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已经记述了几位氢气班的学徒工。下面再记班组里的师傅们。氢气班的班长就是我的师傅王春光。他是荥阳王村人，四十多岁了，在厂里属于年长的人，但他也是1961年和张群有一起从郑州市地质队调来的。不过厂发氢房的制氢设备一装上，他就是负责运行维修的人员，邹平琪和我都是他的徒弟。他虽然只有初小文化水平，但肯学习钻研，上班不抄仪表时，他还常常练练钢笔字、手笔字。对于水是由氢和氧组成，他很明白，因此也知道水电解后为氢气和氧气；电解用的是直流电；电解水中加氢氧化钠是为了促进电解，电解片必须绝缘，等等知识应付平时的运转和维修已经足够使用了。我到岗后，他把设备图纸和说明都拿给我看，交代了操作和检验方法，没多长时间就让我独立值班。对他的毫无保留的教授，我一一记在心中。在工厂中，师徒如父子，所以我处处恭敬有加。有一次，他的一只手受伤了，不能洗涮，我就主动为他洗衣服、袜子等物品。他泡在盆里的内裤我也要去洗时，他说什么也不让我洗，而自己一只手揉把揉把晾挂了起来。

王师傅家中除了妻子外，还有一双儿女，大的是女孩，正在上学，小的是男孩，还是学前幼童。因此他对家比较牵挂，每周都要回家。他家离郑州有八十多里，那时村里到郑州还不通汽车，他都是骑自行车回去，路上要骑三个多小时。平时他对自己的自行车很爱惜，保养得很好，经常上油调试，擦拭得锃光瓦亮。我也因此跟他学会不少保养和修车的技术，算是师傅额外的传授。可惜我这人太懒散，离开厂里到出版社后，与大知识分子处久了，更不愿动手修理自行车，手越来越生，也就全靠修车行的师傅动手了。在王师傅眼里，一个有自行车的男人，若不会自己修车，那就是蠢笨到家的浑球一个。所以到出版社里后，见从学校来的编辑老师用筷子卷着布擦电风扇，不知道把网罩拆下来的举动，也觉得很好笑，太书呆子气了。实际上，我在师傅眼里也是如此。有时候他嘲笑我说，“唱戏没嗓，担挑没膀”，“哈巴狗撵兔，要跑没跑，要咬没咬”。我听后很感羞愧。

到发氢房上班后，连队的出墙报、演节目、教唱歌、读报纸、写稿，等等活计，都成了我的任务。虽然每两个小时才抄一次仪表，就这我也难免不按时在岗。有时，还要招呼一拨人来发氢房，或者抄写，或者排练，人出人进，打破了先前的安静。抄墙报时，王师傅还愿意上手抄一篇；排节目时，他就嫌屋里院里太乱了。嘴上没说什么，心里有些烦忧。我很理解他的心情，嫌吵闹，又怕制氢运行中出事故，但我也很无奈。

有一次，果然出了事故。那天上午是我在发氢值白班。在验光室上班的刘宪荣送了检验单后来我这儿。她的丈夫李金泉是退伍军人，担任厂里汽车班班长。宪荣有轻微的癔症，发作时急躁不安，不讲道理。李师傅是再婚，年纪较大，所以对宪荣很包容、照顾。平时她则晓得丈夫对自己诸般好处，勤劳操持家务。李师傅人很精明能干，也很正直。我到他们家去玩，他见多识广，提起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常常心怀不平和担忧。后来他们两口都调到新建的郑州轻工业学院了。他们两口有一女一子。当时他们的儿子还小，长得胖胖的，活泼可爱，刚学说话，就会咿咿呀呀地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稚嫩的嗓音把“个个要牢记”，唱成“个个轧路机”，很好笑，招人喜欢。宪荣是和我同届不同校的同龄人，又曾同在一个班组，所以一块谈起家事、工作，她很有兴致。我们坐在桌子两边。我一边盯着两台发氢电解槽，一边和她说话，忽然看见一台电解槽的水不动了，赶忙去看，又一扭头，见电机房一片烟雾，并从窗户往外冒出。我立即把电闸拉下，设备全停止了运行。

两台电解槽所用的直流电是由两台直流发电设备提供的。一台是直流发电机，由马达带动发出直流电；另一台是水银整流器发出直流电。后一种设备发明于1902年，50年代以后就因其耗电量大、不安全，而成为淘汰产品，而此时已经是70年代了，灯泡厂还在使用着。设备冒烟应该是线路老化造成短路所致——这些知识都是我事后才知道的。当时只忙着赶紧关了机器，打开窗户清理余烟，向在隔壁烧氢房上班的张群有报告。群有马上让电工房派人来查看。来的电工是张忠民和鲍耀淳。这种淘汰的老设备，他们也没有见过，经过仔细检查，确定是线路老化的问题；另一台直流发电机仍可以正常工作。车间领导向我再次核实当时情况，刘宪荣也证明她当时在场，那时我的确在岗没有离开，排除了违纪违规操作的疑问。此时已经中午了，王师傅从宿舍来取碗筷准备到食堂打饭。见水银整流器烧了，一台发氢槽也停了，就说：“我在宿舍楼上就见发氢房冒烟升到半许空中了。”又说：“你当时要是在现场，不会烧成这样。”我只好解释，当时自己确实在现场，没有外出。他将信将疑地去吃饭了。我心里很憋屈。好在群有也将实情告诉了他，此事才没有节外生枝再追究我个人的责任。只一台设备生产，氢气供不上需用，还得拉着钢瓶到外单位氢气站去购买。厂里这时下决心购进新型大功率设备，这才有了前面我所记的，和单鸿、王春光、吕学孟到陕西去出差的事情。

王春光师傅从小在农村长大，干农活不在话下。进厂工作多年，仍有农活情结。发氢房和煤气房一样，是易燃易爆的场所。所以都是单独的院子，气库周围是平整的草地，不许堆放杂物。王师傅见不得平地上杂草丛生，就要亲自开荒耕种。我自然是紧跟其后，亦步亦趋了。这块地原来大概是房基，浮土下面碎砖瓦很多，翻地时下不去铁锨，只能用手刨，好在不像在学校下乡劳动时那样，有时限，搞竞赛，悠着劲儿干就是了。翻捡出的瓦砾除了碴在田地周围，还在墙角堆了一大堆。厂职工食堂的采买司务长程慎明师傅是参加过援朝的退伍兵，在冰天雪地的战场上饮冰卧雪，把脚趾头都冻掉了，走路有点跛。来厂里干采买一心为公，领导经常表彰。他见我们在开荒地，就建议种菜，供食堂用。他还热心地买来几样菜籽。俗话说：“一亩园，十亩田。”菜园地的肥力比庄稼地的要求高得多。这块原来的房基地的肥力十分瘠薄。为了提壮，王师傅提出上有机肥——人粪尿。在南墙边埋了个半截缸作粪窖。我和他抬着从配料房找来的铁桶到厂内的厕所——那时还都是旱厕，把旧搪瓷碗钉在木条上用来舀粪水。粪水需要倒在粪窖里沤制发酵才能施用，在粪窖上又加了木盖防雨防臭。平整、开畦、筑埂，撒上菜籽后，就是浇水、施肥、间苗、拔草，等等全套农活。只有蒜苗、小青菜长得还可以，大白菜只发叶不包心儿，番茄果结得干瘪歪扭，不成个形状。收获后，全部交给了食堂，指导员孙玉学在全连大会上表扬，说这是执行“学工”“学农”指示的实际行动和成果。王师傅年底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这是其中一项重要独特的成绩，他很高兴。第二年要建新发氢房，院里堆放建筑材料，种菜的副业作罢了。

王师傅出身贫苦，他给我说过，1942年河南“水旱黄汤”大灾难中，他们家濒临饿死，到陕西逃荒，路上为了活命，把他的尚在幼年的姐姐卖给一户农家当童养媳。前些年，他和姐姐联系上了，去陕西看望她。姐姐告诉他，自己长大成亲后添了几个孩子，女子也已经嫁人，“卖了”多少多少钱。王师傅说：“收彩礼和卖闺女是两回事，你怎么说得这么难听？”姐姐很不以为然，说这里都是说女子出门，卖了多少钱。王师傅很感叹农村妇女地位还是有待提高。

新发氢房盖好、新设备安装毕，发氢工作改为三班制，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以供厂里扩大生产规模后的氢气使用。王师傅在老发氢房放了个水缸，缸底侧打个孔，装上龙头，上面接上热水管，成了一个很不错的洗浴房。上夜班时，不单是当班的人，就连家人、密友也能来泡澡、洗衣。每班也改为两个人值班，杜绝了过去单人值班不可避免的脱岗现象。这样就从原来的两个人，增加到六个人。由三个男工：王春光、王昕和我带三个女工朱金凤、景金枝、刘灿芝值班。我和朱金凤一个班儿。后来朱金凤因为孩子多，不便上夜班，调到了检验上，先是干拣丝，后来又到出厂检验。她走后，从卷烟厂来的王淑芳和我一班儿，直到我借调离厂。为了方便王春光师傅在调休时回家，每班儿上十二个小时，休二十四小时，王师傅在赶到歇长班儿时，就可以在家住两个晚上了。我离开厂后没几年，他也退休了，女儿来厂接了班。

朱金凤的丈夫老牛原籍在山西，参军后学会电器设备操作维护，在重庆时他已升职为干部，在此结识了在川剧团当演员的朱金凤。小朱个子不高又很瘦，在舞台上只能演丫鬟，但她嗓音好，不上台时，就在幕侧伴唱。两人经过热恋成亲，有了三个孩子。后来老牛转业到郑州，分配在省五金交电公司，这是灯泡厂产品的主要经销单位，小朱得以来灯泡厂上班了。

我和小朱上班闲聊，知道了她的许多家事。他们初来郑州时，老牛的转业费颇丰。两人带着孩子，下班懒得做饭，就到街上下馆子，老牛豪气地说：“把郑州的饭馆吃个遍！”这样的日子肯定是长久不了的。小朱就让在重庆家中待业的妹妹来帮助带孩子做家务。起初几年，小朱的生活很惬意，厂里文艺演出时，她经常上台演出。对她这样的专业出身的来说，自然是小菜一碟，游刃有余，甚至排练都不需要参加的。

但是小姨子到来也埋下了祸根。朱金凤的身体不大好，得了甲亢。脾气越来越暴，发作起来，不但与老牛争吵，还忍不住打骂孩子，体力也越来越差，眼球突出、体重锐减，经常冒虚汗、手发抖，家务活干不动，夫妻生活一团糟。情窦初开的小姨子成了老牛的解渴清水，这姑娘对家中脸前成熟的男性崇拜有加，干柴泼油无拘无束地燃烧起来了。纸终于包不住火，被不期而归的小朱撞个正着。脸面撕开，姐妹两人便摊牌了。妹妹坚持非老牛不嫁，于是这对原本恩爱浪漫的才子佳人离异了。小朱成全妹妹和丈夫，从省五金交电公司家属院搬出来，住到黄河路灯泡厂家属院临街的楼上北侧，是一套原来省统计学校的教室改成的一间半房子中，带着小儿子过活。她后来改嫁给了一位在郑州工作的重庆老乡。小朱相中他一来是乡亲，二来不会生育，两人的日子过得倒也平和。只是小朱终因病情加重、多症并发，中年就去世了。

景金枝和刘灿芝虽然和我都在发氢房上班，但没有同过班，仅在开会或交接班时见过面，并不太熟悉。景金枝两口都在厂里上班，她的丈夫吴文杰，和她一样长得都很白净细嫩，两人是厂里的金童玉女。吴文杰在玻璃车间梗子组上班，一双儿女长得也十分齐整。两口是厂里老人，好交际，爱热闹。她的文化水平不高，能从装配线上调到发氢房，得有一定的人脉关系才行。吴文杰是灯泡厂最早下海的人之一，厂里最先富起来的，后来就更不止万贯家产了。刘灿芝是60年代从太康县招来的女工。和景金枝性格为人正相反，朴实不多说话，但给人的印象很亲切。她在车间已经是多年的班组长了，年纪大了，长年在紧张的装配线上干活，身体有些吃不消，她又是老职工中少有的中学生，所以三丝车间从机修连队独立出来后，李继安当了车间主任，就照顾她来发氢上班了。刘灿芝的丈夫和她是中学同学，在河南农学院毕业后，因为各方面都优秀，留校任教。他常常送刘灿芝来上夜班，我们见面倒聊得来。他也是和刘灿芝一样的脾气，待人忠厚，是那种真正走在泥土中搞科研教学的农业科技人员。前些时我见到刘灿芝和厂里一帮退休女工的合影。照片的她烫着卷发，戴着一副粉色大墨镜，围条纱巾，穿件风衣，一副高知太太的打扮。和其他人相比，皮肤细腻，粉妆玉琢，如鹤立鸡群一般。

厂里建厂时期来的老职工中，除了葛长生、潘兆琪那些做技术工作的人员外，有中学文化水平的女工很少，丈夫是大学生的更少。刘灿芝、李玉新之外，我熟识的就是同在氢气班的邵天琴师傅了。邵师傅是建厂时从豫东郸城县招来的。她说话处事处处小心，干活很钻研、有主见。她一个人负责切丝机，不但产品质量好，机器维修通常她都是自己动手。她是厂里唯一的一个四级女工。

技术员王光宗在洛阳上学时的同学王安邦考上了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在上大学期间，王光宗就把邵天琴介绍给他交朋友处对象。王安邦家在洛阳农村，家境尚可，但供一个大学生也很艰难，邵天琴在生活上没少资助他。毕业后，王安邦也以成绩优秀分到河南中医学院教医古文课。两人成亲后，家庭里里外外的事，多是邵师傅安排拿主意。20世纪70年代，洛阳郊区一是乡镇企业多，二是农业收成好，农民比较富裕。王安邦在家里是独生子，结婚后，连生两胎都是女孩儿。老父亲常叹气说，这盖得齐齐整整的四合院，将来给谁哩？邵天琴知道老人的心思，下决心要生男孩。找中医，寻偏方，算日子，什么办法都想了，第三胎还是女孩儿。接着又怀上了第四胎，偷偷做了个B超，知道这次是男孩，全家高兴得不能行。可是临产前几天，因为脐绕颈，胎死腹中。邵师傅哭了好几天，王安邦说：“算了吧，现在这么严，没男孩不要紧，受处分、丢工作是大事。”邵师傅不死心，说啥都要给王家生个男孩。经过千准备，万准备，又怀上了，终于如愿以偿，添了男孩。这时已经是1977年了，王安邦就给好不容易得来的爱子取名“大治”。

他们的大女儿中学毕业后，在厂里干合同工。这时厂政工组的沈国明已经到金水区当领导了。邵天琴就去找他，安排大女儿在区信用社上班了。我到出版社后，因为古籍出版工作与王安邦熟识起来，我约他撰写一部河南历代中医科学家的书稿。邵师傅得知后，春节时特意带着礼品来我家，说是来看望几十年和我一起生活的姨祖母。让师傅来看我，弄得我很难为情。我明白她是操心王安邦的那本书出版问题。王安邦不是学中医出身，比不上中医专业教师的科研著作和论文多，这本书出来后，对他评教授起了不小的作用。

邵师傅和我的家庭都是所谓有些问题的，所以我们有许多相似的遭遇感触，同病相怜，许多想法一致，所以在厂里比较谈得来，互相了解也比较深。她怀大治时，年纪已经很大，厂里多次动员她，她不听。临产的前十几天，她身体不支，加上精神紧张，病倒了。我和班组的同事崔秀珍私下约好，一同到西里路上的中医学院家属院看望过她。1973年前后，内外交往多了，文化活动也逐渐活跃。文艺界最先登台演出的是像最早将《考古》《文物》这样的杂技艺术。那时，省里特意将濮阳市杂技团调到省会，成立了郑州市杂技团，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接待演出。郑州市灯泡厂是省里的对外开放单位，陪当观众看演出也是任务之一。先是厂领导去看演出，接着安排积极分子，轮到我和邵天琴去看演出，就是最后一批了。得到通知的前一天，就专门给我们开会，说明多么信任我们，也是考验我们。接着宣读观看演出注意事项，有十好几条，从着装仪表，到行为举止，以及如何应对讯问，等等非常详细。散会后，我和邵师傅又郑重地互相提醒都要注意什么、要带哪些东西。尽管是酷暑夏天，我们还是穿着正装，前往河南人民剧院。坐在座位上后，就没敢再站起来。外宾入场，热烈鼓掌欢迎后，节目才开始演出。那时还没有卫生纸，就预先将废报纸裁成小方块，放在口袋里，以备吐痰、擦鼻涕之需。用过的纸也装在口袋中，到家才扔掉。就这样，觉得总算得到组织的认可了，也是十分兴奋喜悦。

崔秀珍和邵天琴在同一个房间里上班，除了葛长生有时去那里处理一些灯丝切割长度等工艺上的事外，平时就她们两人在那里——中间有短暂的一段时间新进厂的老栾也在那里——她们的丈夫都在省直单位工作，又都住在行政区这一带，所以两人的关系极好。崔师傅年纪较大，没什么文化，虽然也是干切丝，但是用剪刀手工操作，剪切一些小批量的活。她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在郑州纺织机械厂上班，二儿子参军了，小女儿当时还在上中学。她的活不用水，不用电，无论在那里都能干，厂里有时停电了，她就把灯丝装提兜中带回家去剪。不论从哪方面看她，都还是一位家庭妇女，上衣无论是单的、棉的，大多是她自己裁制的带大襟的样式，像是在操持家务之余干些铰铰缠缠手工活似的。她的话题也都是家长里短的生活琐事，别无所求。对周围的工友也像与邻里相处一样，是位一团和气的老妈妈。

在她们的隔壁就是用硫酸化丝的作坊。我到氢气班时，是陈少平和鲁秀梅在那里操作。陈少平是从市商业局下放来的退伍军人，担任副班长。他家在信阳息县包信集农村，父亲是生产队队长。信阳那三年时参军。他亲历了信阳在那时期的的情境。那些事，他都是亲眼见过。说起这些事，他也不太避讳，只是在公开、正式场合不提这些而已。

陈少平保持着军人那种正直的作风，对同志真诚相处，对工作认真负责。文化水平不高，但喜欢看书读报，关心国家大事，也常给连队墙报写些文章。做事明理公正，对人古道热肠。他一直反映鲁秀梅一个女孩子不宜在化丝这么有害的岗位上长期工作，后来把秀梅调到拣丝上，换来一个家境困难的老工人李海水来和他一块干活，而他自己却从没有提出过调换工种。他的妻子在息县老家，农活劳累，怀孕两次都流产了。邵天琴劝告他一定要把妻子接来郑州居住，才好保胎，否则年纪越来越大，成习惯性流产就很难生育了。他这才把妻子接来郑州，住在为单身职工家属探亲准备的“干打垒”平房里，后来添了个女儿，两口很是高兴。因为是住在厂家属院，他知道新盖的家属楼有空房，而我因为无房而办不了婚事，他就带我去空房，换了把锁，帮我搬进去，把婚结了。虽然当时秩序混乱、出于无奈，但我这事干得也是实在莽撞，不过心里对陈少平还是很感激的。

因为妻子一直办不成郑州户口，所以陈少平决定调回息县老家工作。这时有位在息县插队的知青在县百货公司参加了工作，听到音信，找他来对调，很快办成了。陈少平临走时，班组全体人一起在氢气班院里合影留念，至今我还放着这张珍贵的照片。每每看着照片上少平那忠厚诚恳的脸庞，就生出怀念感谢之情。据说他回去后，因为在郑州原来是干商业管理工作，见多识广，又是党员、军人，贫农出身，在县百货公司不久就担任了领导职务。

接替鲁秀梅到化丝上班的李海水已经五十岁了，老伴没有工作，家里四个孩子，大的还在上学，一家全靠李师傅一个人挣钱养家糊口，确实困难。他很乐意到化丝干活，因为这是有害工种，每月发有害补贴，可以稍解家中困窘。他每天在厂里的午饭很简单，白水煮面条，放几片菜叶，加点盐就成了。整天想的是如何省钱过日子。有一次班组里人说闲话，我说在博物馆时，自己做游泳裤头，三尺布做了两个。他听了很感兴趣，就问我是如何剪裁的。坐在一边的邵师傅说：“年轻人穿的游泳裤头只盖住个档。你那么大年纪了，穿个那样，老婆孩子不笑话你？”他才没继续往下问。后来他私下又找到我讯问。我拿报纸给他折叠画了个样，并且告诉他，这样的裤头只能是侧面开口的。他把纸样拿走了，不知道后来照样裁剪缝制了没有。过了几年，他的妻子和大儿子在厂对面的街道企业瓦楞纸箱厂上了班，家境才逐渐舒展开来。

在氢气班院里的拣丝组，曾归氢气班管理。以下记述组里几位常有家庭趣事的女工师傅。

一位是张家信的妻子小孔。她和张家信是长垣县老乡，中学文化水平。待人细心、周到，但心眼比较小，一见有人在旁边说悄悄话，她就起疑心是否在议论她；见有女性和张家信搭腔，就想此人与老公不知什么特殊关系，晚上回家要详细盘问。张家信穷于应对，常有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发生，被传为笑谈。

还有一位是从国棉四厂调来的王秀玉，能歌善舞，十分活泼。她经常在院里给大家表演歌舞。我记得比较清晰的是她又唱又跳表演的《洗衣歌》，无论舞姿还是歌声都十分娴熟优美。厂里文艺演出，自然少不了她的节目。他的爱人一是爱她，二是对她不放心，每次都来接她下班，真是形影不离。此事也常被大家拿来打趣。前面我说过，到出版社工作后，有时早晨会随内人去紫荆山公园广场跳交谊舞，常遇见高海棠，也常遇见王秀玉。王秀玉见了我，热情地邀请我跳一曲，说灯泡厂破产后，与丈夫一起做服装生意。我往四周一看，就见秀玉的丈夫也在舞场，虽然在和别人一起跳，但不时地向我们这边张望。我很识趣，一支曲子下来，和秀玉的丈夫打过招呼，就不和王秀玉再跳了。谢五岭告诉我，王秀玉现在行走已经不是很利索了。想想人总是要老的，随遇而安吧！

再一个是管理省干休所的部队干部家属，豫东人，姓名记不得了，也是全国合同工转正前突击从老家农村来厂的合同工。她脾气比较豁达，啥事都敢往外说。她说，与丈夫的感情极好，丈夫的要求也强烈。每次探家，天天来事儿。临走那天，送行的人正在堂屋中间坐着，丈夫还拉她到里间屋床上，抓紧时间又来了一回。说得大家笑了好长时候。

还有一位是康振轩的妻子花英，也是从棉纺厂调来的，个子高高的，大眼睛，好说笑，对人热情，自来熟。她曾对我说过，找对象千万不要找纺纱妮儿。“轻工业不轻，重工业不重。纱厂女工挡车一天跑七八十里，年纪轻轻身体都累垮了，别指望她给你干一点家务活。”

后来到这个组的女工除了有李继安的女儿小李外，还有胡莲梅、朱金凤、鲁秀梅，这些都是熟人，前面已说到了。小李当时还是大姑娘，和李继安住在一起，患有痛经病，一到例假来时，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十分难受。奇怪的是她们去李继安家探望小李，还要叫上我，我不好意思拒绝，见了李继安和小李，更感到不好意思。至今我也想不明白，这几个与我相熟的师傅为什么连这事也让我陪着一道去。

正是从她们那里，才听到了这些女工之间所说的一些闺房私密的事情。几十年过去了，不需要再保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