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的身体镜像

根据人们对身体的认识与理解以及对身体的态度，我们可以将身体的历史划分为“前身体时代”和“现代身体时代”。所谓“前身体时代”，就是指在这个时代里，身体是没有地位的。人们不仅没有意识到身体的意义，不能尊重身体，不能正视身体的存在和需要，总是将精神与身体截然分开，或者以精神的追求和伦理道德去压抑、扭曲身体，而且不能拥有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人的身体是不自由的，是受他人奴役的；与“前身体时代”相对的是“现代身体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身体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人们的身体意识开始觉醒，身体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个人不仅能够拥有自己的身体，而且可以根据自己意愿让身体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努力满足身体合理的需求以及由身体派生出来的各种欲望。

鲁迅生前对于身体并没有专门的论述，他那个时代还没有讨论人的身体的问题，但是，无论他是否意识到人的身体的问题，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总是在他的创作中不期然地涉及到这个问题。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使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关注到中国人的身体。他的小说《呐喊》与《彷徨》描述了那个悲哀的“前身体的时代”，通过上个世纪之初国人身体的可悲遭遇，展现了一个前现代社会的身体被奴役的文化，再现了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国人的身体。

被吃的身体

鲁迅笔下的“前身体时代”让人们感到触目惊心的是：在这个时代里，许多灵魂所附着的身体原来并不属于自己，他们的灵魂虽然拥有一个肉体，但是这个肉体对于其可怜的灵魂来说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躯壳。在被认为是现代白话文小说奠基之作《狂人日记》中，首先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是狂人因身体时刻可能被“吃”而产生的恐惧。最明显的生活常识表明：人活着，是以身体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身体不存在，那么生命也就无从谈起，所以，身体的存在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保障身体的完整和不受侵犯是每个人的天然赋予的权利。人吃食物固然有享受物质生活的成分，但是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不断地给身体提供足够的养分，以便让身体能够存活下去，同时吃喝也是人们为了满足身体的享受，因此可以说，人为身体而食。显然，在这里，身体是目的，而吃喝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根本途径。可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竟然是身体沦为被吃的对象。这就是说，一部分人为了自己的身体得到某种满足或者某种病态的精神需求而食用作为同类的他人的身体。在《狂人日记》中，这种食用他人身体的人决不是暂时的和个别的，而是历史悠久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只不过这种社会现象长期以来一直为“仁义道德”所掩饰。在小说中，这种“仁义道德”被具体化为给人治病的方式，狂人周围的那些人为了吃到狂人的肉，首先利用其权力话语将狂人定义为一个生病了的身体，意在把他划归另类异端，就如同福柯笔下的医院和精神病院这些机构一样，再对他施行所谓的诊断和治疗的手段，非常策略地赋予了整个吃人的过程合法化。然而，这看起来“名正言顺”的吃人并不能掩盖其凶残的本性。自己的活着原来是可以食用同类的血肉的，是可以将自己的生存建立在他人的累累白骨之上的。这无疑是相当恐惧的世界。而这个食用同类身体正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的真实的写照。既然身体可能被同类食用，那么身体的主人自然不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身体，不能与他人构成平等和友善的身体关系，其身体与环境的关系必然是紧张的和冲突的。

过去人们对于《药》有过颇多的解读，主要是从“药”与“病”的关系上入手，研讨从华小栓的肺痨到华老栓与他茶馆里的众多茶客以及华大妈和夏四奶奶等人精神上的“病”，乃至满清统治下整个中国社会的严重病态。有些学者对此作了延伸，认为小说中的“药”与“病”乃是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身体式隐喻。而笔者在阅读中认为这篇小说所表现的是一个关于身体与药的悖论：药本来是用来治病的，是为身体服务的。可是在小说中，人们却发现：用来为身体服务治病的药竟然取自活人的身体的血。那么，这里的身体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在华老栓这样的普通百姓看来，一个人的身体里流出的血是可以治好另一个身体的病的。且不说这样的观念是一种迷信，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为了治好一个身体的病，竟然可以到另一个身体上取药，要另一个身体为其作出牺牲，付出代价。它所揭示的是：作为同类的人眼看着别人身体的毁灭竟然无动于衷，没有丝毫的怜悯和同情之心，作为人的最起码的这点人性都泯灭了，这不能不叫人感到痛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为了治病而食用人血馒头同样一种吃人的行为，最可悲的是食人者不是来自敌对的一方，而是来自需要拯救的对象。从夏瑜这方面来看，他为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然而他所付出的如此沉重的代价竟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让自己的血成为别人治病的药，更可悲的是他所流出的血也没有拯救另一个病态的身体。所以，夏瑜被消灭了身体，不知自己的血流向哪里，而且周围的人也没有真正懂得夏瑜流血的意义。

不属于自己的身体

在叙述身体被吃的悲剧的同时，鲁迅深刻揭示的是身体不属于自己的荒唐的社会现实。在代表作《阿Q正传》中，鲁迅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受惩罚和被示众的身体。阿Q原本是一个失去姓氏权，名字也不清楚，并且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生产资料，没有住房，没有家产，没有职业的一无所有的人。从阿Q的一生来看，他所拥有的只是包裹他那卑微的灵魂的一个躯壳，但是他并不拥有自己的身体。他的身体总是成为赵太爷和把总惩戒的对象和假洋鬼子发泄的对象，还是王胡等人争强好胜的斗殴的对象，更是看客们观赏和戏弄的对象。尽管作为一个灵魂的阿Q还活着，但是他的身体似乎生来就是供别人惩罚和示众的。在日常生活中，阿Q是个经常挨打的角色，赵太爷打他，假洋鬼子的哭丧棒经常敲打他的头，就是地保也会在敲诈他的同时赏给他耳光。他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受侵犯，而且他的身体可以说毫无尊严可言。后来，阿Q因为口口声声喊着要革命，于是被县总当着革命党人抓起来示众并处死。示众的实质就是将身体视为罪恶的化身而公开展示，然而，实际上罪恶与身体并非一回事，罪恶的根源在于人的精神的畸变，但是在示众过程中，人们却将身体与罪恶等同起来。因此，通过示众的方式惩罚身体，目的是让人们引以为戒。对于那些围观的看客来说，别人身体的受罚，可以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心理刺激和快感，因而这无疑是一个狂欢的节日。其实，这同吃人一样，都是我们的国人在过嗜血的瘾。最终，阿Q的身体因为被处决而从人间彻底地消失了。然而，阿Q对于自己身体的行将消失，并不感到痛苦，这固然表现了他的“精神胜利法”，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却是他思想中的一个观念在作祟。在他的思想意识中，人的灵魂似乎是可以脱离身体而存在的，所以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他很想喊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只是由于被缚着，没有喊出声来。在阿Q的意识当中，既然身体与灵魂关系似乎是不相干的，那么他对于身体的遭遇就不那么注意，即使在挨打以后，他总是没有记性，头脑里印象十分模糊，似乎挨打的是别人，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一点，人们一般认为这是阿Q的麻木和健忘。其实，像阿Q这样一个视自己身体如他物的人，还能指望他去关心和尊重别人的身体吗？他这样连自己的身体上痛楚都没有记忆的人，还指望他能记住什么呢？因而他虽然活着，但是他没有自己的历史，这样的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说在阿Q那里存在着身体与灵魂分离的问题，并且展示的是没有尊严的身体，那么对于祥林嫂来说，她的身体因文化传统而面临着被锯开撕裂的结局，因而她总是通过努力让自己的身体避开这样的悲剧性结局，但是她却永远不能实现这个梦想，她在世上活了一辈子却永远无法赎回自己的身体。小说的前半部分主要写祥林嫂的逃脱与被捉。祥林嫂同阿Q 一样也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而且她比阿Q更惨，她的称呼是附着在死去的丈夫祥林的名字后边的。这看起来不过是个称呼问题，其实这意味着她虽然还活着，然而只是为死去的祥林所拥有——即活着的人竟然为死去的人所拥有。祥林嫂在丈夫祥林死后，总想摆脱婆家的控制，于是她来到鲁镇上给鲁四老爷当佣人。然而她的婆婆并没有放过她，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女子的命运就是民间所说的“生是夫家的人，死是夫家的鬼。”于是，在祥林嫂逃到鲁镇来之后，婆婆还是派人将她找到并抓了回去，就像是找回自家的财物一样。祥林嫂被抓回以后，又被当作财物一样转卖给山里的贺老六。可是祥林嫂坚决不从，并且反抗。然而她的反抗并不是对婆婆行为的抗议，也不是对不幸命运的抗议，而是在她的心目中，她还是死去了的祥林的人，她要为死去了的丈夫守住贞节。这就是说，在祥林嫂的意识中，她的身体也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隶属于死去了的丈夫。然而，婆婆并不看重祥林嫂的贞节，看重的只是她的身体，将她的身体出售以后就可以得到一笔钱。祥林嫂的反抗最终还是失败了，她成为了贺老六的妻子。这也为她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祥林嫂被迫嫁给了贺老六，这就在事实上先后有了两个丈夫。本来，祥林嫂就是祥林的财物，到后来却又为贺老六所拥有，这就造成一物二主的矛盾。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物件只能为一主所有，而不能成为两主或众主所共有。如果形成这样的局面，就必然造成纠纷和冲突，结局常常是在争夺中撕裂，让争夺的双方各取一半。祥林嫂既然有了两个丈夫，那么她就为两个丈夫所共同拥有。可是，和平的共有是不可能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阎王爷命小鬼将祥林嫂锯开，分给她的两个丈夫。面对着这样具有宗教意味的判决，祥林嫂没有任何异议，自然不会去质疑，更没有起而抗争。她所忧虑的却是进入阴间以后自己的身体将遭到的不幸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被锯裂的痛苦。为了减除这种痛苦，祥林嫂听从柳妈的建议，到庙里去捐门槛，让门槛做她的身体的替代物，代她受过，让她赎回自己的身体。柳妈的这一建议，祥林嫂坚信不疑，并且照办了。可是，她的这种救赎自己身体的举动并没有得到具有文化权威和主人双重身份的鲁四老爷的认可，因而，她的赎身的所有努力都是无效的，她不能赎回本应属于自己的身体。最后，祥林嫂带着终身的遗憾和对死后的巨大恐惧痛苦地离开人间。

没有尊严的身体

从身体的意义上讲，一般人很难注意到那个穷酸的孔乙己。其实，这部小说所展示的是一个忘却身体的人所遇到的尴尬处境。孔乙己在咸亨酒店的形象人们一定印象深刻，此时，他的身体可以说是衰败不堪，非常狼狈而且猥琐，根本没有尊严可言。就是到了这样地步，他仍然没有醒悟，仍然执迷于他的“之乎者也”和“子曰诗云”。人的奋斗，虽然并不完全是为了身体，但首先得满足身体的基本物质需求。基本的物质供给不仅可以保证身体的新陈代谢和基本能量，而且是维护身体尊严的起码保障。一切脱离身体物质需求而单纯追求所谓的精神富庶都不过是生活在虚幻的想象之中，最终必然为亏待了自己的身体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孔乙己，作为一个书生，不能依靠自己的知识谋生，而自己还自以为得意，则未免太迂腐了。小说特别写到了他这样一个细节，孔乙己因为偷了举人的书而被打断了腿。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孔乙己在乘抄书之机，偷的不是举人家的金银钱财，也不是举人家高档的衣服或者其它值钱的东西，而是书。如果孔乙己去偷金银钱财这些值钱的东西，虽然不能帮他摆脱经济贫困的窘境，但至少可以令他的肚皮少挨饿，身体少受挨冻之苦。然而，孔乙己偷的是既不能饱腹，又不能暖身的书，可见他根本没有从身体的需要去考虑事情，难怪别人指责他偷书的时候，他非常认真地说：“窃书不能算偷。”同时，他还有一句名言“君子固穷”。贫穷虽然不能说是过错，但是视贫穷为人格尊严的基础则是对身体的极不尊重，倒头来必然是，身体得不到物质保障而呈现衰败的景象，因而残缺而颓败的身体很难维护人的尊严。所以，就连小孩子都会嘲笑沦落到乞丐地步孔乙己。

在《祝福》中，鲁迅描写了鲁四老爷在得知祥林嫂的两次嫁人并且丈夫都死了之后对祥林嫂身体的判决。本来，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是可以安稳地做好佣人的，可是后来因为有了上面所说的这样重大的人生变故，祥林嫂于是便由本来可以干与祭祀相关的活变成不洁的女人，因而被剥夺了这一“权利”。一个人的身体在鲁四老爷眼里存在着“洁净”和“不洁净”的根本性区别，而判断的根据则是她是否两次嫁人或者死了男人而受寡。这个判断显然是出于中国传统的“夫为妻纲”的男权制文化。正是这种封建的男权文化给妇女的身体贴上“洁”与“不洁”的标签，而且这还不仅仅只是标签问题，而是决定着身体的地位和价值，决定着身体的尊严存在与否。其实，祥林嫂的两次嫁人并死了丈夫都不是她的过错，而且更不是她的本来意愿，而是不公的命运导致了她的这种人生结局。然而，作为传统文化符号化身的鲁四老爷却将命运的不公视为祥林嫂的罪过，并由此而否定她的身体，而且决定了祥林嫂身体的不可救赎。这就给祥林嫂以致命的精神打击，导致了祥林嫂精神的全面崩溃与毁灭，其严重性远远超过了对她身体的任何打击。

《祝福》对于身体的另一个描述也应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小说先后写到了祥林嫂两次来到鲁四老爷家以及后来被逐出鲁四老爷家时身体的变化。对于这相关的描写，许多学者和读者都已注意到，但是人们所解读到的是鲁迅精湛的人物描写技巧，尤其是对祥林嫂眼神的描摹的叹服。然而，我们从这里更应看到祥林嫂身体的巨大变化，而这种巨大变化恰恰说明的是身体的巨大损耗。无可争议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的身体是不可避免地会老化的，会不断衰弱的，然而这种自然的衰老大致是与时间的流逝成正比的。而祥林嫂的衰老显然远远超出常态，其主要原因并不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她所认同和信奉的男权文化与祭祀文化对她心理的打击以致在她身体上留下的印记。人的一切精神状态和变化其实都会书写在他的身体上。这表明，封建的伦理道德既腐蚀人灵魂，摧残人的精神，同时也在吞噬人的身体。人的身体如果像祥林嫂这样迅速的衰老、颓败，那还有什么尊严可谈呢！

身体的政治化

在西方，人们常常谈到的是政治化的身体问题，着重讨论和研究的是身体的政治身份和政治权利问题；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身体的政治化，是指本来并无政治意义的某些身体器官或部位却被人为地政治化了，赋予其以特别的政治意义。短篇小说《风波》所叙述的辫子的故事就是身体政治化的代表。本来，辫子只是人的身体一个并非十分重要的部分。但是，满清统治者自从入关统治整个中国以后，一直强行要求所有汉族男子与其一样都留着一根长长的辫子。在明末清初，就有不少汉人因为没有留辫子而被杀头。到了20世纪初，随着满清王朝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男人头上的辫子便被要求剪掉。在中国的这段历史中，无论是被迫留辫子还是被强求剪辫子，都是将人的身体的一部分视为一个政治符号，赋予其顺从与臣服或者耻辱与革命的政治意义。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头发就是头发，其意义除了美化身体之外，并不含有什么政治意义。但是，满清统治者与革命党却将他们的政治意义强加于头发。又由于他们彼此间的胜败拉锯战，搞得老百姓无所适从。作为普通百姓的七斤却遇到了这样的尴尬之事。七斤本来只是一个撑船的农民，平时只老老实实过自己的日子，并不关注谁坐了龙庭。可是他进了一回城，就被革命党人剪了辫子。谁知，过了些时日，有消息传来，张勋带着辫子兵进入北京城将已被推翻的皇帝重新扶上了皇位。这引起了七斤巨大的心理恐慌，因为他不知如何应付重返龙庭的皇帝对于辫子的要求。辫子既然被剪掉，决不是十天半个月就能够长出来的，而没有辫子就意味着什么，七斤与七斤嫂的心里非常清楚。他们在为自己身体的这个并不重要的部分焦虑不安。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具有严重的专制性，一个人就连自己的头发剪与留都做不了主，他的这点点可怜的权力都遭到了无情的剥夺，那么作为普通的老百姓还能拥有什么权利。七斤这条辫子的故事所表明的是权力对身体的严格控制。这也正是福柯所关注的“权力以怎样的方式造就了形形色色的主体形式的”[1]问题，七斤与七斤嫂的恐惧恰恰就是皇权制造的受制并屈从于权力的主体——即使没有别人监视，他们也会自我监视。而这种自我监视其实是最可怕的。这正如约翰·奥尼尔所指出的那样：“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运作并不是简单地指向对被动身体（passive bodies）的控制或对政治身体的控制，而是生产出奴性化的身体（docile bodies）。”[2]

仇恨中的身体

《铸剑》叙述的是献出身体复仇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失去身体就意味着失去生命，倘若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的生命，而取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办法，实在是迫不得已，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但是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无论是复仇者眉间尺、黑衣人，还是被复仇者国王，他们的头颅在油锅里撕打了一阵之后，彼此不分，没有区别，原先被赋予在身体上的政治意义都消失了，于是所有的头颅都还原为人的身体。其实，眉间尺、黑衣人与国王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仇恨，眉间尺的仇恨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黑衣人则是受眉间尺的委托作为仗义侠客前来帮助复仇的，他们都为复仇文化所挟持，他们的身体同样沦为精神和意志的牺牲品。

虽然人们并不认为鲁迅是一个身体作家，但是他的小说确实关注着国人的身体，叙述了“前身体时代”国人身体的种种不幸和悲惨遭遇。他的小说向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真正的身体是不存在的。那个时代的人们都只有一个包裹其可怜灵魂的肉体躯壳，他们从来就不曾拥有过身体，从来就不具备身体意识。他们所具有的一切生理需求和反应也仅仅是生理的现象，还没有上升到欲望的层面。在对国人身体事实的叙述中，鲁迅是异常客观冷静的，他将我们民族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身体遭遇呈现在人们面前，所展示的正是我们民族有关身体的病态文化心理，其目的正是他自己所说的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是为了深入地对中国封建礼教的展开批判，彻底改造国民性劣根性，进而为立现代之人扫清障碍。

参考文献：

[1] 汪民安等编《福柯的面孔》，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9月版，“编者前言”第4页。

[2][美]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