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只大老虎的背后，也一定有一群“喂”老虎的人。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日前受审，令人吃惊的是，当初那些向他行贿、把他从小老虎喂成大老虎的人却不见了。国庆假期，事涉刘铁男案的前“山东首富”宋作文在烟台出席其公司冠名的某文化活动并致辞，这位南山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生活轨道似乎并没有因为刘铁男在9月24号的公开庭审时交代了曾“收受其款项754万元”而受到任何影响。

《新京报》报道称，从公开渠道来看，涉及刘铁男一案的多家企业负责人，目前也基本“安然无恙”。大老虎被关进了铁笼，可当初把贿赂“喂”进老虎嘴里的行贿者却依然逍遥快活，这事儿正常么？少有人因行贿入狱，行贿千万亦逍遥. 国内法律有明确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追究刑事责任。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开资料显示，宋作文曾多次请托刘铁男利用手中职权为南山集团的新型铝合金项目提供帮助，与中铝下属的山东铝业签订3万吨氧化铝供销合同后，宋将供销差价中的750万元，汇入了刘铁男之子刘德成控制的公司账户。细节曝光后，外界对宋作文处境的猜测不断，各种不利的说法流出，而宋在国庆节的露面却轻松破了传闻。中铝官网也显示，当初被刘铁男为南山项目“打招呼”的罗建川，目前仍担任中铝执行董事和总裁。他们之前的行为难道不算行贿么？还是案件的审理中另有文章？

廊坊检察院在指控书中援引的证据表明，宋作文、张房有、邱建林等人均向检方提供了证言。而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条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其实不只刘铁男案中的宋作文，在国内，根本就少有人因为行贿而判刑入狱。2005年，“兰州首富”张国芳行贿案曾轰动一时。可不足百天之后，这个“行贿大王”居然获释。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甘肃省检察院内部人士透露，张被放出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张在银行的贷款数目巨大，让他复出管理企业有利于偿还银行贷款；二是政府担心会影响浙商在甘肃的投资热情，张是甘肃浙江企业联合会会长。照这样的说法，轻纵行贿者原是为了“大局”着想。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确实普遍存在“重受贿而轻行贿”倾向。

《人民日报》曾在2014年5月的时评《行贿“零容忍”，制度更过硬》中梳理了近年来“轻行贿案”的种种：16次向湖南郴州市原纪委书记行贿的黄生福，3次被传唤却3次被释放；安徽阜阳中院腐败窝案中发现，有些市县的法院院长“乌纱帽”竟是靠行贿买来的；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案中，“行贿状元”陈族远行贿3200万元却一度被取保候审未被提起公诉。

一些地方法院一年审理受贿案件多达200多件，而没有一起行贿罪的案例。2013年检察机关对5515名行贿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比上升18.6%，但相比数量巨大并逐年递增的受贿犯罪，还是不太相称。媒体常用“一根藤上结出的两颗毒果”来形容行贿与受贿的关系。《人民日报》时评指出：在这组对偶犯罪中，打击重受贿而轻行贿，无异于“堵前门、开后门”，无形中助长了行贿犯罪的滋生蔓延，使反腐效果大打折扣。香港：连三百元的行贿都不放过关于行贿的处罚，大家常提到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内地女学生因行贿老师被判刑的案例。

2006年，从内地来港入读香港城市大学的25岁女研究生，为求在考试取得好成绩，竟将一万元现金放在教授的信箱，意图行贿老师取得试题和答案。廉署接获城大举报后，安排该教授与女生见面交易，当场拘捕。最终该女生被判即时入狱六个月及充公一万元贿款。

有网友在论坛里调侃：副教授面对1万元的外快，就是不敢也不好意思赚，更不要说有意向学生索取并借此拉女学生上床了。如果你觉得一万元好歹也够了内地行贿罪的入门级别，那么一位娱乐记者在香港的“遭遇”则会让很多内地的同行们觉得心惊肉跳了。电影《2046》拍摄的时候，有一个娱乐记者为了进入拍摄现场拍照，塞给门卫300元港币，结果被判入狱三个月。

2009年，一名来港定居的内地妇女在被分配了一个公屋单位后，写信给房屋署的一名助理文书主任表示感谢。她在信封里夹了一张100元的港币，让这名主任“买水果吃”，结果也被判入狱3个月。

更有甚者，网传某人坐出租车，与司机聊起刚刚向别人行贿的经历，结果这位司机调转车头，直接把他拉到了廉政公署……

内地的小伙伴们有点惊呆了，对于行贿如此严厉的处罚着实让人领教了香港廉政公署的厉害、香港的法治环境和港人对法律的敬畏。评论分析，香港与内地同为一个母体文化，但香港的行贿和受贿却比内地要少，这完全得益于香港反腐败制度建设造就了人们对腐败现象的零容忍。值得深思的是，内地说起反贪，总是强调反贪部门人手少，可香港廉政公署仅1300多人，澳门廉政公署仅100多人。

其实不光香港，国外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了行贿犯罪，美国《模范刑法典》将贿赂的内容界定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包括财物等物质性的利益和职位、荣誉等非物质性利益；日本虽然在刑法上对贿赂的范围没有具体规定，但是，在刑法解释上也认为：“贿赂是指一切能满足人们需要或欲望的有形或无形的利益。”除金钱这种典型的贿赂外，债务的偿还，工作的斡旋，饮食的供给，艺妓的演出，两性的交合，无息的贷款，都可以构成贿赂。重受贿而轻行贿的倾斜天平何时归位？

在十八大反腐重拳出击以来，受贿的贪官纷纷落马，对行贿人的处罚也逐渐受到关注，反腐专家李永忠曾分析道，过去一个重大误区就是，由于老是网开一面，让行贿者为了把案子办完、办了，提供网开一面，对受贿一方加重处理，这样其实也是鼓励行贿者。人民日报时评分析，从道德层面讲，在潜规则盛行的现实中，行贿人往往被视为“无奈的弱者”而得到同情甚至包容，有些行贿行为也确实是遭遇了明目张胆的索贿。从法律角度看，行贿与受贿之间具有高度隐秘性，司法机关为收集证据，往往会以从轻或免罪作为“交换”条件，这也导致司法机关形成“口供依赖”，使一些行贿人作为所谓“污点证人”被有意放过而非减轻处罚。

也有评论指出，我们在行贿上查处不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行贿案件侦查措施单一，往往在查处受贿人的时候根据他们的交代才发现行贿者。这样很难从中深挖出对行贿人立案的证据。而在对行贿处罚严厉的香港，从大学教授到一名保安工作人员，出租车司机都根深蒂固地对行贿受贿的犯罪行为保持警惕，不仅自己不入“受贿”的泥潭，对行贿的行为也绝不姑息。廉政公署对行贿受贿的零容忍，也造就了公民对廉政公署的绝对信任。内地严惩行贿者的信号已经开始释放，今年05月，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表示，反贪部门将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信号释放以后的效果如何呢？如果都能像安徽省高级法院对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案做出终审裁定那样，认定了官员的受贿，也让八十多名行贿的“送礼干部”被免职，以后没人敢喂“大老虎”，大老虎自己也就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