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武汉一中跳高队的兄弟姐们

                                         献给我们的教练，钱振华老师 

1米56，1米83；1米60，1米90；1米75，2米00。

我们这伙人都对这些个数字很敏感，1米56是女子二级，一米83是男子二级，达到这个高度意味着你终于是个“有级别的”运动员了；1米60和1米90差不多是湖北省女子和男子前三名的成绩，在一年一度的毕业生“高水平测试赛[1]”（简称高测）上越过它，意味着你可以迈进名牌大学了；2米00和1米75，是男女子国家一级，每一年，整个武汉市中学田径界，所有田赛和径赛项目加一块也不一定能出一个一级的成绩，但那几年，我们武汉一中跳高队，就同时拥有两名跳过2米的运动员。

我们在一中的求学生活由于有了这些数字的出现，变得特别起来：我们往往是班上个最高的那个，坐在最后一排，老师们对待我们的感情有点复杂，一方面很希望班里有个搞体育的在运动会上撑撑门面，一方面又不愿意有一个体育生拖了平均成绩的后腿。但我们不管这些，当下午最后一节课的铃声响起，我们被就会背上书包，在众目睽睽之下堂而皇之的先行告退，去体育部的更衣室换上一身劲装，慢跑、拉伸、准备活动，速度练习，力量练习，专项技术，跟在一个带着咖色眼镜，烟不离手，手不离烟，裤脚永远垮到鞋面，无论穿什么鞋，走起路来都像穿拖鞋的家伙后面，将青春的汗水撒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人叫钱振华，武汉一中的体育老师，我们都是被他从江汉区的小学里面挑出来的，每每我们里面有些敏感的姑娘，因为跟不上班里的学习而有些泄气，钱老师都会笑眯眯地鼓励她们：芍丫头额，你们才是真正的百里挑一，千里挑一啊，都是我一个一个挑出来的啊。

而我们对他的称呼是富于变化的，当然，这主要也是刘娟、张焰们的功劳，这几位大姐头们高兴地时候，或者哀求把6组直膝跳减成4组，又或者想要将十次弯道跑饶下两次的时候，他都是令人尊敬的“钱老师”，但到了练跨栏或者练杠铃的时候，他立马可以变成“钱振华”，“老钱”。

这当然都是钱老师惯的，疼爱有加，男女有别，对手下的女孩子他永远眯着眼睛，笑容可掬：“我的姑娘们呃！”对于刘娟、张静等水平较高的选手，他经常说的是：“我的姑娘啊，你这样跳下去不得了啊，能跳几高我都不敢想。”对于水平相对一般的选手，如张焰，他避重就轻：“你的技术基本上已经可以媲美科斯塔蒂诺娃[2]了。”那如果天赋一般、技术也还不过硬怎么办呢，比如易琼，两头走不通，但他依然有办法：“我的这么多姑娘当中，我还就是最喜欢易琼，她最勇敢。”

男孩子当然是得不到如此细微的关照了，他把这称之为：“男孩子嘛，得自己去酝。”

我们队的大佬方国威，是钱老师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队员，也是第一个出成绩的队员，据说为了锻炼他的胆子，比赛不怯场，出去坐车，钱老师要求他“必须上去抢三个位置。”据说最后抢到了也都让给别人了。这是08年我去深圳的时候，方哥自己告诉我的，他还特别强调有关“老钱的故事”，他多着呢。临了嘱咐我一定十一的时候给钱老师搞次跳高队的聚会。

“为什么？我和钱老师情同父子。”

这才有了08年我们跳高队二十周年的聚会。

李德林是我们队另外一个大佬，小方国威一岁，是少有的学习体育两手都硬的选手，但92年他高水平测试前把跳鞋拿错了，横竖找不到状态，老钱最后也没招了，干脆什么也不练，就拉着李德林两个人，等其他人的训练都结束了，深夜坐在偌大的操场里，一根接一根的抽烟，有一茬没一茬的聊天。从此，我们队里有了这样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几乎每次高水平测试之前，都会有人享受如此的“二人世界”，保管“高测”逢凶化吉，以至于等我们这拨的四个人，到了毕业那个当口，不去体育馆跟他单独坐上个一晚上，心里都觉得不踏实。

说起来方国威和李德林是钱老师在武汉青少年田径界的开山之作，真正集大成的还得说说我们这拨。方、李走后，张焰、胡晓琳资历最老，她们牵头，训练之后，我们一伙小十来人，一起骑车回家，一来是路上有个照应，二来也凑个热闹。慢慢地发展到这周你家聚会，下周我家聚会，轮流坐庄。钱老师耳闻目睹，倒也没见他老人家反对，终于有一次，我们聚会玩过了训练的时间，等我们赶去操场的时候，他人已经不在了，剩下唯一一个参加训练的张静向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老钱的脸色”。

但令人奇怪的是，第二天开始，这事就像是没发生过一样，没见他追究，我们也没主动认错，但训练更投入了，争取个好态度嘛。一个月之后，94年的9月份，在武汉四中举行的“湖北省重点中学田径锦标赛”上，我们一中跳高队，包揽了所有男女子跳高的前三名。趁着有成绩垫底，我们也问他，那事咋就不追究了呢？也是老钱当时心情好，一不小心就给我们兜底了：我当然不能鼓励你们去玩，但这个团队精神也不是喊喊就能喊出来的。

说起我们武汉一中跳高队这个团体，我想说点我自己的故事。我们跳高队训练有个特点，小队员刚开始都是要跟着大队员练的，老钱把我们的训练内容布置了，就由大的队员带着我们练，给我们示范，纠正我们的动作，有时候甚至整个下午他都装没看见。我当年是胡晓琳和张焰两位大姐头带的，她们把我看作小弟弟，我动作完成好，还会时不时的摸摸我的头，也不管人家乐意不乐意就夸我长得秀气。93年我初一，13岁，第一次参加在孝感举行的“省重中”比赛，此前从来没一个人出过门，没在外面过过夜，没吃过食堂，学校发的衣服是上几届毕业生留下的，我还没长个，裤腿长了我不知道怎么卷，袖子长了我不知道怎么收，下楼集合，我像穿了身道袍一样傻兮兮地站在队伍中间，省里其他学校的队员从旁边来来去去，我听得到哪怕最小声的讪笑。直到胡晓琳、张焰她们也下来集合，一把给我揽过去，一个蹲下帮我卷好裤卷，一个站着给我翻好衣领，卷好袖子，直到给我收拾利落了，并嘱咐我一会吃饭的时候跟在她们后面。

我承认我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个场景。造化弄人，2007年，钱老师送女儿来北京读书，我和这两位姐们多年以后又在同一个城市遇见了，原来大家一直都混一个地方啊，叽叽喳喳地一通亲热，还是我的两个姐姐啊。经由老师的缘分，我们后来常走动，我老跟她们说这事，她们老也不记得，还笑话俺——“你还真是敏感内秀呢。”

我是16岁刚过，高一的时候，在钱老师手上达的一级，当时我们队高三的王剑也是一级，我俩都拿过全国冠军，这在全武汉当时是独一份，在我们热爱的一中的历史上，我看也是只等来者。王剑属于天生丽质型选手，而我不管别人怎么看，自己始终坚信，要不是有幸跟着钱老师练跳高，我是不可能越过两米的。我见过太多资质比我优秀，训练比我刻苦的同龄人，慢慢地消失在共同前进的道路上，我没有资格评说体育教师这个圈子，但我敢肯定钱老师是这个行当的异类：他对青少年田径运动绝对有独到之处，只是苦于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我等资质愚钝之人，经他精打细琢，受限于天赋也就刚刚摸到高水平运动员的门槛，给他一个支点，他也敢豪言“还中国一个刘翔”。巧妇难为，岁月蹉跎，壮志忧愁，忍把浮名，钱老师少不得放荡形骸，浅斟低唱。

他寂寞啊。

08年的时候，为了纪念我们武汉一中跳高队成立二十周年，在大师兄方国威和李德林的提议下，我们跳高队20年来的毕业生聚聚一堂，武汉电视台还专门为此拍了一部《钱老师和他的跳高队》的短片。其实片子本身不重要，对于我们来讲，只要看见那些穿着运动服的身影，在横杆上来回腾跃，我们就会恍惚，仿佛想立马走进到片子里面，走进那些对我们而言已经渐行渐远的青春记忆。

那是我们经常会做的同一个梦，梦里我们又变回到那个身轻如燕的孩子，在空中掠过母校的燕式大楼，那煤渣跑道上的身影，体操垫上的灰尘，杠铃下的声响，横杆上的天空…….等等，好像有人在旁边看着我们，那是谁？

对了，就是他，带着咖色眼镜，裤脚永远垮到鞋面，穿什么鞋走路都像是穿拖鞋，烟不离手，手不离烟，二指夹着一根阿诗玛还能跟刘娟比着跳1米56，一纵身，在垫子上翻个跟头还能接着抽。

那些和自己曾经一样的，一样一样的，新的队员，跟我们一起将垫子抬过头顶，踢着腿，下着腰，做着准备活动，老钱熟悉的腔调远远的飘过来：“今天每个人在自己的高度跳过三次才能结束哦。”

    我们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

    老钱在那儿，他还在那儿，只要他在，我们也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