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情缘——我与郑州图书馆

张弦生

2022年7月酷暑之中，闷在家中难耐。我和老伴决心冒险出去走一走。去哪儿呢？忽然记起社里的忘年交小友李祖哲说过，他们每天午饭后，差不多都要三五成群相约，走书园小路，沿七里河岸转一转。春天时，烟柳如织，碧桃花艳，一路笑谈，向西走到桥头，望见郑州图书馆折返，风景很好。这使我想起《论语·先进》中曾子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何等惬意的场景！虽说现在是盛夏，想来也别有一番景象。于是，坐上空无一位乘客的47路公交车，便扬长而往。

 七里河畔，柳荫浓厚，暑气顿消，蝉鸣聒耳，更显幽静。河水在骄阳下闪闪发光，蓝色的步道蜿蜒在林中，一路徜徉，来到客文路桥头。远远望见对面一座巍峨建筑的青铜色幕墙上“郑州图书馆”五个古朴大字，顿时升起一股渴望，不由自主迈过马路，走向馆前广场。图书馆此时不开放，我们从侧门进去，经过百面“百家姓”大鼓，来到四座郑州名人雕像前。我指点着给老伴说：“这是列子，你学过的《愚公移山》就是他写的，是咱郑东新区人。”又指着第二位说：“这是诗圣杜甫。”老伴说：“你不是正给这个老头儿编书吗？”我笑了，知道她是说我这几年正忙着给巩义杜甫研究会主持的《杜甫全集详注》干责任编辑的事。接着指向第三座雕像说：“这是咱管城区的老人，宋朝的建筑学家，名叫李诫。过去盖房的样式，都得参照他写的《营造法式》这本书。”走到第四座像前，我说：“这个人叫耿介，清朝人。知道他的人不多。我编过他的《敬恕堂文集》《嵩阳书院志》，就是这个馆里的馆员们整理校点的。他康熙年间中进士，很有学问。把他列入郑州四大文化名人，估计是张惠民馆长提议的。”我们围绕着馆外转了半圈，太阳正毒，但意犹未尽，就出来到对面的七里河公园，观看名叫“文化的图腾”的石柱。这座高大的图腾柱，以层层叠加的书籍样式雕塑而成，显示着此处作为市民文化中心，特别是郑州图书馆的厚重文化氛围。

从郑州图书馆向东，朝中州古籍出版社所在的中原出版产业园走去，我忽然心中有所触动——这不正象征着我一世志趣、半生事业形成的那条道路吗！回首往事，平淡的日子中多有斑斓的光影，虽渐行渐远，而又历久弥新。

我是1944年生人，1948年来到郑州。我在郑师附属小学读书，从四年级起就是郑州图书馆的小读者了。那是1954年的事儿，郑州图书馆刚成立一年，当时叫“郑州市人民图书馆”，后更名“郑州市图书馆”，再后来就变更为今名了，不过圈内人多数还是简称“市馆”，大概是与河南省图书馆对称的缘故吧。市馆当时还在大同路东头路北。馆内一圈二层楼房，中间有个小院。临街门内就是阅览室。星期日或者寒暑假，我经常来借阅书刊。东头是读者的座位，西头柜台里是借阅处和藏书室。最让我眼红的是柜台里常有几位戴着红领巾和红袖箍的小学生在服务。他们出出进进神秘的藏书室，一脸严肃、忙碌的样子，使我很羡慕，想着：我要是也能进去帮忙，不就能随时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了吗！

记得那时张万钧先生已经在馆里上班了。我见这个人戴着眼镜，很有学问的样子，脸上总是笑眯眯的，十分和善，但总不说话，指指点点地教读者查索引，填借书条。后来才知道他幼时失聪，说不清楚话，只好给读者这样比画着服务。我父亲给我订的有《中国少年报》和《连环画报》，来这里我多是借阅儿童刊物和书籍，一坐就是半天。那时，我还有两个常去的地方是位于大同路西头、后来又迁到解放路上的郑州新华书店和二七广场南面的大型阅报栏。那是崇敬读书人的时代，无论老少，都各自常把钢笔别在胸前的口袋里，显示自己能读会写有文化。一次我看报太专心，钢笔被偷走。这件糗事被家里老人当笑话，每每向弟弟妹妹提起，说我是个书呆子。那次出事后，我也格外小心，尽量去市图书馆看书，安全又舒服。

1956年，我进入郑州市第七中学读初中。那时这所学校还叫“河南省第一工农速成中学”，校图书馆和阅览室书刊很多，紧挨着我们教室，课间操时就能去借阅书刊。但放了假，只要学校不组织夏令营、军训等活动，做完作业，我还是常去市图书馆看书。不料接二连三来了运动，全民都忙着“大办钢铁”“放卫星”，七中又被拆解，把我们这一届初三临毕业的学生分到西郊林山寨第十九中学上学，就没有机会来市图书馆看书。高中我在郑州九中上学，进校不久，这个高中一跃升为大专，名叫“河南省科学技术专科学校”，号称河南的“中科大”。这时吃不饱的三年到来，我平时住校，假期忙着打工、开小片荒地种粮菜，更没心思去郑州图书馆看书了。

但冥冥之中已经有一件将来使我与郑州图书馆关系更密切的事情发生了。——1959年，郑州市文化局成立了文艺工作团，来校招演员。我的高中同学周树德嗓音好，被选上挑走了。后来他转业到市馆，这就扎下了我与郑州图书馆更近缘分的深根。

1961年，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河南科专这所大学停办，又恢复为郑州九中。我也从大学生又落成高中生。1962年毕业后，因为患肺结核病，我没能参加高考，心中十分沮丧，情绪低落到极点。同学们考上大学的去上学，找着工作的去上班，我孤苦伶仃在社会上漂流。市图书馆几乎成了我唯一可去的地方。记得那时阅览室搬到了二楼，平日去的人不多，我则成了常客。

我常忆起儿时的梦想：要是我能来图书馆这座文化殿堂工作，那该是一辈子最幸福的事情啊！不料却真的有了机会。1948年，我父亲在郑州新政权建立后，到市公安局从事内保刑侦工作，与市文化局耿副局长曾经是一同化装打入敌人内部的老战友。他的儿子耿杰也在市文化局所辖的郑州图书馆工作，人长得老相，性格内向，馆里人都称他“老耿”。1964年上半年，我的身体基本康复，父亲四处托人给我找工作。耿局长告诉他，市图书馆招收刻蜡版、写卡片的资料员，要求写字工整好看，让我去应聘。我没有书法天赋，从小练字，字体尚算工整，但不好看。那些天，我临阵磨枪，找来钢笔字帖恶补，又学习在蜡版上刻字。到约定的那一天，我去市馆，平时轻车熟路的地方，现在好像陌生起来。找到老耿，他带我去见时任馆长张杜荣。白白胖胖的张馆长笑容满面，像尊弥勒佛，简单问了我的学历情况，安排人拿出钢板、蜡纸和铁笔，又递上一张报纸，指着一段文字让我刻录。中间他过来看了一次，又笑笑走了。刻完后交卷，回家等候消息。这时，市文工团已经解散，周树德等人分到馆里工作好几年了。我私下去找他打探消息。他也是笑着对我说：“弦生，你那字不中，录取别人了。”我失落了好久，但也知道自己的字确实上不了台面，甚感自卑遗憾。

不过到这年的9月份，我的遗憾就得到了补偿。——我被招入郑州市文物陈列馆（即今天郑州博物馆的前身）从事考古勘探发掘了。虽说是临时合同工，但这神圣又神秘的工作，也使我无比兴奋喜悦。

被统称为“三馆一站（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广播站）”的四个文化单位与剧团、影剧院分开，和新华书店一起，另属文化局文化科管辖。我们学习、开会常在一起，领导也相互调动。图书馆的郭愚夫调到博物馆担任秘书，后来提升为副馆长。他在图书馆与周树德的关系很好。树德高中一年级没上完，就被抽到文工团，论学历最多算高中肄业。郭愚夫是郑州师范毕业，中师学历，树德和郭愚夫相约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函授。利用业余时间，苦读了三年，学完了全部课程。尽管有人对他如此埋头读书颇有微词，但他痴心不改，坚持学习，钻研业务，提高能力，在馆里成为独当一面的人才。

1968年12月，博物馆的这批临时合同工，被进驻的工宣队下令离开博物馆，我分到郑州灯泡厂上班。年底28号，在凛冽的寒风中，我们一行年轻人拉着一辆架子车，装上行李，在工宣队员检查过有无文物偷带出馆后，黯然离开了我人生的第一个工作之处。自那时起，我多年没有到过郑州图书馆，只是去设在中原路上的科技分馆的家属楼里，看望过周树德。

1975年，中国开始与世界各国广泛交往。这年一个欧洲袖珍小国圣马利诺元首来华访问的蝴蝶效应，使我的人生又发生了大变化。这个小国元首向我国赠送了他们的一部大百科全书作为礼品，而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却只能以小小的《新华字典》回赠。于是，由商务印书馆牵头，和中南四省区（河南、湖南、广东、广西）一同接受了修订《辞源》的任务，各自成立了修订组。河南省在郑州、郑州大学等五市八校成立了分组，加速完成这一修订任务。郑州市委宣传部又从各单位抽人组建分组之下的小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提出“三年任务一年完”的口号，快马加鞭，突击工作。阴差阳错，因为我曾在郑州博物馆上过班，并且平时好舞文弄墨写点东西，接到抽调人员指示的厂政工组李华昌先生就派我参加，到郑州图书馆报到。

1976年6月，在八年后我再次踏入郑州图书馆的大门。恰巧周树德是郑州市组的联络员，他安排我到郑州师专小组——这个组从工厂抽调的工人黄河清去上大学了，缺额由我补上。由于各个图书馆，特别是各中小学校、企业单位的图书馆藏书都在前几年的内乱中被焚毁殆尽，修订《辞源》必备的古籍更是荡然无存。因此郑州市图书馆专门为修订《辞源》建立了资料室，供本市和全省的修订人员查阅书证资料。我自然又是常客。管理资料室的是刚从郑州市豫剧团转业来馆的张惠民先生，他成长在艺术之家，在剧团演娃娃生，因喜爱读书，要求调到图书馆来。到馆时他才二十多岁，风华正茂，引人注目。但他为人谦恭，热心服务，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进步很快。80年代初，他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系在职学习，取得了大学文凭，是馆内的后起之秀。

《辞源》修订结束，我参加了郑州市教委组织的以参加高考形式选拔的中学教师招考，取得了中学语文教师资格，得以留在河南人民出版社继续从事古籍编辑。这就使我从郑州图书馆又开始了人生新历程。

这几十年一路走来，从始至今，我一直都得到了郑州图书馆几代人的帮扶。

郑州图书馆现任馆长李红岩女士继任后，更加重视馆里的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工作，专门安排把《三国志玉玺传》一书扫描制片，拟正式出版。这将是古代文学史研究的一大幸事！

1986年这一年，由张万钧和周树德据明刊本整理校点的明代章回小说《隋炀帝艳史》也由我作责任编辑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当年7月发行量就高踞全国十大畅销书榜第二名（见1986年9月5日《中国青年报》），1986年、1989年两度获得中州古籍出版社畅销书奖。

我设计的《明清文言小说选刊》丛书也得到了市图书馆的支持。清吴炽昌著《客窗闲话》是晚清著名的笔记小说，由张万钧、傅玉梅整理校注，收入了《选刊》出版。

1991年，还是由我担任责编，出版了由张万钧、李远、申爱云汇编的《幼学启蒙图书集成》，包括《四体百家姓》《四体三字经》《绘图千字文》《日用杂字》《弟子规》《朱子治家格言》《绘图四字鉴略》《绘图千家诗》《龙文鞭影》《幼学故事琼林》共十种，将古代著名启蒙书籍囊括其中。此后，中州古籍出版社又将这套集成拆解分别出版，直到今年仍在重版、重印，不断销售，成为看家书。根据在编辑这套集成中的体会，我撰写了《由荒蛮通向文明——〈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的编纂特点及人文价值》一文，发表在《殷都学刊》1995年第2期上，并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出版工作、图书评介》1995年第6期中。这也是我的一大收获。

接着，郑州图书馆由张惠民主编的《古都郑州文化丛书》四种——《西台集·贵耳集》《敬恕堂文集》《张调元文集》也由我责编，在2004年12月出版。与此同时，他又领导全馆专业人员整理校点《郑州志》丛书；2007年李红岩接任馆长后，又继续主持这套书的主编工作。全套书包括郑州（县）两卷，荥阳卷，登封、中牟卷，新郑、巩县卷，密县、荥泽卷，补遗卷，历经十年的时间，将历代郑州各县旧志包括残本数十种，悉数收录，直到2013年9月全部出齐，其中绝大部分由我作责任编辑。在全国的旧志整理出版中，以如此大的规模将一个地市的各县旧志全部整理校点以简体字排印出版，堪称首屈一指。

以上所述郑州图书馆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仅为由我任责编、较为重大者，如再细列，就是一个很长的书目了。

2004年我从中州古籍出版社退休后，又返聘到我于2001年已经参与的、由中原出版集团主持、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原文化大典》编辑工作之中。除了大典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外，我还承担了其中分典《著述典》共六册的责编。市图书馆的韩富荣是该书的作者之一。2006年初，李正辉从河南师范大学即将毕业，先期来到古籍社大典办实习，同年7月毕业后，他被郑州图书馆录用。我们在《中原文化大典》办公室结下的友谊，成了我和市图书馆联系的又一条纽带。

《著述典》起初定的书目收录原则是精选，将近完工时，又改为博收，无论存佚，凡有记载的全作记录。这一变动虽不无道理，但离原定出书时间已经很近了，按时出版遇到很大困难。救场如救火，李正辉和洛阳师院图书馆的牛红广伸手相援，与《著述典》副主编李乔一起，用《河南通志艺文志稿》来突击查漏补缺，使《著述典》如期完稿出版，2008年4月在郑州第十八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展示了出来。

客文一街上的新馆建成后，2013年8月开始试运行。李红岩、张惠民两位新老馆长邀请古籍社的同仁到馆参观，分管古籍整理选题策划和编辑的古籍社副总编辑马达先生、一编室主任王建新先生和贾保倩女士，与我一同应邀前往。李红岩馆长热情地接待了古籍社一行，向我们介绍了新馆概况后，由张馆长率领、李正辉作陪，带我们到各个楼层的每个部门逐一参观。年近八十的张万钧先生专门从西郊家中赶来，在古籍文献部等候我们。李红岩馆长特别批准我们进入古籍书库阅览所收藏的六万多册古籍，特别是三千多种珍本、善本。万钧先生挑出几种具有出版价值的珍本打开给我们翻阅，介绍其版本、作者和内容。中午聚餐时，李红岩馆长又详细介绍了馆内下一步的科研和古籍整理设想，以及具体的计划。马总编说起他来到古籍社后，对郑州图书馆给社里出版工作大力支持的感受，希望能继续展开更持久广泛的合作。接着还具体商谈了《三国志玉玺传》的影印事宜。从此又开启了市图书馆和古籍社合作的新篇章。

薰风拂过，柳枝轻扬，思绪折返到眼前来。崭新肃穆的郑州图书馆新馆真不啻是一座知识的龙宫，蕴藏着无尽的人文珍宝，令人叹为观止。郑州图书馆在历届领导和全体新老员工的不懈努力下，从大同路的天井小院走向了今天面积七万多平方米，馆藏文献三百余万册（件）的国家一级图书馆。中州古籍出版社也从花园路五十四号楼的八间小房，发展到有近二百名员工，最高年出版书达一千多种、稳居全国前列的古籍专业出版社。繁花簇拥的大道一路向东，将郑州图书馆和出版产业园两座文化殿堂连接在一起。这些年，馆、社两方的联系已经常态化，到市图书馆来查找资料、商谈选题的古籍社编辑络绎不绝，共同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赓续发扬做出新贡献。作为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和最早受益者，我甚为欣慰，于是抱着无比感谢之情，写下这篇文字以志纪念。

草于2023/2/23中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