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鹏是一位干部子弟，比我小七岁。1968年他从郑州七中下放到信阳农村当知青。1971年10月，他从信阳招回郑州到厂后，和我同在机修车间。他和同一批回城来厂，又一同分到机修车间干钳工的李慰增、徐强好来我上班的发氢房。一是车间的一些活动要在这里商量，比如设备管道维修以及出节庆或批判专栏呀，演节目呀什么的。李慰增是车间团支部书记，但他进厂晚，不如我对厂里情况熟悉，所以常来向我讯问，需要动笔的事情，干脆派给我操刀代劳。李慰增是从郑州四中毕业下乡的高中生，铁路工人家庭出身，对人热情，也善于交际，但有些世故，和他交往起来不如比他年轻、单纯的周小鹏、徐强愉悦轻松。小鹏和徐强是初中毕业生，因为是一同回城进厂又在同班干钳工的知青，所以他俩好跟着李慰增一块到各个车间干维修活，一块玩儿。但他们也慢慢感到和李慰增相处有点费劲，关系遂逐渐有些疏远了。他俩一个毕业于七中，一个毕业于八中，都是高干子弟。小鹏的父亲周建荣（原名魏元珠，1917—2014）曾任五三厂党委书记、省冶金厅厅长，徐强的年纪比小鹏小，人很精明，就是不往正处使。他的父亲曾任河南农科院副院长，和灯泡厂主任张超熟识，所以他下放一年，就被招工到厂里来了。我看他们整天无所事事的样子，劝他们趁年轻多读书、多学些知识。两人很尊重我的建议。不几天，徐强就背个十分流行的军用书包，装着几本教材和笔记本，找我来辅导。可他终究不是一个能耐心坐下来读书的人，又没几天，就扔下书包依旧到处游荡起来。他的师傅是周家良，俩人一对活宝，不像师徒，倒像是哥们儿，打打闹闹，都没个正形。后来他调到高干子弟扎堆儿的河南省电影制片厂，搞剪辑洗印工作。游游荡荡几十年过去，也没干成事业，也没个安稳的家，在六十二岁时因病去世。病重时小鹏多次前去探望、护理，去世时还是小鹏操办丧事。对好友的早逝，小鹏心里的淤积很长时间化解不开。

小鹏比徐强文静，爱学习。七中离河南省图书馆很近，小鹏趁机抓住什么看什么，看了不少文学名著。

我常到他家去玩，他也好到我家玩。我的妻子、儿女都和他相熟。我的儿子七八个月的时候，他专门找了一架照相机，和我们全家一起到人民公园，给我们照了好多相片。现在儿子已经不在了，我制了一个相册文件夹，将这些珍贵的照片保存在其中。他送给我儿子的一架飞机模型，儿子一直摆在桌前，直到底座坏了，才收起来。他的父母亲和两个妹妹也和我见过多次。有一次，老两口还来我家，询问小鹏在厂里的工作和生活表现。可以看出他们对家中这个唯一的男孩的关心但并不溺爱。

小鹏平时看上去身体很好。在厂里的一次文艺演出中，我们机修车间出演的是七八个人上场的快板联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记得我们车间的副连长（相当于车间副主任）张群有，钳工李慰增、周小鹏、小杨（记不清名字了，好像是杨某清）和我，还有玻璃车间的裴振荣等人参加了演出。演出时，一律内穿红背心，外穿白衬衣，敞着胸口，腰扎彩绸。钳工平时上班必须穿长袖工装，这时几个刚从农村抽回来的年轻人脱下外衣，露出一身经过艰苦体力锻炼的健壮肌腱，尽显青春朝气。记得当时张群有惊叹道：“平时看小周秀气得像个大闺女，想不到是长得这么壮的小伙！”文艺节目大多由女生表演，我们因为是连长带头，又由清一色男青年上场，声音洪亮、舞步矫健，舞台上一派少见的阳刚之美。节目受到全厂职工的欢迎。台下掌声、笑声一波又一波连连响起，至今记忆犹新。其实小鹏当时的身体并不太好。在下乡时染上了疟疾，到厂后还发作过几次。每次发作，忽冷忽热，十分难受，对体质损伤不小。但他稍有减轻就坚持上班，不像有些高干子弟那样娇气，只是调到干活稍轻的绕丝班组上去了。

1982年，我们一同考上电大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我有高中毕业的底子，又在博物馆、《辞源》修订组工作多年，学起来比较轻松。他只有初中生的底子，虽然平常爱看书，但所得知识还是很零碎。所以他学习格外用功。有一次他家停电，他竟然用自行车把电视机驮到我家来，和我一起上视听课程。后来他调出灯泡厂到郑州轴承厂，想有一个便于集中精力学习的环境，也是重要的原因。从电大毕业后不久，他调到他母亲杨超（原名韩毓，1921—2011）任党委书记的省冶金设计院，又和他的在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当眼科大夫的妻子射荣先后南下，到深圳工作。

周小鹏是个大孝子。得知他的父母亲患病后，他毅然提前退职从深圳回到郑州，每天亲自在床前背上抱下、端水喂饭、煎药洗涮，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把父母送终。他的父亲患的是白血病，在小鹏的殚精竭虑护理、百般想法治疗下，以九十七岁的高寿，在家中平安去世。他的母亲也以九十岁的高龄得以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