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 ：十九、唐宋明清四代之选举--清代选举3

   （四）推选之荐举（保任）下半部分：

“嘉庆初，和珅败，仁宗下诏求贤。谕满、汉大臣，密举操守端洁、才猷幹济、居官事迹可据者，降敕褎擢廉吏刘清，风厉天下”。

“宣宗即位，尚书刘镮之荐起名儒唐鉴，授广西知府。四川总督蒋攸銛荐川东道陶澍治行第一，擢按察使。澍好臧否人物，开籓皖中，入觐论奏，侃侃多所举劾；宣宗疑之，密谕巡抚孙尔准察其为人，尔准条列善政，密疏保荐。遂获大用，擢两江总督。临殁遗疏荐粤督林则徐继己任。澍以知人称，咸、同中兴诸名臣，多为所识拔”。

文宗嗣位，诏求直言。侍郎曾国籓疏陈：“本原至计，尤在用人。人材有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帝嘉纳之，诏中外大臣荐举人才。又以各省用兵，诏采访才兼文武、胆识出众之士，于是大学士潘世恩疏荐前总督林则徐、按察使姚莹、员外郎邵懿辰、中允冯桂芬；尚书杜受田首荐则徐及前漕督周天爵。诏起则徐督师，天爵巡抚广西。侍郎曾国籓荐太常少卿李棠阶、郎中吴廷栋、通政副使王庆云、江苏淮扬道严正基、浙江知县江忠源；尚书周祖培亦荐棠阶、廷栋及郎中易棠等，多蒙擢用。云贵总督吴文镕、贵州巡抚乔用迁荐知府胡林翼，擢道员。咸丰五年，“御史宗稷辰疏荐湖南左宗棠，浙江姚承舆，江苏周腾虎、管晏，广西唐启华。命各督、抚访察，送京引见。文庆以大学士直枢廷，屡密请破除满、汉畛域，用人不拘资地”；时“（曾）国籓起乡兵击贼，战失利，谤议纷起；文庆独谓国籓忠诚负时望，终当建非常功，宜专任讨贼；又尝奇林翼才略，林翼以贵州道员留楚带勇剿贼，国籓荐其才堪大用，胜己十倍。一岁间擢湖北巡抚，文庆实中主之。袁甲三督师淮上，骆秉章巡抚湖南，文庆荐其才，请勿他调，以观厥成。时论称之。七年，以军事方殷，迭饬疆吏及各路统兵大臣奏举将才。林翼举左宗棠，予四品京堂，襄办国籓军务；沈葆桢、刘蓉、张运兰，命国籓、林翼调遣”。清代能荐举得实，也在中适能群之纲常清晰，使拔人竞德落到实处；纲常逻辑清晰、奉行环境透彻，核心也在社会性认知的普及，遂能以了解积累而见其操守，故不仅以某事之功而谏，如蒋攸銛荐陶澍，陶澍谏林则徐，文庆谏曾国藩…，皆因明贤而拔遂使贤德居上，贤德居上复佐唯贤知贤，以此识人洞彻，故能在破除满汉畛域之后，使贤才倍出。

　　穆宗践阼，以军兴后吏治废弛，“谕各省访察循良，有伏处山林、德行醇备、学问渊通之士，督、抚、学政据实奏闻。寻国籓疏称常州士民尚节义，城陷与贼相持。其士子多读书稽古。如候选同知刘翰清，监生赵烈文、方骏谟、华蘅芳，从九品徐寿等，若使阅历戎行，廓其闻见，有裨军谋。诏谭廷襄、严树森、左宗棠、薛焕访求，遣送国籓军营录用”。同治元年，复屡谕国籓保荐督抚大员。国籓言：“封疆将帅，惟天子举措之。四方多故，疆臣既有征伐之权，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宜防外重内轻之渐，兼杜植私树党之端。”帝优诏褒答。从中可见，清代荐举除了重举主之贤，还多方印证，如陶澍、林则徐、胡林翼等，都在受荐后，再向多方访求，这是从左右曰贤到国人曰贤的过程（然后察之，见贤而用之）。曾国藩举属吏贤能者，或用于幕府，或荐与朝廷，却不敢直荐督抚大员；这是荐举转向结合考绩而举劾属吏之后，逐步形成的特色，即大员以荐属吏廉能为责，朝廷依据才德，以自定除授。

“光绪二十一年，访求奇才异能，精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学者。二十四年，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疏荐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知府谭嗣同、广东举人梁启超，特予召见。徵遵宪、嗣同至京，赏启超六品衔，任译书局事。时德宗亲政，而草茅新进之臣，刻励求新，昌言变法矣。未几党祸起，慈禧皇太后训政，有为窜海外，其弟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弃市，致靖以党附下狱禁锢，复追论原保诸臣罪。御史宋伯鲁、湖南巡抚陈宝箴，开缺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翁同龢，俱削官永不叙用。礼部尚书李端棻谪戍边，内阁学士张百熙下部议处。其他言新政者，斥逐殆尽”。光绪处自然观混乱之际，并未清晰变法的方向，遂以昌言变法、称西政教者为贤，导致变法成了自扰自乱，而未能对系统引进自然科学有丝毫贡献（惟以全方位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加以普及推广，才是正途，也是当变法之根本）；这与其所谓兴新学，却排斥洋教习的认识是一致的。故其时碍于自然认知导致的价值观异化，帝以之为贤者未必实贤，太后以之为奸者未必真奸；由此可知，在这种需要认识大突破的变革时代，用人唯于己见之害会有多大（双方皆需更广泛的社会性认知）。

　　盖咸同以来，荐举成为朝廷大吏、要职的拔擢方式，亦展示清代荐举不拘流品。清代才臣，以佐杂洊跻开府者（府内幕僚），如雍正间之李卫、田文镜，乾隆间之杨景素、李世杰，政绩最著。厥后捐纳日广，起家杂流，膺显擢者无算，其人大都饶有幹局，以视科目循资迁转，以资格坐致高位，盖不侔也。康熙时，布衣陈潢佐靳辅治河，特赐佥事道衔。雍正时，方观承为定边大将军平郡王记室，以布衣召见，赐中书衔。乾、嘉间，名臣如王杰、严如煜、林则徐辈，皆先佐幕而后通籍。迨咸、同军兴，左宗棠、李鸿章、刘蓉等，多以幕僚佐绩戎旃，成中兴之业。曾国籓总制军务，幕府号多才，宾从极一时人选，尤卓卓可纪者也；“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彭玉麟、杨岳斌等，俱以末弁或诸生，拔自戎行，声绩烂然。曾、胡知人善任，荐贤满天下，卒奏中兴之功”。从清代荐举不拘流品，又可见清代辟公府制度之效大；这也是清代官制借鉴汉代的成功之处，极大地扩展了才适其用、人尽其才的范围和层次。论清代地方大吏能对本省人才了如指掌，也缘于地方官得以辟举幕僚，及结合考绩的举劾属吏，遂一直广持搜贤辨才之心，故在国家急需人才之际，能多方从容荐用，而成人才济济之势；不致如明代循资过度，在危急存亡需堪大用之际，才知“甲榜之误国者亦正不少”。

科、道行取的保荐，“自康熙七年复旧制，诏督、抚举亲民之官，贤能夙著者，亲加选用；二十九年，诏九卿各举所知；尚书王骘举清苑知县邵嗣尧，李天馥举三河知县彭鹏、灵寿知县陆陇其，徐元文举麻城知县赵苍璧。及廷推时，帝复问左都御史陈廷敬，廉者为谁？廷敬亦以陆陇其、邵嗣尧天下清官为言。时同举十二人，俱用科、道，得人为最。乾隆四年，吏部奏请行取，高宗命尚书、都御史、侍郎于各部属，州、县内，秉公保举，如康熙二十九年例。次年，谕‘圣祖时如汤斌、陆陇其学问纯正，言行相符，陈瑸、彭鹏操守清廉，治行卓越。天下之大，人材之众，岂无与数人颉颃者？大学士、九卿其公举备采择’。七年，帝思骨鲠质朴之士，如古马周、阳城起布衣为御史者，诏大学士、九卿及督、抚，勿论资格，列名举奏。嗣诸臣奏到，下吏部定期考试。明年二月，考选御史，试以时务策，帝亲取中书胡宝瑔第一。引见，宝瑔、涂逢震等十人用御史，沈澜发江南补用。既而从御史李清芳奏，选用御史，令吏部将合例人员奏请考试。于是保荐御史例罢。清代未设直言极谏之科，而选择言官至为慎重，裨益政治，非浅鲜也”。其初多选亲民官，故保荐知县为多，后以晋升太骤而改制；乾隆虽言复行康熙29年例，然其保荐者已不似圣祖之时，而后改以考试选拔，御史保荐例遂罢。

（五）考绩：

清代考绩，注重官风，京察、大计重拔卓异，并配以六法考察，（六法者，不谨、罢輭、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六者，察其有无状），且拔以实绩、责保举，黜重实迹、杜虚文。

　　“三载考绩之法，昉自唐、虞。清沿明制，而品式略殊”。其考核，“京官曰京察，外官曰大计，考核由吏部考功司掌之；京察以子卯午酉岁，部院司员由长官考覈，校以四格，悬“才、守、政、年”为鹄。分称职、勤职、供职三等”（类如明之考满）。考核时并考察（类如明之考察），曰六法，“纠以六法，不谨、罢輭者革职，浮躁、才力不及者降调，年老、有疾者休致，註考送部。自翰、詹、科、道外，依次过堂。三品京堂由部开列事实，四、五品由王大臣分别等第，具奏引见取上裁”。清之考察于京察曰六法，去除了明代考察的贪、酷两项，在于贪、酷是随时纠察处置之事，包括接民诉（清代民告官也不似明代之难），而非定期考察项；若考察中发现贪、酷，则“特参”（合之曰“八法”，用于外官大计）。其中沿明制，亦有不谨、浮躁之类，但主考察者不以黜落为功，且需开列实事，雍正后还得引进自陈，故处置者人数一般只有十数到数十不等，远少于明代。“大计以寅已申亥岁，先期籓、臬、道、府递察其属贤否，申之督、抚，督、抚覈其事状，註考缮册送部覆覈。才守俱优者，举以卓异。劣者，劾以六法。不入举劾者为平等。卓异官自知县而上，皆引见候旨。六法处分如京察，贪酷者特参”。大计与京察举以卓异、称职第等先行，劣者劾以六法（或八法）处分，从程序上更科学，更能集中力量。

“凡京察一等、大计卓异有定额，京官七而一，笔帖式八而一，道、府、州、县十五而一，佐杂、教官百三十而一，以是为率。…顺治八年，京察始著为令，以六年为期；十三年，吏部奏定则例，三品以上自陈，四品等官吏部、都察院察考议奏，亲定去留；笔帖式照有职官例一体考察；遇京察时，各官暂停升转。寻复定考满议叙例，三年考满与六年察典并行。十七年，从左都御史魏裔介请，行纠拾之法，以补甄别所未及。康熙元年罢京察，专用三年考满例；三品以上仍自陈。馀官分五等：一等称职者纪录，二等称职者赏赉，平常者留任，不及者降调，不称职者革职；三年，御史季振宜请停考满三疏，极言徇情钻营，章奏繁扰，无裨劝惩；停考满自陈例；六年，复行京察；明年，甄别不及官三十七员。嗣以各部、院甄别司员，类多末职；二十三年，严谕指名题参，复甄汰王三省等三十六人；明年，京察又停。雍正元年复举行，改为三年，自是为定制”。清初循明制又有所抑，京察三品以上自陈，康熙时停时罢，雍正后遂为定制；然自雍正，六法处分者，皆得引见自陈（八法“除贪、酷官无庸引见外，其不谨、浮躁、不及等被劾官，督、抚给咨送部引见”；嘉庆后引见又加“阘冗平庸”者）。考满与京察不同，在期限为3年（京察6年），类如从初考、再考到通考，也未配纠六法，但基本内容与京察同，也分称职、平常、不及、不称职几等。考满之自陈，是对称职与否的指评结果自陈，非对又无六法（或八法）之状的自陈；圣祖亲政，复行京察，24年又停。清代考察，与明代相反，在圣祖宽仁之风的率导下，部司长官对属吏（外官督抚也类似），不仅无明代的刻薄制下之习，且多有宽大包容之心，其原因也在仁德中适的贯行，且参劾皆需条列实事，不得仅以考语，遂使清代考察从明代的宁过毋不及，转向宁不及毋过，导致其处分至革职罢黜者一般很少；然“过犹不及”，故帝屡严谕指名题参（指名题参者，非微末之员也），终也只复甄汰30多人（远不及洪武18年十一的比例）。这种涵容虽有督促失职吏员改正的功效，日久也难免有相徇姑息之嫌，相沿而下，逐渐成为嘉、道以后吏道偷而民生蹙的来源（吏道偷，指以宽恤为言而当革不革、当惩不惩）。这种姑息，既有佛家、理学的影响，更主要的是把握中适精辨于远大之难。需要说明的是，考察宽容属吏，是因属吏可多次有“不入举、劾者为平等”的结果，但大吏则几乎无此可能，故清代治吏，对大吏尤严，从圣祖所谕“大吏以操守为要”（以其德操能正政教于贵一也），曾国藩所言“大臣以心迹定罪，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以其心术不正害政伤民之大也），可知其奉法只是基础，核心则在秉持德道纲常之操守，遂以操守关联治绩，以治绩反察操守，所以，有清一代以心术不正贬窜以至诛戮的尚书、督抚，不胜枚举，如前之阿灵阿，中之王世俊，后之何桂清…。《清史稿》云“论者谓有清一代，治民宽而治吏严”，所指也是大吏。

　　“初，京察一等无定额，康熙三年，御史张冲翼疏请以部、院员数之多寡定一、二等名数，以息奔竞，从之。…向例部、院司官由吏部、都察院考覈；雍正四年，命内阁大学士同阅。乾隆九年，帝虑部、院堂官有瞻徇情面滥列一等者，敕大学士验看，慎重甄别，不称一等者裁去。十一年谕曰：‘前命大学士分别去留，亦权宜办理之道。察覈司员，惟堂官最为亲切。要在平日留心体察，临时举措公平。如上次定一等者，三年中行走平常，当改为二、三等。上次原列二、三等者，三年中知所奋勉，即改为一等。庶察典肃而人知劝惩。’厥后考察权责，悉属吏部，验看特奉行故事而已”。雍正整顿吏治，定阁臣验看之法，务求一等名副其实；乾隆以后，即便到了考察权责悉属吏部之际，验看之制依然不废（虽言奉行故事，仍屡有裁调），可见清代对官员考核，更重视列一等者的反复甄别，故廉干之吏颇称其实；其不足则在对不称职者多所姑息。。

年老休致，例有明文。乾隆二十二年，定部、院属官五十五岁以上，堂官详加甄别。三十三年，改定京察二、三等留任各官，六十五岁以上引见。

京察配纠六法，“六法处分綦严，长官往往博宽大之名，每届京察，祗黜退数人，虚应故事，馀概优容，而被劾者又不免屈抑”。而清代叙官多重实绩，循资排辈之迁常停，是以无过无绩之官众多，因有“十年不调、白首为郎”之论。盖部员冗滥，康、雍时已然矣。“乾隆末，士夫习为谄谀，堂官拔识司员，率以逢迎巧捷为晓事，察典懈弛。仁宗初，锐意求治，颇思以崇实黜华，奖励气节，风示天下。嘉庆五年，诏部、院堂官慎重选举，猷守兼优者膺首荐，馀宁取资格较久、谨愿朴实之员，其少年浮薄、才华发越者，应令深其经练，下届保列。尚书、侍郎各备册密识贤否，公议同览。…道光四年，侯际清赎罪舞弊一案，刑部司员恩德等朋谋撞骗堂官，以谬登荐牍，保列一等，下部议处。谕嗣后京察有冒滥徇私者连坐。七年，给事中吴杰奏：‘大计、军政，皆有举有劾。近年六部办理京察，除保举一等外，不问贤否，概列二等。间有三等数人，仍予留任。六法不施，有劝无惩。应申明旧章，举劾并用。’帝韪其言，降谕饬行。十五年，令于京察外随时纠参，以为补救。咸丰十年，刑部堂官滥保不谙例案之员，朝廷务循宽大，辄以相习成风，不独刑部为然，多为原宥。…穆宗即位，大难未平，厉精澄叙。同治五年，诏部、院堂官谨遵嘉庆五年备册密识贤否、公议同览之谕，并常川进署，与司员讲求公事，藉觇其属贤否。八年，又谕京察不得有举无劾，冀湔涤旧习，一新庶政。然积重之势，不能复返。光绪七年，礼部侍郎宝廷疏陈京察积弊，言之痛切，谓：‘瞻徇情面之弊，不专在部、院堂官，当责枢臣考察，必公必严。枢臣果精白乃心，破除情面，不特能考察部、院司员之贤否，并能考察内、外大臣之贤否。而考察枢臣功过，在圣明独断。若朝廷先以京察为故事具文，何责乎枢臣，更何责乎部、院堂官！’论虽切中而难实行，徒讬空言而已”。六法处分道光以前，诸帝尚循严格之风，然以因循优容，已多所姑息；至咸丰兵兴，朝廷务宽大，以至京察不配纠六法；同治以后，因功除授者多，虽以各地刑诉之案，屡加惩戒，但价值观异化已显，是非淆乱已日成积重之势，使考察渐为故事具文，难再求康雍之实效（然确又并非宋代之虚设考功，及明代之党同伐异可比）。

　　大计（外官考察）始于顺治二年，“明年，定朝觐考察，颁五花册，令督、抚以四格註考。故事，计参外，台、省例有拾遗。是岁计群吏，止据抚、按所揭为黜陟。台、省拟循故事，内大臣不喜。大学士陈名夏力主之，给事中魏象枢亦以为请…。已，罢不行，而督、抚权乃日重矣。四年，定大计三年一举，计处官不许还职。谕朝觐官曰：‘贪酷重惩，阘茸罔贳。尔等姑许留任，当思祓濯前愆，勉图后效。’嗣是每届入觐之年，必严切诫饬以为常。旧例朝觐计典，籓、臬、府、州、县正官皆入觐（三年所定朝觐考察之例）；顺治九年，止令籓、臬各一员、各府佐一员代觐。十八年，给事中雷一龙疏言：‘三年大计，勿得遗大吏而摘微员，惩去位而宽现在。请令籓、臬赴部，面同指实，按册详察。’下部议行”；遂又恢复了三年所定朝觐考察之例。康熙“十二年，复令籓、臬入觐。二十五年，以朝觐藉端苛派，奸弊滋生，籓、臬、府佐入觐例悉罢。官吏贤否去留，凭督、抚文册，布、按二司册籍悉停止”。康熙12年又复顺治9年籓、臬、府佐代觐之例，25年以籓、臬借朝觐端苛派又罢之；籓、臬代觐，是代省内县以上正官入觐，确须代为出入各部司衙门办事，苛派本应自办官员相关费用，有一定情理，故圣祖未按乱法治之，而是停代觐，且停布、按二司册籍。“国初大计与考满并行，康熙元年，罢大计，止行考满”，属功利之考课；故于“四年，考满停，复行大计，为永制。大计举劾註考，例由州、县正官申送本府、道考覈；教官由学道，盐政官由该正官考覈；转呈布、按覆考，督、抚覈定，咨达部、院。河官兼有刑名、钱粮之责者，总河、督、抚各行考覈。专管河务者，总河自行考覈具题”。国初大计定朝觐考察例，朝觐计典，籓、臬、府、州、县正官皆入觐；康熙4年后大计为永制，其註考自县正官考核申送起，层层复核申送，终由督抚核定申送部、院；其间有举劾，亦一体申送，属多级联考。且考察指向，与京察一样，清初大计就已强调“勿得遗大吏而摘微员”（更注重大吏考察）。

　　“凡卓异官纪录即升，不次擢用。历朝最重其选，徇私滥保者罪之。…康熙六年，从御史田六善请，卓异官以清廉为本，司、道等官必註明不派节礼、索餽送，州、县等官必註明不派杂差、重火耗、亏损行户、强贷富民（皆可察实之）。以清吏之有无，定督、抚之贤否。（“二十三年，以籓、臬与督、抚亲近，停其卓异”）。其时廉吏辈出，灵寿令陆陇其等擢隶宪府，吏治蒸蒸，称极盛焉。四十四年，诏举卓异，务期无加派，无滥刑，无盗案，无钱粮拖久、仓库亏空，民生得所，地方日有起色。其他虚文，不必开载（非虚文者，可察实之也）。乾隆八年，命督、抚以务农本计察覈属员，论者谓以劝农为劝吏之要，深得治本，与汉诏同风。先是雍正六年，定卓异荐举失实处分，自行奏参者免。卓异官有贪酷不法，或钱粮、盗案未清，发觉者，原荐督、抚处分较司、道、府为轻。乾隆四十八年，改定卓异官犯赃，覈其年月在原荐上司离任前后，分别议处。臬司、道、府减督、抚一等，籓司照督、抚例，以道、府按例转详督、抚、籓司亲为覈定也。五十年，帝以保荐卓异，向分正附，未明定限制，易开徼幸之渐。敕部详覈各省大小、缺分多寡，酌中定制，裁去附荐名目。于是各省卓异官有定额，终清世无大变更也”。卓异荐举失实，乾隆以前督、抚处分较司、道、府为轻，之后因卓异以道、府按例转详督、抚、籓司亲为覈定，故臬司、道、府减督、抚一等处分，籓司则照督、抚例。累朝卓异方向不同，如康熙中期，为无加派，无滥刑，无盗案，无钱粮拖久、仓库亏空，民生得所，地方日有起色；乾隆以后，命督、抚以务农本计察覈属员。卓异额，一省限1名至数名，遂成了各省内官员之中的比较选优之制。

　　大计配纠八法，“八法处分（贪、酷合六法，而成八法，与明代同；以外官常察之难，而不同于京察），行之既久，长吏或视为具文，每将微员细故，填註塞责。历朝训谕，必清实迹，不得虚文笼统，且报察核，乃至钦裁。雍正元年，诏大计降级罚俸官，例不许卓异，果有居官廉幹因公诖误者，准与卓异。又以卓异、八法举劾不过数十人，其不列举劾之平等官，自知县以上，令督、抚註考，报部察核。四年，谕参劾人员或有冤抑及避重就轻等弊，除贪酷官无庸引见外，其不谨、浮躁、不及等被劾官，督、抚给咨送部引见。乾隆二十四年，帝以八法参本内不谨、浮躁官，未将何事不谨、何事浮躁、一一声叙，或有公事无误而节目阔疏，才具有为而气质粗率，上司以意见不洽，概登白简，不无可惜。其或败检逾闲，仅与避重就轻，均非整饬官方之意。命详註实迹，不得笼统参劾。嘉庆八年，定督、抚随时参劾阘冗平庸等事，未列叙实迹，被劾官情原赴部引见者，得援大计六法例。此则考覈不厌详密，冀搜求遗才，辅计典之不及也。嘉、道以后，计典一循旧例，督、抚奉行故事，鲜克振刷。…咸、同军兴，或地方甫收复，有待抚绥，或疆圉偪寇氛，亟筹保卫，敕各督、抚留心存记廉能之员，列上考，备擢用。时督、抚权宜行事，用人不拘资格，随时举措，固不能以大计常例绳其后也”。可见清代考察之缜密，一方面考察内容要求详实，不得笼统，不似明代仅以考语，正是因参劾皆需条列实事，使其处分至革职罢黜者一般很少。另一方面，雍正对八法之不谨、浮躁、才力不及等，由督、抚给资送部引见；乾隆强调指实；嘉庆则对督、抚随时参劾阘冗平庸等事，未列叙实迹者，许被劾官情原赴部引见、裁定（只有贪、酷官无用引见，即六法之内皆引见自陈），比于明代五品以下不得自陈，确可谓“不厌详密”；既务冀搜求遗才，以求勿枉勿纵，使基层吏员对朝廷充满信心，更使省府长官不得专权或排斥异己，然而也促成了六法之汰日益因循（举劾总计不过数十人而已）。察罢既少则虑遗有玩法之未惩（尤虑大吏），黜汰既出又忧情有不实而枉屈（尤顾小吏），故而“不厌详密”，反复甄别，此中适之难而法不能无弊者也。故曰：制度只是形，价值观操守才是充形之魂。

武之军政，犹文之考察，“兵部职方司掌之。京营千总以上，外省绿营守备以上，各由长官考覈，分操守、才能、骑射、年岁四格。举劾与文职同。三品以上自陈，由部疏闻候旨。八旗世爵，则校其艺进退之。绿营举劾，每于军政后一年半举行，题升一二人入荐举班升用，劾者照军政处分”。顺治九年，定六年一举，是为军政考覈之始。十一年，改定五年为期。康熙六年，定举行军政事宜，京、外武职长官，註以四格，并详列履行、军功，分别去留，咨部。必註明行止端方、弓马娴熟、管辖严肃、供职勤慎、不扰害地方等考语，方许荐举。必有八法等款实迹，始行纠参（军政，荐举须考语，纠参必实迹，不得风闻）。雍正六年，山西太原总兵官袁立松疏陈平垣营守备梁玉廉洁敏练，以年老入参劾。帝以谙练才不可多得，命酌量以游击题补，尤殊恩也。是年定卓异官原任有贪酷不法，或升调他省，别犯赃罪，原举长官，分别处分。“咸、同军兴，虽百度稍弛，然军政大典，相沿不废。咸丰二年，黑龙江将军英隆以俄兵窥伺，派将弁扼守要隘，疏请本年军政展限举行。不允。嗣湖广总督程矞采等以军务未竣，疏请展限，令凯撤后再行补考。并谕年老力衰者，随时参办。沿及德宗，虽加意振饬，势成弩末，展限之举，史不绝书”。

 （六）捐纳

除满汉畛域外，清代选举体制最大问题点，就在于捐纳，从顺治始，一直持续到清末。捐纳既有正向作用，更有负向作用。正向作用即以功授爵的铭功，就是在国家出现急难之需，百姓愿为国家解难，就同立功之拔擢，而赐予长民治事的机会；负向作用，就是以财谋官，再图以权谋财的蚀毒吏治，进而污浊世风。清代一直试图把控捐纳的正向作用、排除负向作用，以使朝廷在出现战乱、灾难及大建设需求之际，不致向百姓增赋加派，而足能以捐纳应对；故论清代捐纳，与历代所谓卖官鬻爵盖不牟矣。从清代实践可以发现，把控捐纳的正向作用、抑止负向作用，除了整体治道理念的贯行与引导外，关键还在于两点，一是在所捐财物尽用于国计民生（而非奢靡营造等）的层次与程度；二则是更主要的，即能有效规制、把控所授予权力的使用方向，包括任前的学习、考试，任中的引导、监督，及更严格的定期考核等。所以，康熙朝捐例屡开，却能吏治蒸蒸；乾隆以下，则开始正负相参，以至末年下禁捐之诏，既由于乾隆后期的奢靡与功利，也在其踌躇满志之自是，遂“耄期倦勤，蔽于权倖”；嘉庆、道光多加整饬；至咸丰，帝以俭己、慎察，使捐例虽滥，却未失同心，以至捐纳官员伏节死义之多前古未有…。从中可见有清一代对捐纳运用，相辅于民生、相维于吏治的关系。

捐例分暂行和现行事例。现行事例指监、衔封、加级、纪录等无关铨政者（百姓和官员均可捐虚衔封增）；而暂行事例则援明代例监例（始于景泰），是指因河工、赈济或军需而开，事毕而罢，平民可捐贡监，士子可捐考职官，官员可捐升、捐选、捐复等，俗称捐官。清代平民百姓必以捐贡监，学习期满考试合格，方可入仕为官，而若如明代富民纳粟直授散官者无有也。然而，即使到所谓捐纳最混乱无序的咸、同时期，吏治也未因此而溃坏，反臻中兴，究其原因有四：代赋国计、民得淳化、资质督考严格和与超擢廉能并举。

一是捐代赋赈，即所捐财物能充分用于国计民生最紧要的层次。朝廷能以仁心爱民，暂行捐例不仅用于拯荒、河工、军需等国用，而且旨在不加民赋；具有捐者出资供军、赈济、修河、营田以代民赋，朝廷奖叙官爵的性质，论之有似于汉文入粟，但并非实府库，而是应急国、民之需，更非历代卖官鬻爵可比。

二是民得淳化，即保持了治道理念的贯行与引导作用。清代儒家教育普及，且能以上率下。康熙以下，民得淳化，百姓知所去就、官吏知应谋笃，使捐纳者以立功助国为荣，明悟为国解难与利自家长远是高度一致的；这也是清代虽捐例频开，却未污浊世风的原因。因此，也见民间义商多，而奸商少，而且越是义商，才越能成为大商人；即便到了清末，豪商如胡雪岩、乔致庸，也都是极富正义的巨商。

三是资质与督考严格，即规制、把控捐纳官职权所施用方向的制度严格，包括捐例限制及任职管理。其准捐资格限制之严，从咸丰斥罢曾国藩为筹饷而请准杨健入祀乡贤祠之捐，就可见其大略；同时，捐纳虽可得实官，但不在拣授、推授之上，皆选缺范围之项；入职有学习、试用之定例，参劾、考绩更受格外关注；咸丰中又定捐纳官员考试之例；同治后，还有针对性的及时整肃，这些都保障了纵使出现邀利之官的妄为，能被限制在个案领域，而不致浸坏整体官风。

四是与超擢廉能并举，是对捐纳官用权方向引导、劝勉、推动和制衡的保障。而超擢之廉能尽掌封疆、部要，对捐纳官起了引导和带动；所以，并未因捐例繁多出现选拔和吏治方向的变化；捐纳之例，咸同最滥，然而因曾、左、胡、沈等众多贤能重臣皆在咸同一并擢拔，促使捐纳官员实心惠民者亦众，故《清史稿》专为之列传，并论曰：“及兵事兴而有事功幕职，捐例开而有输饷助赈，虽其初不必尽亲吏治，而以实心行实政，流爱於人，民之感之，亦岂有异？自（洪）汝奎、（杨）宗濂以至（唐）锡晋、（娄）春蕃诸人，德惠在人，后人称之至今，不可敬哉？”而观其《忠义传》，凛凛不屈、伏节死义的捐纳官员竟如此众多，实前古未有也，如师长治“由举人捐内阁中书，改知县”，硃钧“由廪贡生捐同知”，李保衡“由训导捐同知”，褚汝航“捐职布政司经历”，硃善宝“由监生入赀为州判”，庄裕崧“以监生输饷奖通判”，李榞“以监生入赀为知县”，袁祖德“入赀为江苏宝山县丞”，余宝锟“附贡生，捐知县…以才力不及降调。复捐县丞”，…等等，皆能临危授命，以身殉职，亦可知清代对捐纳之运用及捐纳官之操守，皆异于曩代（异途捐纳官也多能立足社会性认识捐纳者）。

   以上四条中，前两条是纲，后两条是目；只有具备了纲，目才起作用。

清代捐制，“大抵贡监、衔封、加级、纪录无关铨政者，属现行事例（只是入监学习、虚衔荣誉之类），馀属暂行事例”；“捐例不外拯荒、河工、军需三者，曰暂行事例，期满或事竣即停，而现行事例则否”。清制，入官重正途。自捐例开，官吏乃以资进；“捐途文职小京官至郎中，未入流至道员；武职千、把总至参将。而职官并得捐升，改捐，降捐，捐选补各项班次、分发指省、翎衔、封典、加级、纪录。此外降革留任、离任，原衔、原资、原翎得捐复，坐补原缺。试俸、历俸、实授、保举、试用、离任引见、投供、验看、回避得捐免。平民得捐贡监、封典、职衔”。

清代捐封源自推封和加级请封之制。推封和加级请封，本是对官员及家人的额外荣誉，而官员及百姓皆可以捐纳得，类于汉代之入粟。推封之例，原是对官员近亲属封赠的激励机制，道光前不可捐得，且有诸多限制，如“顺治初制，父祖现任者，不得受子孙封。…康熙五年，定父职高于子者，依父原品封赠。官卑于子者，从子官封赠…”等；“道光以后，捐封例开。二十三年，许三品以上官欲捐请本生曾祖父、母封赠者，得依貤封曾祖父、母例报捐。二十八年，许四品至七品官捐请貤封曾祖父、母，八品官以下捐请貤封祖父、母，均依常例加倍报捐。而限制始废矣”。

加级请封的范围比推封大。“加级请封之制，初限制甚严。顺治初，凡恩诏加级者，以新加之级给封。康熙五十二年，定例七品以下加级请封，不得逾五品，五、六品不得逾四品，三、四品不得逾二品，捐级不得计算。…（乾隆）五十年，部议京官八品以下，得依加级请五品封，不惟逾分，亦觉太优。嗣后八品以下不得逾七品，在外未入流不得给封，原捐纳荣亲者，许其捐封。从之。嘉庆后，限制渐宽；京、外官恭遇覃恩，许报捐新级请封。议叙三、四品职衔人员，加级捐请二品封典，许加倍纳银，按现任及候补、候选例给封。咸丰初，抚广捐例，京、外各官及捐职人员，由加级及捐加之级捐封者，现任及候补、候选三、四品官，许捐至二品。其五、六品加等捐请三品封者，依常例加倍报捐。…其七品加等捐请三、四品封，八品以下加等捐请五、六品封，均依常例，分别加倍报捐。十年，定三品人员加级捐封，按一品人员银数加倍，许给从一品封。二、三品虚衔人员捐从一品封，应按二、三品实职银数加成或加倍报捐。其有为外姻捐从一品封者，许各按二、三品实职虚衔银数，再行分别加成报捐”。陵夷至光绪中，“亦未杀减。厥后外患频仍，人才缺乏。二十六年，诏停报捐实官，而虚衔封典报捐如故”。

暂行捐例的条件限制。“俊秀贡监或职衔，贡监纳职衔，由原籍地方官查具身家清白册，季报或岁报。纳职官者，查明有无违碍，取具族邻甘结，依限造报”。由此可知，清代捐官分三个步骤：一是平民有俊秀身先得捐贡监、封典、职衔；捐贡监入学，或职衔而非实官，须身家清白。二是有贡监身份者并考试合格后，可捐职官，而贡监再行捐职官，则须查明有无违碍，取族邻甘结。三是已除授职官者，可捐升迁、改职、降调、选补、分发；此外，降革留任、离任，原衔、原资、原翎，可以捐复，坐补原缺；还可通过捐纳，免除试俸、历俸、实授、保举、试用等。其实，生员不限贡监，进士、举人、五贡正途出身皆得捐选补，乾隆以后还得捐复降革（须是“公罣误无馀罪”者），遂使正途已与异途日益相杂；这也是促使康熙后，异途并入正途一体迁转的原因。但之所以正途、异途仍相对显异，一是由于清代职官俸禄不高，往往家资不厚；二是正途大多耻以捐迁，即便为国出资济赈、供军、兴学、办厂，也多不入异途者，使正途实以捐得进者并不多，如康熙时，偏沅巡抚陈瑸尝入觐，奏言：“人所以贪取，皆为用不足。臣初任知县，即不至穷苦，不取一钱，亦自足用”；比退，圣祖目之曰：“此苦行老僧也！”后摄闽浙总督，“奉命巡海，自赍行粮，屏绝供亿。捐穀应交巡抚公费，奏请充饷”；及卒，“遗疏以所贮公项馀银一万三千有奇充西师之费”。陈瑸从知县到总督，屡以节俭，将所省俸银捐公，却从未以此谋进。清代类如陈瑸为国捐资而非图仕进者很多，因而历朝开例期内，总不乏以正途壅塞而言停者。

而其他捐制，时有变更。顺治时，开捐银准贡例、贡监得考职例，准贡、例监出身官不得升补正印。康熙六年，定贡监考职，祗以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吏目用；又“定为保举之法，各途出身官，经该堂官及督、抚保举称职者，升京官及正印。无保举者，升佐贰、杂职。其后，平三藩、宣大捐例，皆得以通过保举，补正印至知县、知府；三十年，大军征噶尔丹，户部奏行输送草豆例，准异途人员捐免保举。…自是吏员例监出身者，欲升补或捐纳京、外正印官，必先捐免保举，惟准贡独否”；“汉军捐纳官，非经考试，不得铨选，如汉官保举例。康熙间，并准捐免。六十一年，帝以捐纳部员补主事未久即升员郎，外官道、府亦然，饬议试俸之法。寻议郎中、道、府以下，小京官、佐杂以上，于现任内试俸三年，题咨实授，方许升转，从之”。世宗深知贡监考职多有代顶冒之弊，特遣大臣司考试；雍正五年，令各省与考者悉引见，于是考员千一百馀人中仅拣选七十馀人。乾隆初停贡监考职；三年，令捐纳贡监如岁贡例，分别等第，以主簿、吏目考取，捐监未满三年者不与。道光后，贡监考职例罢。同时，“乾隆间，试俸复得捐免。四十一年，户部奏请保举、考试、试俸、捐免例，列入常捐。限制之法，至是悉弛”。

此外，清代官吏缘事罢谴，降革留任，非数年无过，不得开复；至乾隆间，首开降革职官捐复例。“乾隆九年，直赈捐，部议捐复条款，京察、大计及犯私罪者，降调人员，无论是否因公，及比照六法条例，武职军政纠参及贪婪者，不准捐复。因公罣误无馀罪，悉得捐复。三十五年，帝念降革留任人员，因公处分，辄停升转，诏许捐复。三十九年，川运例增进士、举人捐复原资例。四十八年，定革职、降调官，分段承修南运河工程捐复例”。此后，嘉庆至咸丰，不断扩宽捐复范围，嘉庆三年，川楚善后，推广其例，凡常捐不准捐复人员，酌核情节，得酌加报捐；奉旨，降革除犯六法外，因公情节尚轻人员，得加倍捐复。大计劾参，有疾休致，调治就痊，及特旨降革留任限年开复人员，加十分之五捐复；咸丰二年，王、大臣等议宽筹军饷。凡降革不准捐复人员，除实犯赃私外，馀准加倍半捐复。降革一、二品文、武官，向不在捐复之列者，至是，许请旨捐复原官顶带（非实职）。然即便如此，咸丰四年，“曾国籓疏请前巡抚杨健之孙杨江捐银二万两，准杨健入祀乡贤祠。得旨：‘杨健系休致之员，乡贤钜典，非可以捐纳得之。曾国籓不应遽为陈请，下部议处’。”军兴以来，饟空事棘，而限制之法已一再宽弛，却仍严若此（且是无关铨政的现行事例，由此可见清代捐纳限制之严）。

--（六）捐纳下半部分待续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十九、（四）唐宋明清四代之选举--清代4、十九、（四）唐宋明清四代之选举--清代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