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二十、唐宋明清四代之食货--清代食货1

（二）田地管理 

3、边屯：即边地卫屯。清初，有川陕之屯（与东北旗屯、内地民佃同时），其后幅员屡扩，四边推行以屯养军、招民垦种，以用为守、劝教化夷，故能得累世之安，包括新疆、蒙古、青海、金川等地屯田。

1）新疆屯田：从以屯养兵，广招眷民，到以屯兴垦，安置回户，始终以屯政强化边防、遏制回乱，所谓“边防与屯政相维”者也。戎事息平后，不断增招回人垦种，并编户管理，按地输粮；同时，在伊犁、乌鲁木齐等地广招内地商民承垦，既尽地利，又融礼教。“新疆屯田始康熙之季，察罕诺尔地驻兵，因于苏勒厄图、喀喇乌苏诸处创屯种，令土默特兵千，每旗一台吉，遣监视大臣一人。而哈密、巴里坤、都尔博勒及西吉木、布隆吉尔等，咸议立屯。命傅尔丹、苏尔德、梁世勋分职其事。吐鲁番亦驻屯兵。雍正三年，命喀尔喀驻兵垦鄂尔昆田”。乾隆初，定驻屯兵屯守制，“定一兵垦二十五亩，凡兵二千五百，种地三之，驻守二之”，即兵二千五百人为一屯，驻屯之兵，每五人，三屯二守。时回部未尽平，仍在辟展各要冲多设屯、厚兵力；“逮准噶尔平，版图益廓，边防与屯政相维”。七年，川陕总督尹继善请以蔡把什湖地租与回民，假赀耕种，事得允行；23年置新旧屯兵万七千，出帑三百万备籽种诸用，而特纳格、昌吉、罗克伦均益兵广屯。“大率乌鲁木齐增垦以来，岁穫悉供伊犁饷需；伊犁垦成，又资接续，更移喀什噶尔等回众二千五百户屯阿克苏。其事则黄廷桂、杨应琚、兆惠等主之。定章百兵一屯，地亩人二十，分小麦十一、穀七、青稞豌豆各一。然吐鲁番、辟展、鲁克察克兵屯外皆兼回屯，而库车东、哈喇沙尔西，或分布多伦回人溉种”。25年，“伊犁屯议起，于河南之海努克立回屯，察罕乌苏立兵屯。翌年，又于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乌什等城增回屯，减兵额。时戎事方息，惟厄塞留兵，馀齐赴伊犁屯殖，穫粟赢裕，即益屯兵。兵不供屯，则招集流人，分土任业，巴里坤饶賸壤、穆垒土沃泉滋，俱募人大开阡陌”；37年，“陕督文绶以新疆馀地宜推广募垦，条列五事以闻”。41年，“令叶尔羌成丁馀回，特畀耕地编户，凡千五百户为一所，三千户为一卫。初，乌鲁木齐屯地，共绿旗兵三千，二千操练，一千屯耕，番休，三岁后令移眷，官予资装。及地日廓而兵不赡，率迁甘肃贫民，不靳烦费，赤贫全给，小康半之，岁穰自原挈家则不给（丰年自愿接家眷者，不在官助资费之内）”；盖以众汉满民人济于安疆，其地能日扩且得安居，就在边防与屯政相维、劝耕与教化相辅的措施。45年，“定眷、兵分编户籍，其牛籽、农具、屋价、口粮，皆官措贷，约升科时，分三年缴纳。凡承种新疆熟地，本年升科，新垦三年后升科，而商民承垦新地，户三十亩，六年升科；盖自此楚呼楚、穆垒、玛纳斯、库尔哈喇乌苏，屯务骎骎日近矣。新疆军屯分数，人穫细粮十五石至十八石，官议叙，兵丁赏一月盐菜银，二十五石倍之，十二石以上，功过半，不及，官议处。兵重责留屯，次年收足予复。乌鲁木齐但穫粮十一石以上即叙赏。塔勒纳沁尤磽瘠，赏罚递降杀之。无盐菜则给口粮，其阿奇木伯克等则赏缎匹。顾伊犁额多苦累，福康安尝以为言。最后将军长庚请仿乌鲁木齐例行，然部议仍未及减也”。乾隆间屯垦不断扩大，因配套措施得力，民至者日众，户三十亩，新地六年升科，熟地本年升科，皆编户管理；所谓“定眷、兵分编户籍”，眷者，随徙务耕之民也；即以兵不赡而资迁助耕之贫民，未必是屯兵眷属，而是随屯之眷，自此新疆有眷民、眷户之称。兵屯则分地定赏罚例，“地亩人二十”，伊犁收获15石以上叙赏（即亩收0.75石），乌鲁木齐则11石以上叙赏；福康安、长庚等皆以伊犁过重请减，在于兵屯非民屯，而部议未从。

     嘉庆时，新疆进一步发展旗兵屯田。13年，“拨塔尔巴哈台兵赴伊犁殖田，以农隙简练，置武员领之，三年一更迭。而伊犁原定屯兵三千，每岁耕种，于中抽调如干，藉习戎备，其数岁有增减，各视其时，已耕之十八屯，番休轮种，以息地力；寻定自二十年始，每年加种两屯云。初，伊犁多可耕田，令惠远、惠宁两满城派閒散旗人分地试种，借给牛具，成效昭然。九年，松筠因言照锡伯营屯种例，分畀旗兵地亩，各使自耕，永为世产。以有妨操务，祗令转交閒散代耕。二十五年，令满营兼种杂粮，先后分田四万四千馀亩，授八旗闲散自耕，但不得违禁佃租、私相典卖”。嘉庆拓宽以闲旷土地为安置旗员之途的努力，同样在新疆展开，且成效昭然，遂也加大了劝促满民自耕的力度。

　　道光际，屯田格外注重贫回的安置，而仍以汉屯相间。“道光初，既勘定张格尔，令回兵试垦大河拐，增额则募贫回。于是乌什、阿克苏、和阗每散布回户行垦，乌鲁木齐属阜康、奇台暨吐鲁番，均募民户，伊犁惠远城迤东，亦选土著，阿卜勒斯荒，俱拨回户，设五庄，庄百户，户得地亩二百（回户丁口多），喀喇沙尔则裁屯安户，库车荒地，亦予无业回人，叶尔羌属巴尔楚喀多旷土，则广招眷民。其霍尔罕新田，散与回户，喀什噶尔初开地，分处河东西，东畀回人，西招民户，或专属，或兼募，冀相安而已。凡民人赴回疆领地，皆官给印券，自赍以行，其徵粮多至亩二斗四升，次小麦八升，次六升五合，最少三升，大率视壤肥瘠为断”；可见，新疆屯田租赋不高。至道光，既广招民人，又重贫回安置，然必以教化之，才可冀长兴久安，故朝廷导以民屯、回屯相间，以期既有往来劝教，又得相安勿扰。“自嘉、道以来，数十年中，伊犁屯垦，后先其事者，将军松筠、那彦成、布彦泰等，而林则徐遣戍日，履勘诸地，又兴水利于伊拉里克，厥绩尤伟焉”。

　　“同治二年，都统平瑞上言，乌鲁木齐閒旷孳生马厂，招商户移垦，并请于伊犁各城，一律经画分屯地畀屯兵。命次第兴举。三年，饬哈密推广原屯”；是年新疆乱起，“安集延酋阿古柏作乱，陕回白彦虎应之”；六年6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言俄人窥伺新疆”；十年5月，“俄人袭取伊犁，复欲乘胜收乌鲁木齐”，且“遣人赴喀喇沙尔、晶河，劝土尔扈特降。又说玛纳斯贼投降”，希图并降回之力制华。光绪三年左宗棠收复乌城、吐鲁番、喀什等，并要俄还伊犁；俄见侵吞无望，仍“以通商、分界、偿款三端相要”。崇厚遽定约，既遭朝士所纠，又为宗棠所劾，遂改命曾纪泽使俄，更前崇厚所拟约。于是宗棠乃“出屯哈密，规复伊犁。以金顺出精河为东路，张曜沿特克斯河为中路，锦棠经布鲁特游牧为西路；而分遣谭上连等分屯喀什噶尔、阿克苏、哈密为后路声援：合马步卒四万馀人”。六年五月，宗棠抵哈密。“俄闻王师大出，增兵守伊犁、纳林河，别以兵船翔海上，用震撼京师，同时天津、奉天、山东皆警。七月，诏宗棠入都备顾问，以锦棠代之。而俄亦慑我兵威，恐事遂决裂。明年正月，和议成，交还伊犁”。六年末“命伊犁将军金顺、参赞大臣升泰接收伊犁。八年二月，接收讫”。

“光绪三年，侍读张佩纶请抽旗丁屯新疆。陕甘总督左宗棠谓有所窒碍疑阻凡六事，议遂寝。是时南路缠、民富庶（缠者，缠头回，即回也；民者，汉满也），荒旷尚稀；北路镇、迪各属，垦熟地不过十二三，赋纳既亏，闾里窳敝。已而建置新疆省治。十三年，巡抚刘锦棠更酌定新章，户给地六十亩，官借籽粮二石，农具银六两，葺屋银八两，牛两头，二人即当一户，月给盐菜口粮，立限初年还半，次年全缴，缴讫，按亩起徵，第三年半徵，次年足全额；仍仿营田制，十户一屯长，五十户一屯正，每屯正五，设一管领专员，正、长领地贷本，悉如户民，总计安纳土、客千九十户，以次推行。而南路各属新垦地万九千馀亩，分年起徵，均不领垦费。丈清南北两路各则荒熟地千一百四十八万亩有奇；各城伯克向有养廉地，自改郡县，裁伯克廉地一律入官佃租。十七年，魏光焘分划伊犁各地归旗屯、民屯各六万馀亩，使各自力耕。其后土、客生息蕃庶，岁屡有秋，关内汉回挟眷承垦，络绎相属”。光绪初左宗棠平新疆，朝廷欲抽旗丁屯守，宗棠以“挂名兵籍，不得更事农”为旧屯之弊，“宜画兵农为二”，议遂寝。其后新疆建省，进一步加大北路的招垦开发，户授田六十亩，同样配套完善；南路各属新垦地分年起徵，均不领垦费；其后关内汉回挟眷承垦，络绎相属。然观刘锦棠招垦新章，官贷垦费回收及亩租起征，已显急功。

     2）蒙古屯田：始于天聪，成于康熙；后因牧垦相妨，乾嘉间屡加区划，严申界限。其后，逐步认识到蒙旗生计在耕不在牧，复扩大垦种，使屯田与牧业一样，成为国家安疆及籓府供给的支柱。

   “关外土旷人稀，蒙古地尤广袤，利于屯垦。清初分旗有定界，继因边内壤瘠粮亏，拓边移垦。天聪中，令各牛录就各屯近地，择种所宜”。其后，各扎萨克利民种之息入，往往私招募垦，遂与游牧相妨。《清史稿》云：“蒙古当康熙时，喀喇沁等旗地，以民种而利其息入，辄廉募之，致妨游牧。乾隆初，亦令察哈尔蒙、民易居，但杂处积年，户众垦蕃，难归徙而轻生衅，议者数称驱斥之便。至嘉庆初，土谢图汗各旗地，常有游民栖息。蒙人负民债不能偿，而贫民复苦无归，则为之明界设限，不咎前失，傥将来私开一垄，增迁一人，坐所管盟长等罪。其租课，官不之问，各扎萨克自徵之。但时郭尔罗斯熟地亩二十六万五千馀，田租亩四升为定率（地不如新疆田沃，故亩租更低）。至十一年，垦者踵相属，因伸关禁，并谕禁私与民授受，违者台吉连坐之。然流人私种成习，莫能格也”；于是“初令归化种地人按编甲例，岁上其籍（编户保甲之户籍。与内地同），而口外绥远等地，仅容孑身商贩往来，挈室者有禁；其后科尔沁属达尔汗、宾图二王旗，卓哩克图、冰图二旗所招垦户，亦均编甲社，置乡长焉”。从乾隆令蒙、民易居以杜相妨，到嘉庆申土地私授之禁，再到以私垦难禁，转而起蒙地编甲，大率为清中适兼顾的治民特色（致增物力与风俗原习互兼融，各个群体利益相瞻顾）。此后，以农耕产业稳定于牧业，耕种收益大于畜牧所殖，于是逐步扩大放垦。

     道光12年，“盛京将军裕泰上科尔沁垦章八事：凡写地必以自名（写地者，各盟长以契约授垦田也），毋过五顷；一地复写者，后户与前户相均；村屯或典于民，追契折偿；地主无力回赎，任民再种，限年抵还；年满第允自种，或租与原佃，不得复典及招人（偿赎期满后，可自种或租原佃，不得再卖或招他佃）；民户交地后，得自踏閒荒，白局承种；其蒙种熟地，毋许租人；界外民开者亦毋许影射（界外民开者为荒地而非熟地）。咸如拟行。土默特牧场，旧惟任意垦治，嗣分馀地畀蒙人，口率一顷，而佃与民种者多。至十七年，令入蒙押租，以其四佐官用，其租息无业蒙人四之，公家及本旗贝勒各三之。同治七年，徙喀喇沁越垦诸户分归各旗”。自道光后，蒙人垦田者日众，然技艺不及汉民，故如清初满人一样，或佃或典于民种者多；往往致生纷争，故对请地、债务、地界加以规范。“其蒙种熟地，毋许租人”，可知朝廷有意劝蒙人自耕为业。土默特牧场等地从“任意垦治”也改成均畀蒙人，“口率一顷”，即蒙地均田，然其佃予民者仍多（荒地开垦，蒙民尚无足力）。后又详规募垦之利的分配，以促进转牧为耕；17年遂令入蒙押租，其押金4成佐官、6成佐旗；其田租，则4成助无业蒙人，其余官府与本旗均分。

“光绪七年，创乌里雅苏台垦田十顷六十亩为一屯，凡为屯七，濬渠、建居、牛、籽诸费，亦官为补助。八年，选库伦土著于图什、车臣西部落学试屯垦，从喜昌请也。当蒙古生息浸盛时，于地之不妨牧者垦之，曰牧地，又有租地、养赡地、香火地，皆自种自租。九年，山西巡抚张之洞言‘丰、宁二厅、归绥五厅，自招垦蒙荒而户日蕃，所在馀荒，时亦畀无业佃民租种，其租所入，除例与蒙旗外，凡开地基本薪公岁耗弥补一切，皆取给其间，为益匪细’”。至21年，“是时晋边之丰镇、宁远垦民积数万户，而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陆续报垦，人争趣之；察哈尔旗牧及草地虽禁私开，然自咸丰中马厂弛禁，至近岁越占纷纭，客户旗丁，讼不胜诘”。28年，“命侍郎贻穀督垦务，筹察哈尔事，陈扩充变通数端，大旨主‘清旧垦，招新垦。蒙旗生计在耕不在牧。蒙古于地租，或抵偿，或私肥，或一地数主，抑且数租，黠商乘间包揽。宜由各旗总管详晰呈明，交地开放，悉汰从前地户商总等名，设垦务公司于两翼，各旗先后试办，各盟旗顺令即奖，抗延即罚’。于是伊克昭盟郡王等旗，及准噶尔，以次报地。杭锦、乌审颇反覆，乌兰察布亦怀疑，已，皆赴议。绥远已垦未垦地亩，在乾隆初即无确数，迄今八旗牧厂，地杂沙石，中垦者希，民情观望。乃建议自将军以下俱指认地亩，为商民导。旋以财用不足，创牛捐，并推广屯捐继之。…凡蒙旗荒价，半归国家，半归蒙旗。其归蒙者，自王、公、台吉至于壮丁、喇嘛，釐其等差，各有当得之数。凡地额设者为排地，向免押租（有租额即已耕熟地，无押租而承租当年升科）；生地亩收押租三钱三分，滋生地倍之（有水草地倍之）。贻穀以恤蒙艰，故亩收押荒二钱外，仅加一钱，局用取其六，本旗取其四。杭锦在后套近渠水地，押荒上地亩八钱，中七钱，下六钱。又言租数多则累民，少则累蒙，此旗与彼旗难强同，外蒙与内蒙不一例”。光绪以后，急功渐显，垦种屡扩；庚子之后，不顾历朝劝导之方，始有强行扩耕之意，虽大多能认清“蒙旗生计在耕不在牧”，然仍有不悦耕者，故下“各盟旗顺令即奖，抗延即罚”之旨，终以朝廷累世之恩，使各盟旗皆赴议相从。贻穀设垦局、垦务公司统管，以官垦带民垦；时杂沙石之牧场亦在招垦之列，以民有观望，建议官垦认地率导；又以财用不足，始创牛捐，并推广屯捐继之（杂捐诸项已扩至蒙屯），并稍增押荒之价，调官、旗分配比例；且治垦河套，“修通长济、永济两大幹渠，又疏濬塔布河、五加河、老郭诸渠，增凿枝渠数十、子渠三百馀道，水利始兴”。虽然“先后六年，始自察哈尔两翼八旗，而推之二盟十三旗，以及土默特、绥远右卫与驻防马厂各地，凡垦放逾十万顷，东西二千馀里。绝塞大漠，蔚成村落，众皆称之”，然其短期内的大规模放垦，又少劝教安置，已颇碍原畜牧之民，故“蒙人时起抗阻”，终酿台吉丹丕尔之乱（31年“准噶尔旗协理台吉丹丕尔不悦於垦，纠众抗阻，攻劫局所，贻穀遣兵捕治之”），贻穀亦“坐诛丹丕尔”获罪。可见，产业政策的调整，不独措施之推行，更须与价值观引导劝教相维系，使牧民知国家政策所调，不仅为国，亦在为己为家、为子孙之长利，方有见远悦从之合力。

其他如科布多、乌兰古木、热河等蒙荒，亦承前朝招垦，至光绪都大幅扩展了放垦规模，且成效卓著。

《清史稿.籓部传》云：“清中叶后，诸边将军、大臣以下俸给过薄，皆倚籓部供应为生计”；籓部供应来源一则游牧，一则边屯。可见清代中期以后，边屯已成为诸边属官、军的主要供给来源之一，由此知清代边屯之功。

3）青海屯田：“青海向为蒙、番牧薮，久禁汉、回垦田，而壤沃宜耕者不少。曩年羹尧定议开屯，发北五省徒人能种地往布隆吉尔兴垦。最后庆恕主其事，以番族杂居，与纯全蒙地殊异，极陈可虑者五端。嗣又劝导蒙、番各族交地，以资拓殖，无论远近汉民皆得领，惟杜绝回族，以遏乱萌（与元代相反）。于是开局放荒，黄河以南出荒万馀亩，迤北至五万馀亩。又虑其反覆也，募实兵额，分留以镇詟之。番地僻，山峻且寒，仅燕麦菜籽，虽岁穰，亩收不过升四五，课务取轻，以次推行。近地始自光、宣之际，议垦荒尤亟，以物力之不易，而大举之无时，冀其地无弃利，人靡馀力，盖犹有待焉”。青海亦属转牧为耕，虽劝导尤早，然沃壤有限，除黄河退滩地及牧场可耕外，其余则因山峻且寒，收获很低。逮至光、宣之际，也复大举，虽议垦荒尤亟，却以物力之不易，未尝大举，只得更待后人。

4）金川屯田：“金川在乾隆四十年以武功底定，初从定西将军阿桂言，于西川之攒拉就近屯田，其美诺、底木达等处，令驻兵受地习耕，别斯璊以次改土为屯，各置屯弁处理。又帛噶尔、角尧诸降番，悉视屯兵例，概畀以牛具籽粮。其番户多者三四十，少者一二十，初垦免赋，三年后输粮，旋令驻兵挈眷前赴，而丁口日增，又拨地户三十亩，俾加垦自给，地利浸辟矣。于是四川之懋功五屯，安置降番，亦户给地亩三十，选精壮千人，半为屯练给饷，半为馀丁无饷。厥后釐出荒壤，亦分等加赉，巴塘、里塘沃区亦不乏。至光绪三十三年，川督赵尔丰疏筹垦计，招内地农户而官资遣之焉”。乾隆中，金川底定后，亦以屯田为安民固边之策，既以牛具籽粮畀番户屯垦，又令驻兵挈眷前往，“拨地户三十亩，俾加垦自给”，遂使地利浸辟、降番向化。其后不断“釐出荒壤”，分等募耕奖劝；直到光绪末年，川省仍在招纳内地农户，以官资遣送。

清代边屯，基本与边防相维，既有济军供饷之需，又有劝耕化番之责；更以广招内地民人助垦，易风俗、融礼义、兴教化，继以编保甲、建学校、贡科举，务导夷民之归化，兼得地利之造福。观有清以来，内既无唐李德裕之忧，更未见元诸王谋逆不息之乱，外亦罕宋明边患之扰，皆因其深明安边之道不在平夷之武功，而在安疆之文治，知和民才能宁边之理（此汉宣和纳西戎之道也）；故能既尊重番族风俗，政不强推、导以中适，又力行劝抚、济垦助耕，广施德化、和融厚俗，遂以儒家治道理念的入心而造就边和民定，使行奸者难兴逆浪，而倾心来附者络绎不绝。即便到以农耕对抗列强的最弱时期，面对俄英诸夷的挑拨、颠覆，北之蒙古，西之新疆、西藏，南之苗黎，都仍能有效控制，足见其承教易俗而凝聚人心之功。

   4、民佃：

1）流民安置及内地垦荒：也是清初恢复经济、促民安业的主线。无论清初招流垦荒，还是其后对直省荒地、新拓边地，始终以招代徙，用配套措施和租规保障民生与国计；其与徙民的差异在于更能把握中适（既遵从民愿，也反过来检验招垦条件是否适当）。康熙初，即把屯政选拔吏员的主旨加以扩展（立屯“设道二、同知四，令督抚选属吏廉能敏幹者任之，以选吏当否为督抚功罪”），将招民垦种作为选拔县官主要条件之一；至雍正又进一步完善了招垦考核议叙之制的督实；乾隆初，即命以务农本作为直省吏员的考核重点。从中可见，清初诸帝对招垦兴农的重视。

《清史稿》曰：“田制曰官田。初设官庄，以近畿民来归者为庄头，给绳地，一绳四十二亩（按丁）。其后编第各庄头田土分四等，十年一编定。设粮庄，庄给地三百晌，晌约地六亩。庄地坐落顺、保、永、宣各属，奉天、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亦立之，皆领于内务府。此外有部、寺官庄，分隶礼部、光禄寺。又设园地，植瓜果蔬菜，选壮丁为园头。世宗初，设总理专官，司口外报粮编审（编审之始，丁口与报粮皆有专管）。南苑本肄武地，例禁开田。宣宗尝谕前已开者并须荒弃。而咸、同间，嵩龄、德奎、刘有铭、铁祺先后疏陈开放，均严旨诘斥。然至光绪季年，仍赋予民。自后承地者乃接踵矣”。官庄庄头以近畿流归之民充，既是官庄早期入佃户，又是相关垦务的分片主管者，并由其再分招百姓入佃承垦，故清初范文程所上屯田四事中“选举得人”，既指州县官吏，也包括这些招垦主管（及园地所选园头）。世祖入关之始，即定垦荒兴屯之令，其始即以畿辅立官庄之招流，后又设粮庄、园地，招流民佃种，其终亦在南苑肄武地予民承种。此畿辅垦荒之大致也。

顺治“四年，给事中梁维本请开秦、豫及庐、凤荒田。六年，令各省兼募流民，编甲给照，垦荒为业，毋豫徵私派，六年后按熟地徵粮。十年，定四川荒地听民开垦。陕荒则酌调步兵，官给牛、粮”。熟地官田额租俱为“官助牛种者，所收籽粒三分取一；民自备者，当年十分取一，二年、三年三分取一”；其时，官田租期尚有三年之限（起科后满三年，重新招佃）。至康熙，停限年令而改长租，又定招民垦荒议叙制（官给资垦，州县官员仍按垦辟亩数议叙）；并加宽新垦起租年限，“凡新垦地，初定三年起科。嗣又宽至六年后。寻令通计十年。既仍用六年例，亦有循三年旧制者”（至雍正而制定）。清初官庄田三分取一，且官给耕资、无他科扰，虽高于什一之古制，基本与宋法定税赋及明洪武3年中书所定民屯租例相当，但不似宋明征管逾法、苛杂繁巨，且多资恤之助；在清初官民俱困之际，当属难得的仁政。其后又大幅扩展免租年限，历朝多有恩免，且灾蠲及时，自然垦兴民劝。

“雍正初元，谕升科之限：水田六年，旱田十年，著为例。当顺、康间，直省大吏以开拓为功，其报垦田总额，多者如河南，至万九千三百六十一顷，少者如山东，百二十顷有奇。世宗末年，以数多不实，严诫审覈。其有浮饰，论如律。定议叙法，凡官吏召佃资垦者，按户数多寡，军民自措工本者，按亩数多寡行之（康熙时，皆按亩数议叙）”。雍正初定起科永例，并令垦荒；各省以虚报邀功，末年多有严诫审覈。又改按亩议叙为按户与亩并行：召佃资垦者，多为流民，招垦能责实，除田亩外，还有户口可验；而资垦仅按田亩议叙，不察户口，往往受下吏邀功之欺，且贪资垦之惠。军民自费开垦者，虽只核亩数，然数年后须升科，故胥吏造假亦难。显然是对康熙议叙法的完善，但仍有河南之虚报。

“乾隆八年，命督、抚以务农本计察覈属员，论者谓以劝农为劝吏之要，深得治本，与汉诏同风”。其时，“令官山、官地，无论土著、流人，以呈报之先后予垦。民地由业主先报。或实力绌，他人始得承之。凡屯户加垦者，俱令改屯升科。又令已垦之地，宜慎防护。凡官民地，于水道蓄泄相关，毋擅行垦。傥帖己业，私垦塘堰陂泽为田，立予惩艾”。乾隆初即以务农本作为直省吏员的考核重点；高宗务尽地利，民田无力耕者，他人承之；屯户加垦者，俱令改屯升科（因开垦年限未报无考，故只以收获有无为算）。季年，以人口大增，使高宗更重荒地尽垦、地无遗利。58年11月，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达三亿七百万，而谕各级官吏劝民崇尚俭朴、服勤稼穑：“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势必益形拮据。各省督抚及有牧民之责者，务当劝谕化导，俾皆俭朴成风，服勤稼穑，惜物力而尽地利，共享升平之福”；然仍有和珅管农夺佃之改。以地招民、以资助民、以业安民，求民业之恒定，继有从道之恒心，大致是清初恢复之法，而后又成为无田百姓的恒业之赖。

    2）边番荒闲及退涸涨滩地的开发：除前述随版图日阔的规模兴屯以外，对边地、番地之闲荒及河海退涸涨滩也结合抚劝，力行开垦，以期地尽其利、民进其业。

    雍正四年，“甘肃、宁夏之插汉、托辉地平衍，可垦田六十万馀亩，招户认领，户授百亩。五年，粤督阿克敦陈近年粤东垦弊四：豪强占夺、胥吏婪索、资本不充、土瘠惧为课累，劝导法五：定疆界、杜苛取、贷籽种、轻科额、广招徠。其后惠、潮贫民垦肇庆属地，高、廉、雷属山荒墝埆，皆给资招垦，并免升科（免租），嗣琼州亦如之。又扩滇、黔垦计，乌蒙兵民并承，户勿逾二顷。其各省入蜀民人，户给水田亩三十，旱田亩五十。甘肃安西久行兵垦，移眷驻防，以与凉、肃二镇。屯兵多贫，垦赀悉出官贷，并令边省、内地零星可垦者，听民、夷垦种。及山西新垦瘠地，自十亩以下，陕西畸零在五亩以下，俱免升科。凡隙地及水冲沙杂，与田不及亩者，及边省山麓河壖旷土，均永远免科。浙江新涨沙涂，民、灶皆承领，百亩为号，十号为甲，十甲老农导耕；后值涨地，人咸利之，嗣有侵垦西湖之禁”。雍正间，不仅甘肃、宁夏、广东、琼州、四川、陕西、云南、贵州等南北沿边诸省皆着力招民垦荒，且浙江新涨沙涂，亦招民承领，并以老农导耕。对贫民既给资助垦，又定瘠地、畸零等俱免升科；其垦荒更重贫户抚恤。

乾隆59年，“巡抚吉庆言，沿海沙地滩涨靡常，约十三万三千馀亩，悉令入官，交原佃耕作纳租，永著为例（收为官地佃民）。凡各省州县每岁新垦荒田荒地，以及荡地湖淤，督抚随时疏报升科。盖雍、乾以来，各省军屯民垦，称极盛焉”。其以沿海沙地滩涨靡常，“悉令入官，交原佃耕作纳租，永著为例”，非为租也（清初即已非万历故籍之项，皆按民田起科，故入官无关租额），而是为保障水患治理的系统性，其后亦用于河湖涸退张滩地。乾隆季年，“福康安平林爽文之乱，台湾北境乃渐展拓。其山后之地，至嘉庆间始辟之”。“嘉庆十五年，浙闽总督方维甸奏：‘噶玛兰田土膏腴，内地民人流寓者多。现检查户口，漳州人四万二千五百馀丁，泉州人二百五十馀丁，粤东人百四十馀丁，与生熟各番杂处，必须有所钤制。’于是议增噶玛兰通判一。此外如江苏铜、沛两县，自黄河退涸，变为荒田，山东曹、济等属民人陆续前往，创立湖团，相率垦种”。由乾至嘉，台湾从北向南渐得开发，由闽入台之民日多，仁宗中期强化编户管理。

“先是江苏涨滩，冒垦日甚，迨道光八年，始定归公。而官产民业，纠互缴绕。于是江督陶澍建言听民承售。部议江河不以垦殖为利，则沙洲不得以占鬻徇民。仍一律入官处置。寻耆英谓‘民间价购兴筑，一旦夺还，迹类争利。请宽其既往而阏其将来’。从之”。宣宗按乾隆季年“沿海沙地滩涨靡常，悉令入官”之永例，对河湖退滩亦定归公，然又复宽冒垦之禁，所谓“宽其既往而阏其将来”；因其忽视了“江河不以垦殖为利，则沙洲不得以占鬻徇民”的主旨（部议虽仍坚持，却未见听），已属以兼顾为名之徇民，也使其大治河工系统性受到阻扰，亦可谓“吏道媮”者也。

“福建各番鹿场旷土，例许租与民耕。然台湾自历任镇臣创庄招佃，往往侵据民、番地。乾隆时，谕禁武弁垦荒。旋禁土民私购番田。五十三年，福康安请拨馀地畀番、民自种，遴壮健作屯丁。内山未垦及入官荒废埔地八千八百馀甲，每甲准民田十一亩零（约9.68万亩），共屯丁四千，分地任耕，免赋而不给饷，从之。嘉庆中，噶玛兰开辟田园七千五十甲有奇。道光初，定番社未垦荒埔分给民人徵租。粤西设土兵、俍兵，均给军田。粤东有俍田、瑶田，仍按田充兵，其田均禁民典。台湾番地亦然。顾云南永北、大姚等处，汉典夷地，积隙数十年。道光建元，措理稍定。十三年，四川复有汉耕夷地之衅，乃析界址，令汉、夷不得互占。又用滇督阮元议，禁流民私佃苗田，并禁苗客户典售苗产。十六年，以开化、广南、普洱地多旷閒，流民覆棚启种，因议论入户甲。御史陶士霖论其病农藏奸，禁之”。清代对番地招垦一直比较慎重，不断加大对官侵、流垦的规范力度，不仅对西北蒙、番之地，且对东南少数民族世居地，及与汉民杂居之地，同样以勿相妨扰为先，以期劝化，使番民悦于农耕、愿受帮教。

清代官田因佃种、招垦的配套条件较好，亩租最低者数升（如郭尔罗斯熟地），最高者亦不过亩产1/3，并宽免租年限，亦屡有蠲免，故佃业稳定，百姓耕作热情很高。相比明代屡徙民宽乡立屯，而屯民逃田日广；清代改徙民为招民，且久禁夺佃增租，可知赋役水平及劝化管理之异。不仅荒滩，而且如牧场、南苑武地等，例禁开田，也常被民侵种，之后屡侵屡禁（“然至光绪季年，仍赋予民，自后承地者乃接踵矣”），虽有法轻之嫌，但可见清代百姓务垦热情之高。清代以繁察流徙的民户管理，配合各地闲荒招垦，在于使民重本，而抑其窜徙逐利之心，流移必有明确的原因、方向和产业以待；其本质是劝民爱家重乡。然随着发展与人口增加，难免口多田少以致不均，遂又以资民垦荒为再均利，使民家给人足、国增赋入之利，故其招垦始终抑制富户包占（及至光绪末，蒙地招租仍禁“黠商乘间包揽”），而宁愿官资扶助贫人授田，既使各地百姓能尽心于家乡建设，也终使各地发展相对均衡（既不似宋代，西北军需全仰赖内地输供，又无如明代须以盐为饵的开中边镇）。

    清代虽繁察流徙，然遇流民则仍授田编立保甲；虽禁旗地私典，然仍定回赎归原佃承种；虽禁军田私售，然运丁无力回赎，即令民增租给运丁；虽禁出口私垦，然发觉仍予编户纳租；虽令蒙、民易居以杜相妨，然见私垦难禁，转而起蒙地编甲；…，都揭示了清代凡于虑其滋害则严为之防的立法，必辅以悯其无着又宽为之计的兼顾，从而形成了清代治民力求中适的为政特色。能时刻以中适求治，则在于清代诸帝认清了儒家以国家一切实力皆来自朝廷化导组织与万民能群合力发挥的治道根本（此亦清代教育之得也），而化导组织的得当与否，决定了能群合力的发挥程度，故须时刻以中适察知与调整。然中适精求必以德道清晰为前提而着眼于全面与长远，故乾隆之后内满外汉、骄奢风起，遂使这种兼顾日益走向了因循，史家所谓“其敝也奉行故事，实政不修，吏道媮而民生益蹙”者也。以因循故事为奉行，致奸民玩法，反使本当受益之民生计益蹙（如乾隆时，安徽巡抚潘思榘见百姓遇灾反而“一家领三粮”，不思劝化安业、导民定志，反而疏请有司察流民过境、勿轻给资送；道光帝宽河湖退涸涨滩入官之禁，而允为民产，表面为顾及民利，却未思其对系统治河的掣肘；光绪季年蒙地招垦，改劝为强，且加捐费，使蒙旗意愿降低，遂起纷乱；…等等）。可见中适之求，必察其动机、实情及对未来发展的影响，当扶则不当逡巡，当惩亦不当姑息，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细节调正必要的兼顾取向，故康熙帝云“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念不谨，即贻百年之患。朕从来莅事无论钜细，莫不慎之又慎”；但这种慎细并非代下行政或侵下事权，而是察审其政令奉行仁德中适贵一的精度，即审慎辨析其计划措施对保障家国一体的长远性与广泛性之兼顾程度。以此精求中适之不懈，可参考故事而非因循，方可谓之修实政也。

    清代幅员广袤，克求地尽其利；民人众多，亦务户有恒业。充分体现了地无荒、民无闲的农耕时代的建设宗旨，主要源于民为国本、必务民有恒产以求劝化守义之恒心，兼以济危困、轻赋敛之体恤，核心仍在于笃仁德、道中适的垂范引导，并贯彻拔人以德、财货以均的儒家治道。昔者，元代年年民流地荒、遍地饿殍，以至弱者颠沛、强者啸聚，在于不识民为国之本，而以民为具；明代中期以后，百姓弃家舍业、甘愿挺身从贼者日众，良田流荒者岁巨，以致畿辅乏粮、官军绝饷，皆因苛敛繁重、民无生计，而被迫走险；清代百姓不避偏远、垦荒四境，安农乐土、惜田如金，以致民屡请自费浚河修渠，洪匪欲胁民从则必先绝毁其田屋，相比元、明，惟在财货恤民之中适、率义厚俗之教化也。

（三） 税赋及征管（并盐政、厘金）

   1、田赋、丁银

赋者，田赋、田租也；起于唐之租调、承自明之两税，又因条鞭法之改，只征地粮，不征绸绢之调（明代两税，初租调皆征，后并入条鞭），故又称“地赋”。役者，庸、丁银也。两者合称“赋役”。清代赋役，“大率东南诸省，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新增人丁永不加赋”之赋，则是民户税科通称，实指役或丁银）。

清代在洋税、厘金未起之前，对百姓征收的赋税主要以田赋和丁银为大。清初入关，首除明季加派三饷，时“明季赋额屡加，册皆毁於寇，惟万历时故籍存，或欲下直省求新册，（范）文程曰：‘即此为额，犹虑病民，其可更求乎？’於是议遂定”。顺治3年，“谕户部稽覈钱粮原额，汇为赋役全书，悉复明万历间之旧”；即万历初始行却未久遵的张居正成法。“时方大兵后，田亩淆乱，官为丈量，胥役因缘为奸。（苏松巡按秦）世祯令编列‘鱼鳞册’，使民自丈量，赢缩胥复其旧，荒坍皆有别。州县徵赋，民或逾额输纳，世祯限夏税五月，秋粮九月，先给‘易知单’，示以科则定数。又令每甲汇列赋额及输户为‘滚单’，使里长按户递传，输赋则填注。先行之苏州，民以为便，条列以闻，通行诸府。又以徵银设櫃，有司奉行不实，请增司府印封，立日收簿，输户自封投櫃，验数书之簿（官司与民户两明）。又请革佥点粮长之例，改官收官兑。并下部，著为令”（《清史稿》云：“一条鞭者，以府、州、县一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额，通为一条，总徵而均支之。至运输给募，皆官为支拨，而民不与焉。颁易知由单于各花户。由单之式，每州县开列上中下则，正杂本折钱粮，末缀总数，于开徵一月前颁之。又佐以截票、印簿、循环簿及粮册、奏销册…。定制可谓周且悉矣”；与前代相比，其操作重在钱粮户认、官户两明，以遏抑虚冒欺隐，遂除明季征管之弊）。如此，田亩民自丈量、科则输纳定数、征银簿验自封，不仅杜绝了胥役因缘为奸，且大大改善了万历变法时“尚综核”以求田多、以溢额为功的虚冒之弊。然田亩自丈的矫枉之举，既大幅促进战乱之后的民力恢复，又因当时趋利之俗，难杜奸民欺隐，遂至康熙又“定官民隐田罪例”。

圣祖即位，不仅严欺隐、捏保、私征之禁，还进一步完善制度性公示，既使民家及户部可对照田亩等则查看征额，又杜绝州县以由单在前、定蠲在后而欺隐流抵蠲额。至康熙51年“新增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出台，使清代赋役额基本趋于恒定（赋役合计约在2500-2900万两；加上盐课、商税及诸杂项，从雍正至光绪初年，朝廷总岁入也基本处于4000万两左右），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垦田的广袤，使百姓税负占收入比重日益降低。另一方面，历朝不断通过恩蠲、灾蠲（包括普免），减免各地赋税；雍正间，免苏、松两府额徵银；乾隆间，又减江苏省浮粮；同治初又减苏、松、太三属粮额，使清代赋额不断下降。同时，清代对各种加派耗羡的控制较严，各地法外私征较少，而地方额留不足，致地方不得不总挪借应解户部钱粮，各省亏欠成为常态，最终大多豁免，以此构成了清代中央、地方财政的再分配。

1）田赋：大体清初赋役，按“万历时故籍”（张居正成法）汇为赋役全书，但从最初就不断加以蠲减，如前明“宗室禄田散在各省者，胥视民田起科”，以万历故籍之内诸王庄田有役无租也；盖其他庄田亦仿此。再如云南屯田，康熙28年从云南巡抚王继文请，亦按民田起科（继文疏言：“屯田科赋十倍於民田，重为民累，请分别改视民田起科”；从之），以吴三桂盘剥过重也。计天下财赋，惟江南、浙江、江西为重，三省中尤以苏、松、嘉、湖诸府为最，故雍正间，诏蠲免苏州额徵银三十万，松江十五万，永著为例；乾隆间，又谕改减江南、浙江白粮十二万石，免苏、松浮粮额银二十万石。至同治2年，两江总督曾国籓、江苏巡抚李鸿章疏言苏、松、太田赋过重，战乱以来民难堪其负，请据咸丰中以来的实纳数酌减并永著定额（疏曰：“苏、松、太浮赋，上溯之，则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比毗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其弊由于沿袭前代官田租额，而赋额遂不平也；…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气顿耗，然犹勉强枝梧者十年。逮癸巳大水而后，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国家蠲减旷典，遂为年例。部臣职在守法，自宜坚持不减之名，疆臣职在安民，不得不为暗减之术。始行之者，前督臣陶澍、前抚臣林则徐也。又官垫民欠一款，不过移杂垫正，移缓垫急，移新垫旧，移银垫米，以官中之钱完官中之粮，将来或豁免，或摊赔，同归无着。…自粤逆窜陷苏、常，焚烧杀掠，惨不可言。臣亲历新复州县，市镇丘墟，人烟寥落。已复如此，未复可知。…细核历年粮数，咸丰十年中，百万以上者仅一年，八十万以上者六年，皆以官垫民欠十馀万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实数不过九十万也。成案如是，民力如是。惟籥请准减苏、松、太三属粮额，以咸丰中较多之七年为准，折衷定数，总期与旧额本经之常、镇二属通融覈计，著为定额。即以此后开徵之年为始，永远遵行”。宋法定赋额大致10取3或3取1；元至元定赋额与宋同，至于天历之后，“盖增二十倍矣”；从中可知，国藩言清、元、宋赋额之比，不是法定赋额，而是实际征入之额，且未及他杂与逾法之苛敛。元代赋入低，在于民流地荒；宋更低，则在于豪势之阻。元赋入虽高于宋，但无豪势广占田亩的免租，故产出仍远不及宋）。疏入，“制可。先是太常卿潘祖廕、御史丁寿昌交章言减赋事，皆下部议。覆奏准苏、松减三之一，常、镇减十之一。大抵苏、松、太一亩之税，最重者几至二斗，轻者犹及一斗（由土地品级定）。列朝屡议覈减，率为部议所格。雍正间，从怡亲王请，免苏、松两府额徵银；乾隆间，又减江苏省浮粮，皆减银而不及米（除白粮外）。至是诏下，百姓莫不称庆”。曾国籓、李鸿章蠲减苏、松、太田赋之请前，已有潘祖廕、丁寿昌等交章减赋，覆准结果是“苏、松减三之一，常、镇减十之一”，于是“苏、松、太一亩之税，最重者几至二斗，轻者犹及一斗”（雍乾两朝虽屡有蠲减，然除减白粮外，“皆减银而不及米”，即多是漕粮附加运耗之费，而非正粮本额）。从最重者与最轻的租额看，所蠲减的主要是官田及民田租额高者（亩租1斗以下者未见减。未分官民田，说明此时官民田租差异已非明时之大）。由是可知，之前经累朝蠲减，苏松太官田赋大致应在亩税3斗至1.5斗（比明代已显著下降；其中起运漕额仍要比存留重至翻倍）。当时的亩产，高者约在3石，低者也在1石，即便全按漕粮粗计（即6斗至3斗），即租征约10取2-3；至此诏下，则大约降至15取2（虽田税高于汉唐，但无调征，且因耕作效率提高，民之富庶仍超汉代、初唐；更非杂项繁多之宋代，及民流地荒的元代与明季可比）。此次降赋原因是承兵荒后的恤民，故同样适于民田佃户之租；即使民田业主获得的减赋优惠，也须按政策转惠佃户（不仅限于康熙49年“诏凡遇蠲赋之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之分配）。而他地、他省田赋低于原苏松赋额四五倍到一二十倍不等，也是指征入而非税率；前已述及，官旗田佃租额最高为3取1，民田则不会高于原苏松官田10取2的水平。只要朝廷和当地督抚官吏持同样的爱民之心，也会各据实情予以宽免涵养，如曾国荃、张之洞于山西，左宗棠于福建等。

但到光绪中，赋敛又逐步加重，甲午之前，因防务、官署新增费用等不断加大，不仅将粮折、耗羡列为常例征收，而且还新增按粮津贴，并加大征厘（厘金于同治乱平始加裁撤，后因边疆、海疆多事而未能尽裁。中法之战后，国家无事，本当尽撤，然值光绪亲政，反而大举恢复）。然又与庚子之后，赔款及洋债骤重而被迫之加征粮捐、盐捐，不可并论。

地粮折银。清代未有统一的租赋折色政策，但乾隆中期前，各省皆有统一的漕粮折银价，所谓“民折官办”是也。漕粮因含运输各项漕费，故实际比正粮负担要高得多，折色办漕亦然（与灾折的只折征不办漕不同，民折官办是先收银、后办漕，使漕费征额固定，避免借漕滥科于民）。康熙八年，“定河南漕粮石折银八钱。九年，浙江嘉、湖二府被灾，每石折徵一两（灾蠲、缓征后余起运部分。至58年“覆准河南附近水次之州县，额徵漕粮每石八钱内，节省银一钱五分，仍令民间上纳，馀六钱五分，令徵本色起运”。而康熙中期后，米价仅约3钱，可知漕费仍高）”；雍正元年，“以嘉、湖二属州县灾，谕令收徵漕米本折各半，其折价依康熙九年例”。然至乾隆26年“以江苏之清河、桃源、宿迁、沭阳不产米粟，命嗣后先动司库银两，按照时价采办，令民输银还欸”；自此，折银无准价而私折渐多，至乾隆季年，浮收日起，折价益增。至嘉庆漕务改章，“凡改徵折色各省，耗米亦折价与正米并徵”，又大大拓宽了加价折征的空间。至道光复多蠲除，并始办海运。到咸丰乱兴，米价腾踊，胡林翼始定价核减，故《清史稿》云：“自乾、嘉以来，州县徵收钱粮，多私行折价，一石有折钱至二十千者。咸丰中，胡林翼始定核收漕粮，每石不得过六千钱。其后山东亦定每石收钱六千。江苏定每石年内完者收四千五百，年外收五千。江西收钱三千四百。河南每石折银三两。安徽二两二钱。漕粮浮收，其来已久”。按清代钱法，初定“钱千准银一两”，而后市迁价变，钱银折价各时不一，康熙季年“银一两易钱八百八十至七百七十”，乾隆间“银一两仅易八百文”，而道光中“每两易钱常至二千”，其后大致以二千为价。道光银价猛涨，是因大量纹银外流；而咸丰米价腾贵，则因战乱，且还是主要米粮产地的战乱。

 2）丁银，即役钱（役法）。“初沿明旧制，计丁授役，三年一编审，嗣改为五年。凡里百有十户，推丁多者十人为长，馀百户为十甲，甲十人。岁除里长一，管摄一里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里曰里。里长十人，轮流应徵，催办钱粮，句摄公事，十年一周，以丁数多寡为次，令催纳各户钱粮，不以差徭累之。编审之法，核实天下丁口，具载版籍。年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上添註，丁增而赋随之。有市民、乡民、富民、佃民、客民之分。民丁外复有军、匠、灶、屯、站、土丁名”。市、乡、富、佃、客民，既有乡村、坊郭户籍之分（如今之农村、城镇户口），又含上中下户等之分。清代里长仍催办钱粮，以丁数多寡为次轮流出任，免其差徭，十年一周。民供役期从年16始至年60止；但清代役法，均徭自清初就已纳银免役，各地其法不一；雍正后大多改随地派（十居其七）。

“直省丁徭，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徵者，有丁随地派者，有丁随丁派者。其后改随地派，十居其七。都直省徭里银三百馀万两，间徵米豆。其科则最轻者每丁科一分五釐，重至一两有馀。山西有至四两馀，巩昌有至八九两者。因地制宜，不必尽同也。三等九则之法，沿自前明，一条鞭亦同。其法将均徭均费等银，不分银力二差，俱以一条鞭从事。凡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县，而府，而布政司。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里甲与两税为一。凡一州县丁银悉输于官，官为佥募，以充一岁之役，民不扰而事易集。定内外各衙署额设吏役，以良民充之。吏典由各处佥拨，后改为考取，或由召募投充。役以五年为满，不退者斥革。其府州县额设祗候、禁子、弓兵，免杂派差役。又有快手、皁隶、门卒、库子诸役，皆按额召募”。丁徭初沿明制三等九则或一条鞭法，皆将均徭均费等银，不分银力二差，俱合并一条鞭从事。“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其后以改随地派者为主，按丁户、田亩等级定轻重，仍延续了西北役重而粮轻、东南粮重而役轻的格局。府县充吏之役，以丁银招募良民，以至考取选拔。除均徭外，另需借藉民力者，曰差徭，各省、各州县不一，皆因事而起，属于额外加派。如上述“山西有至四两馀，巩昌有至八九两者”，致其奇高者主要是差徭。

康熙51年，谕曰：“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未加广，应以现在丁册定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徵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实数查明造报”。户部议：“缺额人丁，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亲戚丁多者补之；又不足，以同甲粮多之丁补之”；即丁银不减也不加，使国家岁入恒定，随着国家安定，幅员日广、户口日增，百姓负担愈轻。其后，遂有丁银入地之议，是进一步的均利措施，也使税赋负担随入地更趋公平。“雍正初，令各省将丁口之赋（丁银），摊入地亩输纳徵解，统谓之‘地丁’。先是康熙季年，四川、广东诸省已有行之者。至是准直隶巡抚李维钧请，将丁银随地起徵，每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二釐，嗣后直省一体仿行”。共分三种摊法（仍循丁户等级之别），按地粮折银摊者（行用省份最多），地赋一两，福建摊丁银五分二釐七毫至三钱一分二釐（按户等及田亩品级不同，下同），山东摊一钱一分五釐，河南摊一分一釐七毫至二钱七釐，甘肃、河东摊一钱五分九釐三毫，河西摊一分六毫，江西摊一钱五釐六毫，广西摊一钱三分六釐，湖北摊一钱二分九釐六毫；按地亩摊者（征额最固定），如江苏、安徽亩摊一釐一毫至二分二釐九毫；按地粮本色摊者（地赋米石，不折银）, 如湖南地粮一石，徵一毫至八钱六分一釐。“自后丁徭与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矣。惟奉天、贵州以户籍未定，仍丁地分徵。又山西阳曲等四十二州县，亦另编丁银”。乾隆38年，“陈辉祖请将民屯新垦丁银随年摊徵。帝以所奏与小民较及锱铢，非惠下恤民之道，谕嗣后各省办理丁粮，悉仍旧制，毋得轻议更张”。清之丁银比于唐之户税（庸调合计），要低得多（唐代大历户税，下下户500文，因时价过高，暂减半计算即250文，按1千文折银1两，约银2钱5分；以最简便的江苏、安徽地亩摊法，其差次范围暂不论户等，只论田亩品级，若清代岁每纳丁银2.5钱，按最高标准亩摊二分二釐九毫，则拥有11亩上等田；或按最低标准亩摊一釐一毫，则也有227亩下等田）。

（三）税赋及征管 ：2）丁银下半部分（差徭）待续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二十、（四）唐宋明清四代之食货-清代食货-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