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外逃人员中逃往美国的最多，共计40人；逃往加拿大的次之，为26人；而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也是相对集中的逃往地。他们之所以以美国为首选，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美尚未签订引渡条约。前不久，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称，美国法律规定只有在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情况下才能开展合作，即使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美国也认为不能作为引渡的法律依据。此外，2013年6月，中国与加拿大谈判完成“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协定”，但尚未正式签署。中国早就和澳大利亚签订了引渡条约，中方虽已通过，但澳大利亚议会尚未予以批准。诸如此类的制度性障碍，使一些贪官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当成犯罪避风塘。但随着中外合作反腐的持续推进，贪官不可能永远逃下去。

再比如，此次公布的百名人员中，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担任“一把手”的多达48人。另据统计，涉贪涉受贿比例超60%。这同样值得警惕。对一把手的监督，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有的一把手，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决策“一张纸”，对其缺乏足够制衡，不仅容易贪腐，还容易造成决策失误。一旦贪腐，后果严重。

当然，并非只有一把手才会腐败，权力不受监督，清水衙门也可刮出油水。上述通缉令中的李华波，就是“小官巨贪”的突出例子，他曾任江西鄱阳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涉嫌卷走9400万元公款，2011年举家逃到新加坡。更耐人寻味的是，通缉令中并非全是贪官，还有一名副教授——云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郭欣，隐瞒犯罪所得，逃亡美国；还有普通职工——原江苏省交通厅职工刘全洲，涉嫌贪污，2002年3月外逃。这些“小喽啰”也上了通缉令，告诫各方“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莫犯罪，犯罪了就不会让你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