和《上蔡先生语录》两种，后者有几十种版本流行，但前者原书已遗失，只分散见于朱熹的《论孟精义》《四书章句集注》和《朱子语类》等书中。另外朱熹曾说：“上蔡《观复斋记》中说道理，皆是禅的意思。”[18]但此文不见他处有记录，大约也是早佚。

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处于百家争鸣的时代，到了秦汉之后，随着对儒学的尊崇，学术逐渐进入解释经典的时代，学者自己的学术思想多是通过对经典的重解来表达。所谓“六经注我”，即是此意。秦汉之后的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基本如此。《论语》作为孔子及其弟子语录的结集，是孔子言行思想的最基本的材料，具有常读常新、永不枯竭的内涵，因此历代学者也多依靠对《论语》的不同解读，来阐述自己在学术思想上的发挥和创新，从而推动文化与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成长和前进。儒学发展至北宋,在儒学复兴的趋势中出现了新的特征。谢良佐的学术思想，就是他在通过对《论语》解说的《论语解》中，得到集中的表述。在此书中，他批评了秦汉以来圣门学者为学多遵循章句训诂,而不知圣人心所在的弊病，对儒学经典有许多创新诠释。

比如“仁”，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极其重要的命题，在《论语》中也成为孔子要强调的至高无上的修养，礼乐得以实践的根本。其中“克己复礼”、仁爱博施是其主要内涵。由孝而达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第十四》）[19]是道德的至善境界。由“仁爱”到“仁政”是儒学的高尚理想。因而“仁”这一核心，成为后代儒学家反复阐释的内容。谢良佐在解说《里仁篇第四》时就提出，“仁者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非有所存斯不亡，非有所理斯不乱，如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也”[20]。他认为“仁”是全社会、人一生的方向和规范的标准。

这里仅就《论语·里仁第四》“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这句话为例，看谢良佐对“仁”的新诠释。

这句话历代训诂如下：

汉包咸注“仁者安仁”曰：“惟性仁者，自然体之，故谓安仁。” 清刘宝楠正义曰：“此经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与表记正同理，亦不异。云唯性仁者自然体之者，言天性仁者，非关利害，自然泛爱施生体。包仁道，《易·文言》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是也。”三国魏王肃注“知者利仁”曰：“知仁为美，故利而行之。”刘宝楠正义曰：“云知仁为美，故利而行之者，有知谋者，贪利而行仁。有利则行，无利则止，非本情也。”清邢昺疏曰：“仁者安仁者，谓天性仁者自然安而行之也。知者利仁者，知能照识前事知仁为美，故利而行之也。”[21]

这些注疏正义，层层叠架，支离破碎，后学皓首难穷，“像一个寸虾入了大海，紧紧泅了七八年，还不曾傍着海边儿”[22]。

即使今人的注解，也未尝不是南辕北辙，莫衷一是。如：

刘太祥注：“安仁：安于实行仁道。”“利仁：看到仁的好处，才去实行仁道。”译：“有仁德之心的人才能够心情舒畅地按照仁德的准则办事，聪明的人认识到仁德对他有长远和巨大的利益，便能够按照仁德的准则办事。”[23]

齐冲天、齐小乎译：“仁者便能安心守仁，智者便用仁。”[24]

黄瑞云评：“孔子之意，是说择住处必须慎重……唯仁者可以安于仁，智者能够利于仁，那种对象才可能与之长久相处。”[25]言择邻的原则。

从古到今，对这八个字的解释疏通都语焉不详，且有较大的歧义。谢良佐认为，自秦汉以来，开门教授《论语》者，不过是分章析句而已。魏晋以后，读者更少。既不知读其书，也不知圣人心。

那么我们来看谢良佐先生些许带有禅意的解释，谢曰：“知者谓之有所见则可，谓之有所得则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乱，未能无意也。安仁则一，利仁则二。安仁者非颜、闵以上，去圣人为不远，不知此味也。诸子有卓越之才，谓之见道不惑则可，然未免于利之也。”[26]意思是，说智者有所见是可以的，说智者自身真正有所得则不可以。他们通过认识知道仁的存在不亡，通过思辨了解仁的道理，但未能达到无意识的境界。仁者的心中只有仁的存在，而智者的心中不仅有仁，还有利的想法。专心有仁者，是颜子、闵子那种更高尚的境界，距离圣人已经不远，达到无意识无感觉的状态。其他的诸智者，说他们已经达到不迷惑是可以的，然而他们还未能免于利益的考量。不但加以解说，还有自己的体会加以发挥。

在孔子那里是至高无上的道德修养的“仁”，在谢良佐的老师程颢那里认为“仁”是“浑然与物同体的精神”。他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27]

谢良佐在继承孔子又学习乃师的基础上，对“仁”的认识加以发展。他在解《论语·里仁篇第四》时说：“仁者本无好恶人之心，不因人之顺己而好之，好人之顺理也；不因人之逆己而恶之，恶人之逆理也。故唯仁者为能好恶人。”[28]他的门生记载他的语录也说：“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天理当然而已矣。当然而为之，是为天之所为也。圣门学者，大要以克己为本，‘克己复礼’，无私心焉，则天矣。”[29]认为“仁”是自然宇宙的内涵法则，不是随便虚构的。自然法则本来就是如此的。按自然法则行事，就是要顺应天道。认为“仁”这一儒家的伦理秩序，具有“天理当然”的普遍性，“克己”“无私”，就是顺应天道。谢良佐进而认为：“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学佛者知此，谓之见性，遂以为了，故终归妄诞。”[30]活为仁，死为不仁，身体麻木为不仁，果仁可生，生生之理，即为仁意。将“仁”的内涵提高到了有生命和知觉的“以觉言仁”的意义上来。

《论语·颜渊篇第十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31]韩愈在《原道》中也曰：“博爱之为仁。”[32]而谢良佐则强调力行实践，才能成仁。他说：“晋伯甚好学，初理会‘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说仁，只管著爱上，怎生见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关爱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类具言之。晋伯因悟，曰：‘公说“仁”字，正与尊宿门说禅一般。’”[33]

谢良佐对“仁”的哲学意蕴的深化，用禅学解释《论语》，对后来的儒学家影响巨大。朱熹以为，谢良佐的“只要见得此心，便以为仁”,通过程门的再传弟子张九成不断加以突破，形成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对“仁”的认识。他说：“孔子只说‘为仁’，上蔡却说‘知仁’，只要见得此心，便以为仁。上蔡之说，一转而为张子韶（张九成），子韶一转而为陆子静（陆九渊）。上蔡所不敢冲突者，子韶尽冲突。子韶所不敢冲突者，子静尽冲突。” [34]蓝田吕大中之子吕晋伯当初唯在“爱”上下功夫理解“仁”，由此也明白“得仁”必须“力行”。

从谢良佐的论述，可见他受到了佛教禅学的影响，但同时他又是站在理学的立场上对禅学加以批判扬弃的。谢良佐对“仁”的认识，也对理学之集大成者的朱熹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二程的弟子中，谢良佐有“洛学之魁”的称号，故被黄宗羲赞誉，程门高弟“以上蔡为第一”。受谢良佐的启迪，朱熹提出“忠体恕用”说，进而发展成“性体心用”说。他对谢良佐关于“仁”等哲学概念的论述评价很高，在应城《上蔡祠堂记》中，他称赞谢良佐“其为人，英果明决，强力不倦，克己复礼，日有程课。”“（谢良佐）以生意论仁，以实理论诚，以常惺惺论敬，以求是论穷理，其命理皆精当，而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则于夫子教人之法又最为得其纲领。”“赖先生（谓谢良佐）之言以发其趣。”[35]明确了自己的集大成的学问中仁学的观念有赖谢良佐“以生意论仁”的引领和启发。从朱熹提出“忠体恕用”和“性体心用说”，可以看出在早年至中年阶段，朱熹在自己的义理上更认同从谢良佐到胡安国，经由其子胡宪又传至自己的这一继承关联。

 

四

 

在这次辑注《论语解》工作中，从收集版本，到注释解说，再到编辑校对，都得到古籍文献学家王钢先生的指导.他在底本选择、校勘体例、书证引录等诸多方面给以悉心帮助，使本书质量有了不小的提高。

更应当着重提及的是，王钢先生为《〈论语解〉辑注》所撰序言，更为本书增添了浓重的学术色彩，提升了本书的学术水准。在序中，他以一贯的严谨学风进行翔实的典籍考证，这篇七千多字的序文，已标明的引录文献就达六十余种，对《论语解》始末、谢良佐行实，钩沉稽古于幽微，辨析义理于章句，厘清了近千年来，关于谢良佐其人其书记载中的舛误和阙失。他指出，谢良佐生年其实不详，卒年应为宣和三年（1121），而不是如今众口一词，并且《辞海》也如此所记的皇祐二年庚寅（1050）至崇宁二年癸未（1103）。

对谢良佐是“解”还是“说”《论语》，各家没有定论。王钢先生考宋元书目所载，认为应是《论语解》，而不是《论语说》。他并且考证，谢先生著此书于元祐六年（1091）顷，时在秦州任教授。此书至宣和四年（1122）已刻成。考证清楚了此书的书名、撰写年代和地点。

有人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一，以为谢先生于元祐元年（1086）曾任职内殿崇班。王钢先生指出，此职乃武职内臣，侍禁殿上，而谢先生元丰八年（1085）登第，后“保举著述”，任职秦州教授。所谓任武职一说，当为重名至误。又，南宋李幼武《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外录》卷七《谢良佐小传》：“释褐登第，授秦州教。”[36]指谢先生登第后授秦州教授。王钢先生剖析此记是将谢良佐等五百七十五人在宋神宗元丰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受赐并行“释褐礼”误为“释褐登第”而致谬。

《宋史》本传对谢良佐的经历记载，已经简略含糊，抵牾矛盾。后世谢氏家谱沿袭附会，更有从毫厘谬至千里者。王钢先生条分缕析地考察史籍，将谢良佐入元祐党籍的经过，梳理得十分清楚。崇宁初，元祐党人案兴，徽宗诏籍党人姓名中，自苏辙至裴彦臣凡五十七人，谢氏列于第二十九名。九月再诏籍党人名单，刻石为党籍碑，分门别类立于端礼门，谢氏在“余官”第四十四名。崇宁二年再诏立《元祐奸党碑》，已无谢良佐之名，可知已经出籍。谢氏入籍始末，油然可见。王钢先生又分析了谢氏晚年仕途的坎坷。经考证，确认谢氏崇宁四年在应城县令任上，晚年以朝奉郎、监西京竹木务致仕，禁锢终身。纠正了清雍正《应城县志》中《职官志》记载之误。

由此，一位不搞党同伐异、结党营私，能批判佛道、中和旧说，又能兼通诸子，吸收其长，自成一家；一位“格物穷理”“仁爱诚敬”“去矜求仁”“光明卓越”的正直理学家形象就鲜明地跃然而出。

王先生对《论语解》的传习刊刻和后代的流布也根据文献和史实给予清晰地描述。他指出《论语解》写出后，以文网故，至政和间仍流传不广，只是私相传习。宣和间党禁弛，始在四年（1122）首刻，遂大行于世，南宋及元，诸家书目多有备载。只是因朱熹辑《论语解》于他的《论语精义》《论语章句集注》等书之中，单刻本《论语解》流传渐少，至明代甚至湮没无闻。唯明宗室、藏书家朱睦在其书目中记载有是书收藏。崇祯十五年九月，闯王决河，汴京陷入洪波，朱氏藏书没于泽国，此书遂最终从世间消失。

 

五

 

本书主编杨周靖也是上蔡人。 在特殊的时代中，他初中毕业后，只能回乡务农。在校时就勤奋学习、成绩优秀的少年，不墮青云之志，在繁重的农活之余，仍然要抓住一切能找到的书籍，如饥似渴地学习。恢复高考。他这个只有初中毕业证的青年，以同等学力参加高招，得以迈入大学校门。在校期间，他依然认真读书，每期成绩都是全班第一；还积极参加社团活动，担任校报主编，受到学校许多教师的青睐，以至于多年后，还是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来往不辍。中州古籍出版社老社长孙鑫亭先生在这所大学执教时就与之结下师友情谊。1994年孙先生在社任职时，杨先生就与尚景熙合作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秦丞相李斯》一书。爱屋及乌，几十年来，杨周靖先生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书多种。杨先生在上蔡担任高中语文、哲学教师，又任中学校长多年，后转政府部门担任领导，他始终感到自己不过一介书生，以读书做学问为夙愿。退休后，他担任上蔡县蔡文化研究会会长，如鱼得水，专注于乡邦历史人物和文献，组织参与每年的蔡姓宗亲祭祖活动，主编《蔡韵春秋》杂志，又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历代蔡姓百名文学家传略》《历代蔡姓名人传略》等书，近年又致力于整理乡贤著作，主编《李斯集译注》《上蔡先生语录译注》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之后，他决心一鼓作气，广泛搜罗整理、细加疏通辩证，并予以注释解说，整理出上蔡先生谢良佐的全部著作。于是就又组织同仁，爬梳剔抉，从朱熹著作和其他多种文献中，辑录《论语解》，因此得以有《〈论语解〉辑注》出版。与杨先生一同从事辑注的张绍先先生是高专高级讲师，曾任高专图书馆馆长；张重阳先生是县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曾任县二中校长；董保珠先生是县一高语文高级教师，均学识丰赡。现在杨先生及其同仁的《朱胜非集》校注工作，也已在进行之中，硕果愈来愈丰美。

文献传承，整理为先。《〈论语解〉辑注》一书是杨周靖为乡贤整理的古籍之作，对《论语解》的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州古籍出版社已出版的《上蔡先生语录译注》的姊妹篇，《〈论语解〉辑注》重新将谢良佐解说《论语》的语录辑录成册，弥补了原书散佚的遗憾。全书分为正编、补编、附篇三部分。正编辑《论语解》语录473条、校勘增录47条，共计520条。补编辑《孟子说》语录12条、《中庸说》1条，附篇辑《朱子语类》61条，列为余说，共计74条。

此书所辑录的语录在底本选取上本书主编杨周靖先生下了极大功夫，这为本书的高质量出版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书后还有杨周靖和郏中仁合撰的《一代宗师谢良佐》一文，记叙谢氏一生及其成就，以及后世的评价和荣光。将人物的经历置于北宋文风鼎盛而又积贫积弱的社会矛盾之中，展现其在元祐党争中亦官亦教、半贬半禁的坎坷经历和闻道研学、格物穷理的学术生涯。是一篇知人论世、生动可信的传记。

 

六

 

在哲学发展过程中, 理学这样的唯心主义哲学也有其积极意义。理学提出了人的思想、意识、精神等内容，为哲学发展带来了一些新思路新领域。谢良佐就说过，人性当中最难克服的就是“本己”，认为修身当中最大的障碍是“矜”。刚愎自用、自欺欺人、骄傲自大都是因为“矜”引起的。他和程颐分别一年之后再次相见，程颐问他一年中有什么收获，谢良佐回答去掉一个“矜”字，程颐听完后非常高兴。[37]因为谢良佐这件事，便有了“良佐去矜”的美好成语。以这样的自我认识、严格要求自己，每个人离成功也就不远了。理学还为哲学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观念。谢良佐的“格物穷理”论，上承二程思想，下启朱熹“穷理”学说，又开陆九渊“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的先河。这些理念在古代哲学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后来的哲学思考和研究产生了影响。谢良佐从“仁”的高度崇尚自然法则，“以觉言仁”，顺应天命，生生不已，才有生命和知觉，开拓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认知的一种新角度和新方式，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发展。今天从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哲学思想和文化方面等多个方面来看，谢良佐的理学体系存在缺陷和局限，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他在古代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因此今天对他的学说研究也就仍然具有着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

古老的中华民族现今已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上。对儒学的研究，目的应在于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化转型。这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又是发展。《论语》现今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仍要重视学习的生活方式、教化的力量和实行。今天的现代化，当然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更需要“诗礼乐”的教化，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首先是每个人成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这也是研究《论语》，整理《论语解》，出版《〈论语解〉辑注》的用意所在。

 

在撰写这篇书评中，我们除了使用在编辑《〈论语解〉辑注》中向主编和王钢先生等学习所得外，还“临时抱佛脚”，拜读了冯达文先生的《宋明新儒学略论》、杨立华先生的《宋明理学十五讲》、韦力先生的《觅理记》大著和陈来先生《仁学视野中的“万物一体”论》、张玉禄先生的《谢良佐理学思想研究》、陈石军先生的《朱子编〈上蔡语录〉考》等多位先生的论文。王钢先生在序言中谦称自己“学未及性理，又不及两宋”。与以上诸位相比，我们只是为人作嫁的编书匠，更是学术研究的门外汉。谨以此文介绍我们编辑此书的学习心得和推荐给读者的拳拳之情。

2023/6/16改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