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福进京”“周书记的一记耳光”“伟大的放弃”“《山果》”“杨贵与红旗渠”五个故事。五个“人生”的构成和生命的意义。

 第一个故事的梗概是：原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生病了，哥哥胡耀福进京探亲。自己排队买到站票后，胡耀福忍在火车的过道和厕所门口。当乘务员得知其身份，要安排卧铺时，胡耀福首先想到的是弟弟该生气了。

 第二个故事的梗概是：83岁的伊巧云老人为革命牺牲了一切，生重病时竟吃不上半碗肥中带瘦的肉。时任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探访时深感惭愧，在县委汇报会上，狠狠扇了自己一个耳光。

 第三个故事的梗概是：湖南村妇罗瑛的儿子在大连上大学，不幸因出车祸身亡，众人都说不要放过肇事公交司机。罗瑛走访了儿子学校和公交集团后，却只带走了儿子的骨灰，还请求不要处分司机。

 第四个故事《山果》

我常常抱怨日子过得不称心。我知道这么想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但是怎么算过得好？应该和谁比？我说不清楚。前些日子我出了一趟远门，对这个问题好像有了一点儿感悟。

我从北京出发到云南元谋县，进入川滇边界，车窗外目之所及都是荒山野岭。火车在沙窝站只停两分钟，窗外一群约十二三岁破衣烂衫的男孩和女孩，都背着背篓拼命朝车上挤，身上那巨大的背篓妨碍着他们。

我所在的车厢里挤上来一个女孩，很瘦，背篓里是满满一篓核桃。她好不容易把背篓放下来，然后用巴掌擦着脸上的汗水，把散乱的头发抹到后面，露出俊俏的脸蛋儿，却带着菜色。半袖的土布小褂，前后都是补丁，破裤子的裤脚一长一短， 也满是补丁，显然是山里的一个穷苦女娃。 车上人很多，女孩不好意思挤着我，一只手扶住椅背，努力支开自己的身子。我想让她坐下，但三个人的座位再挤上一个人是不可能的。我使劲儿让让身子，想让她站得舒服些，帮她拉了拉背篓，以免影响人们过路。她向我表露着感激的笑容，打开背篓的盖，一把一把抓起核桃朝我的口袋里装。我使劲儿拒绝，可是没用，她很执拗。

慢慢的，小姑娘对我已不太拘束了。从她那很难懂的话里，我终于听明白：小姑娘十四岁了，家离刚才的沙窝站还有几十里。家里的核桃树收了很多核桃，但是汽车进不了山，要卖就得背到很远的地方。现在妈妈病着，要钱治病，爸爸才叫她出来卖核桃。她是半夜起身，一直走到天黑才赶到这里的，在一个山洞里住了一夜，天不亮就背起篓子走，才赶上了这趟车。卖完核桃赶回来还要走一天一夜才能回到家。“出这么远门，你不害怕吗？”我问。“我有伴儿，一上车都挤散了，下车就见到了。”她很有信心地说。“走出这么远，卖一筐核桃能赚多少钱？”“刨除来回车票钱，能剩下十五六块吧。”小姑娘微微一笑， 显然，这个数字给她以鼓舞。“还不够路上吃一顿饭的呢！”我身边一位乘客插话说。小姑娘马上说：“我们带的干粮。”那位乘客真有点儿多话：“你带的什么干粮？”“我已经吃过一次了，还有一包在核桃底下，爸爸要我卖完核桃再吃那些。”“你带的什么干粮？”那位乘客追问。“红薯面饼子。”周围的旅客闻之一时凄然。 就在这时，车厢广播要晚点半小时，火车停在了半道中间。我赶忙利用这个机会，对车厢里的旅客说：“这个女孩带来的山核桃挺好吃的，希望大家都能一点儿。”有人问：“多少钱一斤？”女孩说：“阿妈告诉我，十个核桃卖两角五分钱，不能再少了。”我跟着说：“真够便宜的，我们那里卖八块钱一斤呢。”旅客纷纷来买了。我帮着小姑娘数着核桃，她收钱。那种核桃是薄皮核桃，拿两个攥在手里一挤就破了，生着吃也很香。一会儿，那一篓核桃就卖去了多半篓。那女孩儿仔细地把收到的零碎钱打理好，一脸的欣喜。很快到了站，姑娘要下车了，我帮她把背篓背在肩上。然后取出一套红豆色的衣裤，放进她的背篓。对她说：“这是我买来要送我侄女的衣服，送你一套，回家穿。”她高兴地侧身看那身衣服，笑容中对我表示着谢意。此时，一直在旁边玩儿扑克的四个农民工也急忙站起来，一人捏着五十元钱，远远伸着手把钱塞给小姑娘：“小妹妹，我们因为实在带不了，没法买你的核桃。这点儿钱拿回去给你妈妈买点儿药。”小姑娘哭了，她很着急自己不会表达心里的感谢，脸憋得通红。小姑娘在拥挤中下车了，却没有走，转回来站到高高的车窗跟前对那几位给他钱的农民工大声喊着：“大爷！大爷们！”感激的泪水纷挂在小脸上，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几位农民工都很年轻，“大爷”这称呼显然是不合适的。她又走到我的车窗前喊：“阿婆啊，你送我的衣服我先不穿，我要留着嫁人的时候穿。阿婆……”声音是哽咽的，“阿婆，我叫山果，山——果——”

 第五个故事：杨贵与红旗渠；旱魔肆虐、几十万百姓严重缺水的结果，就是一部写满“粮食歉收”的林县县志。因为缺水，这里发生过多少人间惨剧：因为争一担水而相互争斗、打架致死；一次大旱，三个男人与一头狼争抢从石头缝里滴下的水珠，结果所有人都被狼咬死。据资料显示：修渠时，县委手里有300万元经费和3000多万斤储备粮可以动用。1959年至1961年间，全国吃粮普遍困难，在这种背景下，林县怎么会还有余粮呢？原来，这还是得益于杨贵实事求是的作风。1958年秋后，上级命令各县土地都要深翻一米，但是杨贵却顶着天大的压力，让群众只翻十几公分，结果林县秋种都按时完成了，可有的地方甚至还有三成的土地没来得及播种。来年麦收时，有的地方因此歉收断粮，而林县不仅喜获丰收，还拿出了1000万斤粮食支援灾区。杨贵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不无感慨地说：“还是实事求是好哇！”

　　杨贵为修建红旗渠所作的准备远不止储备钱粮这一桩。1962年，红旗渠第一期工程建成不久后，杨贵主动与引水地山西省平顺县协商，签订了《红旗渠工程使用权协议书》，将红旗渠占有的土地、山坡、毁坏的树木，以及浊漳河引水点到红旗渠渠首拦河大坝的河滩，全部作价买断，“确保林县人民群众对红旗渠永远使用的权利”。当时有人不以为然，对此杨贵的解释是“不给后人留麻烦”。今天全国许多地方因为用水屡起纠纷，杨贵的远见卓识，不禁让人心生敬意。

　　 一个个普通的林县百姓，推着小推车，赶着牛车、马车，拉着自带口粮和炊具，浩浩荡荡开往太行绝壁之上。面对着坚硬岩层，头上是巨石嶙峋，身下是万丈深涧，他们悬空除险，大力抡锤，如鹰击长空，如蚁啃大象，靠着原始的锹、镐、镢、铁锤、钢钎一点一点劈开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