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十九、唐宋明清四代之选举--明代选举1

3、科试选拔：明代首创举人按省乡试，州府县学不仅岁贡国学，更主要的是通过乡试选拔本省人才、促进本省教育，乡试中试者即举人，唯举人有会试资格；乡、会试科目以四书五经并宋理释义命题；会试中试者即贡士，唯贡士方能参加殿试，殿试中试者即进士，唯进士名列前茅者，才得选为翰林庶吉士。形成了举试乡、会、殿三级相接，人才核心层次自进士下接贡士、举人，上延吉士的选拔体系。虽言以元代之基础，却实是明代在科举拔精与责实上的创新（元代虽有举人、进士，然“仕进有多岐，铨衡无定制”，徒于徇名而已） 。

乡、会试科目，“专取四子书（即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式者，天子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分一、二、三甲以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初设科举时，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硃子《集注》，《易》主程《传》、硃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硃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澔《集说》。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自永乐颁《四书五经大全》，废古注疏不用，宋理一脉遂入国典。永乐敕修《大全》意在经义划一，然却一入宋理之歧，由此也丧失了立足社会性解读儒学的可能，更难分辨儒家之仁与释老之仁。

“廷试（即殿试），以三月朔。乡试，直隶于京府，各省于布政司。会试，于礼部。…举子，则国子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举性资敦厚、文行可称者应之。其学校训导专教生徒，及罢闲官吏，倡优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俱不许入试（最初训导、教官不许入试，至嘉靖为促使举人入教职，始许举人教职入会试）。…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晚未纳卷，给烛三枝。…廷试用翰林及朝臣文学之优者，为读卷官，共阅对策，拟定名次，候临轩；或如所拟，或有所更定，传制唱第。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此明代取士与初除之大略也。而“举人、贡生不第、入监而选者”，即如监生历事，拨历诸司而得廷试中选（非大比之廷试），“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比于洪、永际之超擢，宣宗以后，以进士日重，举、贡历事除官，品级渐低。

明代取额，洪武三年，“京师行省各举乡试：直隶贡额百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皆四十人，广西、广东皆二十五人，才多或不及者，不拘额数”，“洪武四年，会试，取中一百二十名（与宋初相当）。…时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连试三年，且以官多缺员，举人俱免会试，赴京听选。…既而谓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乃但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至十五年，复设；十七年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而荐举渐轻，久且废不用矣。十八年廷试，擢一甲进士丁显等为翰林院修撰，二甲马京等为编修，吴文为检讨。进士之入翰林，自此始也。使进士观政于诸司，其在翰林、承敕监等衙门者，曰庶吉士。进士之为庶吉士，亦自此始也。其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者仍称进士，观政进士之名亦自此始也”。太祖之初，吏多缺员，遂科举、荐举（辟举）并用；然科举连试三年过急，且以所学措诸行事亦必待以历练时日，遂以乏即用之才而罢科举、用辟举，是废除制度性选拔，久必非计，从中也展现了太祖一己之理为大而失长远的刚愎自用。而辟举随后人才亦衰，所谓“荐举渐轻”非朝廷轻之，反映了至洪武中，民间士心已无初年之附（理学治道难以凝聚人心，处处都能体现出来），故于17年复开科举。

“乡试之额，洪武十七年诏不拘额数（3年所定额），从实充贡。洪熙元年始有定额。其后渐增。至正统间，南北直隶定以百名，江西六十五名，他省又自五而杀，至云南二十名为最少。嘉靖间，增至四十，而贵州亦二十名。庆、历、启、祯间，两直隶益增至一百三十馀名，他省渐增，无出百名者。…会试之额，国初无定，少至三十二人，其多者，若洪武乙丑、永乐丙戌，至四百七十二人。其后或百名，或二百名，或二百五十名，或三百五十名，增损不一，皆临期奏请定夺。至成化乙未而后，率取三百名”。明初因缺员（及永乐自立后的调整需要），时会试取额尝多至四百余人，此后，会试每科基本在百人至三百人之间，成化后稳定在三百左右；而乡试人数则屡增，故明代放乡试（举人）而严会试（进士），以突出取人拔精的递进层次（但明代并未给举人足够的施展空间，未有类如汉代、清代系统的公府辟任制度，这与明代因失操守之竞而束缚臣下智能发挥的强监察以集权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可见，明代宁选监生历事者补缺，也不曾似宋代每试动辄近千的滥取；更不似元代仅以科举为兼儒之形，不仅多学并置（“其出身于学校者，有国子监学，有蒙古字学、回回国学，有医学，有阴阳学”），且每乡试全国所取300，分以四等人别卷各取75（至会试仍按四等，取额再减至1/3），再对接“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由吏致位显要者常十之九”的选任之道，使科举始终势微、儒学徒于徇名（《元史》亦尝总结元代选举的吏道多端，曰：“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辄用耶律楚材言，以科举选士，…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间，始斟酌旧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为本，试艺以经术为先，士褒然举首应上所求者，皆彬彬辈出矣。然当时仕进有多岐，铨衡无定制，…其出于宿卫、勋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于宣徽、中政之属者，重为内官。又廕叙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选用之科。由直省、侍仪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仓庾、赋税任事者，例视冗职。捕盗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赀进，至工匠皆入班资，而舆隶亦跻流品。诸王、公主，宠以投下，俾之保任。远夷、外徼，授以长官，俾之世袭。凡若此类，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者欤！”）。

南北额限，“自洪武丁丑，考官刘三吾、白信蹈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三月，廷试，擢陈安为第一。帝怒所取之偏，命侍读张信等十二人覆阅，安亦与焉。帝犹怒不已，悉诛信蹈及信、安等，戍三吾于边，亲自阅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六月复廷试，以韩克忠为第一，皆北士也。然讫永乐间，未尝分地而取。洪熙元年，仁宗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南人十六，北人十四。宣德、正统间，分为南、北、中卷，以百人为率，则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南北榜案，反映太祖凡事重一己之好恶，已到了任情枉杀的程度，不论公论、律条，以人君之理为大的为政特色彰显无余（故曰：理学治道更甚于法家，法家尚有明法公示，理学只在君心之念）。会试取额则地域、分南北，虽能均衡各地文教及各项发展，这是个理，但取士惟才，岂可缘地？且陈安何罪？这些又是更大的公理；由此可知强一己之理以夺天下公理的君人作风，在明初就已全面贯行。这也是国家之兴在洪武就戛然而止、无法做大，其后每况愈下的原因（能群之力被自己不断削弱）。虽也屡屡强调为君之道在爱民、敬贤，可自登基始，就转以理学解析落实儒家仁义之道，遂以一己之理规制政务与百官，以至止孔子通祀、罢孟子配享，既失敬圣之心，又焉有心深悟透其学根本？由于理学浅化儒学，导致对儒学的轻视，使太祖（及后帝）转为重天意与术用，故详定诸法以为祖制的同时，更极重各种祭祀以应对否泰无恒（虽因理学而自是天理，但明代诸帝也同样无法摆脱天命难测的心态威慑，遂以加大祭祀作为祈邀天宠的手段，显然与宋代一样，仍不明“唯德可以久，天道无常亲”的道理）。

主考官：“初制，两京乡试，主考皆用翰林。而各省考官，先期于儒官、儒士内聘明经公正者为之，故有不在朝列累秉文衡者。景泰三年，令布、按二司同巡按御史，推举见任教官年五十以下、三十以上、文学廉谨者，聘充考官。于是教官主试，遂为定例。其后有司徇私，聘取或非其人，监临官又往往侵夺其职掌。成化十五年，御史许进请各省俱视两京例，特命翰林主考。帝谕礼部严饬私弊，而不从其请。屡戒外帘官毋夺主考权，考官不当，则举主连坐。又令提学考定教官等第，以备聘取。然相沿既久，积习难移。弘治十四年，掌国子监谢鐸言：‘考官皆御史方面所辟召，职分即卑，听其指使，以外帘官预定去取，名为防闲，实则关节，而科举之法坏矣。乞敕两京大臣，各举部属等官素有文望者，每省差二员主考，庶几前弊可革。’时未能从。嘉靖七年，用兵部侍郎张璁言，各省主试皆遣京官或进士，每省二人驰往。初，两京房考亦皆取教职，至是命各加科部官一员，阅两科、两京房考，复罢科部勿遣，而各省主考亦不遣京官”。科道本以清正职守监察（可随时纠劾部省吏员），故以朝廷重乡试而任为监临官，为的是杜绝舞弊，但明自英宗后，科道以权谋私日重，难见清正之守；而明代自景泰以教官为乡试主考，教官权微职低，且为御史所辟召，虽名为主考，却多为科道监临官侵夺，以至听其指使、预定去取。弘治朝虽发其弊，却未能革除；至嘉靖，竟加科部官为主考，使考官与监临官同为一类，从外帘转入阅卷，其弊愈甚，故未几而罢。“嘉靖二十五年从给事中万虞恺言，各省乡试精聘教官，不足则聘外省推官、知县以益之”；于是主考回归精聘教官之途，不足则以地方官益之，遂仍将考官与监临官分类。“至万历十一年，诏定科场事宜。部议复举张璁之说，言：‘彼时因主考与监临官礼节小嫌，故行止二科而罢，今宜仍遣廷臣。’由是浙江、江西、福建、湖广皆用编修、检讨，他省用科部官，而同考亦多用甲科，教职仅取一二而已”；盖自万历四年后，“北京取足于观政进士、候补甲科，南京于附近知县、推官取用。至是教官益绌”。至万历，两京、重要省份始用廷臣及候补甲科，而他省仍用科部官。由以上，不难知明代科场之弊重。

庶吉士之选，是明代对进士的再拔精，“自洪武乙丑择进士为之，不专属于翰林也。永乐二年，既授一甲三人曾棨、周述、周孟简等官，复命于第二甲择文学优等杨相等五十人，及善书者汤流等十人，俱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遂专属翰林矣。…其后每科所选，多寡无定额。永乐十三年乙未选六十二人，而宣德二年丁未止邢恭一人，以其在翰林院习四夷译书久，他人俱不得与也。弘治四年，给事中涂旦以累科不选庶吉士，请循祖制行之。大学士徐溥言：‘…令新进士录平日所作论、策、诗、赋、序、记等文字，限十五篇以上，呈之礼部，送翰林考订。少年有新作五篇，亦许投试翰林院。择其词藻文理可取者，按号行取。礼部以糊名试卷，偕阁臣出题考试于东阁，试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预选。每科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所留不过三五辈，将来成就必有足赖者。’孝宗从其请，命内阁同吏、礼二部考选以为常。自嘉靖癸未至万历庚辰，中间有九科不选。神宗常命间科一选。礼部侍郎吴道南持不可。崇祯甲戌、丁丑，复不选，馀悉遵例”。洪武意在拔精，然后帝多不以为然，在于不知其精在何处（若仅以科考文章论，甲科与其后者，仍难知孰贤），故常常罢选。弘治以考佐选，改进士入考翰林，使这种拔精比洪永时更近责实，然仍受到治道理念的影响，故其考的内容和选的标准并未建树、贯一，其后重视程度依旧日下，几近废罢。“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馀人，由翰林者十九（90%）。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明代选官首重出身，故一旦选为庶吉士，即群目为储相；然未经历事实践证明才德，就基本能确定官秩走向，既说明理学治道求实求精的层次浮浅（理学丧失儒学求中适之精以成能群至广的探研方向，遂多以用为则，而忽视德贤之疏裕），致使明代礼制失根而转为枷锁，也反映了朝廷选任缺乏系统持续的察德布设（这既源于诸帝好恶的前后多异，也因没有持续信任察访吏员的环境，包括内外官），然则岁贡取人尚多差误，又焉知辅相择人不致以奸为贤？故明代选任远不及汉代、初唐拔人精细；所谓“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者，非精选之意而是重出身之说也（后代亦无）。

“嘉靖八年己丑，帝亲阅廷试卷，手批一甲罗洪先、杨名、欧阳德，二甲唐顺之、陈束、任瀚六人对策，各加评奖。大学士杨一清等遂选顺之、束、瀚及胡经等共二十人为庶吉士，疏其名上，请命官教习。忽降谕云：‘吉士之选，祖宗旧制诚善。迩来大臣徇私选取，市恩立党，于国无益，自今不必选留。唐顺之等一切除授，吏、礼二部及翰林院会议以闻。’尚书方献夫等遂阿旨谓顺之等不必留，并限翰林之额，侍读、侍讲、修撰各三员，编修、检讨各六员。著为令。盖顺之等出张璁、霍韬门，而心以大礼之议为非，不肯趋附，璁心恶之。璁又方欲中一清，故以立党之说进，而故事由此废”。“神宗初，张居正当国。二年甲戌，其子礼闱下第，居正不悦，遂不选庶吉士”。吉士选拔虽是祖制，却常以阁臣个人好恶而屡废，这是对人君重一己之理的效法。由此可知，朝廷上下被理学作风浇浸的程度。

4、首创监生拨历制度，既使学员实习政事，又使优异得例外之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初员阙的不足；但其后急功之风愈盛，逐步成为下等吏员的来源。

“监生历事（实习），始于洪武五年。建文时，定考核法上、中、下三等。上等选用，中、下等仍历一年再考。上等者依上等用，中等者不拘品级，随才任用，下等者回监读书。永乐五年，选监生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四夷译书。九年辛卯，钟英等五人成进士，俱改庶吉士。壬辰、乙未以后，译书中会试者甚多，皆改庶吉士，以为常。历事生成名，其蒙恩遇如此。仁宗初政，中军都督府奏监生七人吏事勤慎，请注选授官。帝不许，仍令入学，由科举以进。他历事者，多不愿还监。于是通政司引奏，六科办事监生二十人满日，例应还监，仍愿就科办事。帝复召二十人者，谕令进学。盖是时，六科给事中多缺，诸生觊得之。帝察知其意，故不授官也。宣宗以教官多缺，选用监生三百八十人，而程富等以都御史顾佐之荐，使于各道历政三月，选择任之，所谓试御史也”。监生历事，是国初员阙时，在积分正途（考试积满8分）之外的不得已之权宜；洪武9年，叶伯巨就曾上疏，言历事除官非慎选之道：“升于太学者，或未数月，遽选入官，间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谙时务，未熟朝廷礼法，不能宣导德化，上乖国政，而下困黎民也。开国以来，选举秀才不为不多，所任名位不为不重，自今数之，在者有几？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昔年所举之人，岂不深可痛惜乎！（伯巨却以谏下狱死）”永乐下第举人入监，监生素质提高，历事恩遇非他朝可比。随着国家安定，仁宗着眼长远而停拨历入选，既不偏私太学生，而公平国家科举，更在劝勉诸生治学，戒除其急功之欲；但亦见，当时监生已出现不务研学，而争相历事听选的功利倾向。然而至宣德又复，但毕竟已非国初阙员时期，遂大批予充教职，既反映宣宗只以之为祖制而未深悟仁宗之远见，又说明其对州县教育的轻视（原因也在自以为是的经义清晰），遂使明代国学教育始终未能以向科举输送人才为主要方向（清代自康熙始，就渐减贡生入选，乾隆56年停考职例，使太学入仕之途愈窄，但却不断加大国学为科举输送人才的力度。其后虽经咸丰战乱，然《清史稿》仍云“同、光间，国学及官学造就科举之才，亦颇称盛”。比较明代，清代国学所重日益转向教育，而入仕则逐渐与他学平等）。其后，虽仍历事、廷试授官，但级别渐低。由此亦可知，明代贡生入选虽既有积分（从升入率性始，直到积满8分算毕业，即有出身），又有拨历。拨历在朝廷实是权宜，只是因循祖制不废，而在诸生却成了首选；积分在朝廷本是正途（仍是太学独有之途，而非天下学子之公途），却因诸生趋鹜拨历而空乏，此又不同于宋代三舍者也。但明代比于宋代，始终重视对民间优异者的选拔，既有乡试中举，又有举人、选贡入监，此又宋三舍不及者也。

“监生拨历，初以入监年月为先后，丁忧、省祭，有在家延留七八年者，比至入监，即得取拨。陈敬宗、李时勉先后题请，一以坐监年月为浅深。其后又以存省、京储、依亲、就学、在家年月，亦作坐堂之数。其患病及他事故，始以虚旷论。诸生互争年月资次，各援科条。成化五年，祭酒陈鉴以两词具闻，乞敕礼部酌中定制，为礼科所驳。鉴复奏，互争之…。初令监生由广业升率性，始得积分出身。天顺以前，在监十馀年，然后拨历诸司，历事三月，仍留一年，送吏部铨选。其兵部清黄及随御史出巡者，则以三年为率。其后，以监生积滞者多，频减拨历岁月以疏通之。每岁拣选，优者辄与拨历，有未及一年者。弘治八年，监生在监者少，而吏部听选至万馀人，有十馀年不得官者（监生历事者太多，及至期满听选，又往往无法入选得官）。祭酒林瀚以坐班人少，不敷拨历，请开科贡。礼部尚书倪岳覆奏，科举已有定额，不可再增，惟请增岁贡人数，而定诸司历事，必须日月满后，方与更替，使诸生坐监稍久，选人亦无壅滞。及至嘉靖十年，监生在监者不及四百人，诸司历事岁额以千计（岁以千计，足见成为明吏主要来源之一）。…隆、万以后，学校积驰，一切循故事而已。崇祯二年，从司业倪嘉善言，复行积分法。八年，从祭酒倪元璐言，以贡选为正流，援纳为闰流。贡选不限拨期，以积分岁满为率，援纳则依原定拨历为率。而历事不分正杂，惟以考定等第为历期多寡。诸司教之政事，勿与猥杂差遣。满日，校其勤惰，开报吏部。不率者，回监教习。时监规颓废已久，不能振作也”。天顺前，须有积分资格（即升舍入率性），方可拨历，故往往须在监十余年后可历事诸司；且拨历后仍须历事期限，期满廷试合格，才可得出身。成化后，因监生积滞者多，于是频减拨历岁月（包括资格期和历事期），拨历遂无关积分资格；而学生对拨历趋之若鹜，积分至及格之正途反而日益乏人，是以致吏部听选至万馀人，不仅入选愈难、得官愈轻，而且也窒碍了吏部铨选。可见，监生拨历发展到明中期，成了诸生入监的主要目标，多数学生不务坐监读书，不走积分考试的入仕正途，荒废学业、颓废监规；然在历事期满后，又迟迟难以入选得官（有十馀年不得官者）；如此，本当进学者不学，不当入选者听选，于是本为弥补国初员阙的权宜之法，遂成了搅扰朝廷铨政体制的乱源。到弘治，在监者仅六百余，且贡、举多已不愿入监，遂有选贡之兴；至嘉靖，则更少，复以选贡充数。崇祯时，复积分法，贡监拨历复按具备积分资格而不限拨期为率，而例监仍依原定拨历法为率（例监主要来自捐纳），以示区分，却足无振作。

凡监生历事，诸司皆有员例，又分正历（三月上选，满日增减不定）、杂历（一年满日上选）、长差（初以三年，后改一年上选）、短差（后亦定一年上选），又有随御史刷卷、工部清匠（俱事完日上选），以及杂役差（不入选，以半年满日回监），总数千计。监生历事，正杂、差役兼有，太祖初制，因急需用人，遂实习历练、了解职守和治务，期满经考试合格授职；而后扭于急功，被诸生当成谋官捷径，遂越发自轻，虽曰亦正途，然地位却更趋于前代流外。

    5、其他：荫监、例监、科场弊端及武举。

“廕子入监，明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一子以世其禄。后乃渐为限制，在京三品以上方得请廕，谓之官生。出自特恩者，不限官品，谓之恩生。或即与职事，或送监读书。官生必三品京官（任子），成化三年从助教李伸言也。时给事中李森不可。帝谕，责其刻薄；第令非历任年久政绩显著者，毋得滥叙而已。既得廕叙，由提学官考送部试，如贡生例，送入监中（亦如贡生考试入监）。时内阁吕原子翾由廕监补中书舍人，七年辛卯乞应顺天乡试。部请从之。给事中芮畿不可。帝允翾所请，不为例。然其后以廕授舍人者，俱得应举矣。嘉、隆以后，宰相之子有初授即为尚宝司丞，径转本司少卿，由光禄、太常以跻九列者，又有以军功廕锦衣者，往往不由太学”。明代蒙荫比宋大为缩减，且既得廕叙，送入监中学习，如贡生例，而后听选补官；至嘉、隆后，荫子往往直接除授，而不由太学。但明代入仕他途与进士出身“不啻霄壤”，故荫生入官亦仍多应科举，也促明代荫生比宋代自强。只是辅臣子弟因屡出科场舞弊，而每被风宪弹劾；其间，仅正德6年，“杨廷和子慎廷试第一，廷和时亦引嫌不读卷。慎以高才及第，人无訾之者”，其余无不被台省纠弹；自王锡爵子王衡“被论（万历16年应天乡试），当锡爵在位，不复试礼闱。二十九年乃以一甲第二人及第。自后辅臣当国，其子亦无登第者矣”。

恩监、例监。“恩生之始，建文元年录吴云子黼为国子生，以云死节云南也。正德十六年定例，凡文武官死于忠谏者，一子入监。其后守土官死节亦皆得荫子矣”。“例监始于景泰元年，以边事孔棘，令天下纳粟纳马者入监读书，限千人止。行四年而罢。…然其后或遇岁荒，或因边警，或大兴工作，率援往例行之，讫不能止”（清代暂行事例的起源）。

明代科场弊窦频出，以乡试考官为监临官侵夺，听其指使、预定去取，可知其一斑。弊窦以“其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为甚。事属暧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明史》只略举与考官相涉且震动朝野之项，而云“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就连“正德三年戊辰，太监刘瑾录五十人姓名以示主司，因广五十名之额”之事亦未列入弊窦，而仅作为科场异事。“自太祖重罪刘三吾等，永、宣间大抵帖服。陈循、王文之齮刘俨也，高谷持之，俨亦无恙（“景泰七年，陈循、王文以其子北闱下第，力攻主考刘俨，台省哗然论其失。帝勉徇二人意，命其子一体会试，而心薄之”）。弘治十二年会试，大学士李东阳、少詹事程敏政为考官。给事中华昶劾敏政鬻题与举人唐寅、徐泰，乃命东阳独阅文字。给事中林廷玉复攻敏政可疑者六事。敏政谪官，寅、泰皆斥谴。寅，江左才士，戊午南闱第一，论者多惜之”；此事可见才与德之殊异，且其才又非治才，而时论者多惜之，则反映了时人重才轻德的取向（理学治下难晓德于官人之用）；孝宗处罚为轻，则说明类似事件的普遍。“嘉靖十六年，礼部尚书严嵩连摘应天、广东试录语，激世宗怒。应天主考及广东巡按御史俱逮问。二十二年，帝手批山东试录讥讪，逮御史叶经杖死阙下，布政以下皆远谪，亦嵩所中伤也”；“万历四年，顺天主考高汝愚中张居正子嗣修、懋修，及居正党吏部侍郎王篆子之衡、之鼎。居正既死，御史丁此吕追论其弊，且言：汝愚以‘舜亦以命禹’为试题，殆以禅受阿居正。当国者恶此吕，谪于外，而议者多不直汝愚”；“天启四年，山东、江西、湖广、福建考官，皆以策问讥刺，降谕切责。初命贬调，既而褫革，江西主考丁乾学至下狱拟罪，盖触魏忠贤怒也”；此三事皆涉科场文字之案也，嘉靖、天启事属权奸当国之报复善良，万历事则是风宪刻薄之求疵，然本原却因考官有阿意之嫌。“嘉靖二十三年廷试，翟銮子汝俭、汝孝俱在试中。世宗疑二人滥首甲，抑第一为第三，以第三置三甲。及拆卷，而所拟第三者，果汝孝也，帝大疑之。给事中王交、王尧日因劾会试考官少詹事江汝璧及诸房考朋私通贿，且追论顺天乡试考官秦鸣夏、浦应麒阿附銮罪，乃下汝璧等镇抚司狱。狱具，诏杖汝璧、鸣夏、应麒，并革职闲住，而勒銮父子为民”；“四十年，应天主考中允无锡吴情取同邑十三人，被劾，与副考胡杰俱谪外。南畿翰林遂不得典应天试矣。…（万历）三十八年会试，庶子汤宾尹为同考官，与各房互换闱卷，共十八人。明年，御史孙居相劾宾尹私韩敬，其互换皆以敬故。时吏部方考察，尚书孙丕扬因置宾尹、敬于察典。敬颇有文名，众亦惜敬，而以其宣党，谓其宜斥也。四十四年会试，吴江沈同和第一，同里赵鸣阳第六。同和素不能文，文多出鸣阳手，事发觉，两人并谪戍。…（天启）二年辛酉，中允钱谦益典试浙江，所取举人钱千秋卷七篇大结，迹涉关节。榜后为人所讦，谦益自检举，千秋谪戍”；以上五事皆科场内外勾结，徇私钻营。“其他指摘科场事者，前后非一，往往北闱为甚，他省次之”。

武科，自吴元年定。“洪武二十年俞礼部请，立武学，用武举。武臣子弟于各直省应试。天顺八年，令天下文武官举通晓兵法、谋勇出众者，各省抚、按、三司，直隶巡按御史考试。中式者，兵部同总兵官于帅府试策略，教场试弓马。答策二道，骑中四矢、步中二矢以上者为中式。骑、步所中半焉者次之。成化十四年，从太监汪直请，设武科乡、会试，悉视文科例。弘治六年，定武举六岁一行，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许骑射。十七年，改定三年一试，出榜赐宴。正德十四年定，初场试马上箭，以三十五步为则；二场试步下箭，以八十步为则；三场试策一道。子、午、卯、酉年乡试。嘉靖初，定制，各省应武举者，巡按御史于十月考试，两京武学于兵部选取，俱送兵部。次年四月会试，翰林二员为考试官，给事中、部曹四员为同考。乡、会场期俱于月之初九、十二、十五。起送考验监试张榜，大率仿文闱而减杀之。其后倏罢倏复。又仿文闱南北卷例，分边方、腹里。每十名，边六腹四以为常。万历三十八年，定会试之额，取中进士以百名为率。其后有奉诏增三十名者，非常制也。穆、神二宗时，议者尝言武科当以技勇为重。万历之末，科臣又请特设将材武科，初场试马步箭及枪、刀、剑、戟、拳搏、击刺等法，二场试营阵、地雷、火药、战车等项，三场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知者言之。报可而未行也。崇祯四年，武会试榜发，论者大哗。帝命中允方逢年、倪元璐再试，取翁英等百二十人。逢年、元璐以时方需才，奏请殿试传胪，悉如文例。乃赐王来聘等及第、出身有差。武举殿试自此始也。十四年，谕各部臣特开奇谋异勇科。诏下，无应者”。武科之试，在明代未受重视（武职主要来自世职、行伍军功和纳级），直到万历兵祸四起，才取至百名以上；其试法，也于万历末才对术能之考核渐有轮廓（始议兼技勇、火器、战阵、兵法），却报可未行；但武职之贤并非仅于术能，更重要的是军心、人心，此终明世所缺者也，故论武科举试，终明世，始终未得要领，至国祚大坏，已无人应试。

历代帝王无不精心于探求治道，然非以其认知之门入而罕能得之；这个门就是人性，原因在于社会是人组成的社会，家国天下无不自人始，其力量强弱也在人之能群所汇聚的合力。所以，人伦领域的认知必自人性之门入，否则就难以预见其发展；如同对自然领域的认知不由自唯物原则一样，都难免成自以为是的淆乱，而离真实规律越来越远（这是理学之害给我们的另一个教训）。汉代以人性求治，故能在国初儒道禁绝的条件下，渐悟其真谛，因成长盛之朝。唐宋皆以学说求治，遂使唐治由明渐暗，而宋始终未悟其道，就因缘失其门，而使经义莫衷一是，纵使反复更张科举，也难得其要，终日益衰颓以至于亡；然其反复更张，也显示了其在人性驱动下的尝试努力。明代则以理学求治，故轻忽人性而自是天理，遂失互动全局之把握而代之以静态预设，故从学说求治又转向制度求治。虽明初确创立了诸多良法，包括学校与科举，却因缺乏充形之魂，而渐失其用；后帝从不以庶政兴颓反察取人之失，亦不以教官才短而忧心育人之患，却从头至尾滞守出身第等以为选任，不仅进士出身比其他正途，势成霄壤，且翰林庶常竟占明代宰辅九成之重，直到危急存亡需堪大用之际，才知“甲榜之误国者亦正不少”。同时，即便后帝有因弊之改，也往往以非祖制而见废，如仁宗因监生功利心重而停拨历之途，至宣宗又复；弘治因贡生衰迟不振而设选贡拔精，至万历而废…；从而使明代科举越来越形式化。前文讲过，人类认识事物是一个在初心目的引导下不断求真求实的过程（如认识自然的初心目的是为了掌握规律、开发其用，认识治国之道的初心目的是为了强国富民、社稷长兴…等等），其间，往往会根据经验与实据确定符合初心的理念假设（当然在没有理论假设时，就会循初心不断以实践总结规律，以逐步形成理论规律，而在实现与实践变化完全相符之前，仍属于理论假设），但在实践探索中通过陆续增加的经验与实证，会不断调整完善最初假设的理念认知，直到理念认知与实践验证完全相符，才算掌握了能达成初心目的的真实规律。这个根据实证的调整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认知之门（认知规则）的调正，否则即便事倍也难功半。唐宋之失就在于没有调正认知规则，虽百变更张，亦难成久功，反促莫测频生。明代之失则在进一步以制度弱化了原性探寻调整的尝试努力，不仅固化理念，且尽量固化制度，而陷入了更深的僵化是非误区。

在整个认识过程中，但凡初心目的本着造福大多数人，无论理念假设是否有误，只要心诚，就能动人、成物（心诚意味着时刻以求真求实来实现初心目的，故当发现其误时，就须诚心作出适当更改与调正）。若一旦把最初确定的理念假设固化，使之不再根据实践结果的相符性来调整完善，就会使人日见其伪，继续固执不变，诚就转为不诚，也就失去动人、成物之能，其结果就导致初心目的彻底变了（从创建久昌之基业变为守卫家天下之皇权）。太祖称帝后，也与历代开国之君一样，必以建昌盛恒久之基业为初心目的，但在理学误导下，弱化了为实现这一初心而须进行的治道理念研究和细节解析探求，而把这一初心自以为是地转化成了各种制度，并令后帝遵守“祖制”，以为凭此即可实现初心；比于前代，是自是天理与不懈探求天理以求顺应的区别。故而后帝代代相传的不再是以国家昌盛稳固为内涵的初心，更无须悟求治道探研与认知之门，而代之以自是的心态和不可变乱的祖制。所以，后帝在倚仗祖制愈发自是的同时，也越来越丧失了感悟、精化初心的动力和方向，故而从未反思宋儒经义诠释是否正确，民间经学诸家为何异说多端，教官能力日下影响生员质量如何补救，监生拨历窒碍常选且败坏学风当否革除，唯重出身第等官秩可否长作别贤之道，…，以至汉唐宋皆任儒道为治何以殊相大异，等等（这些若在唐宋必会引起重视，而促使理念及制度更张），只以守护这些祖制的权力来捍卫一家天下，然已全然忽视其权利所对应之义务的重要性，遂日益虚应故事（实抓权力，虚应义务），从而造就了明之君臣论治乱只以祖制、术用为言，而不究根本的特色。反观汉代，其所传承的是使国家昌盛稳固的初心，虽也附带制度之形，但以人性为门，故后帝能以这些制度作为前代经验，立足初心以人性不断深入探求完善强国之道，虽屡屡更调前制，却能使强国理念更得落实、治道规律更加纯真，遂有儒学的全面发掘、引用和完善，故使汉朝日益强盛。当日用鲧者尧，诛鲧者舜，初心既非用鲧的决策，也非鲧用的方略，而是原性出发的除害安民之目的，故其认知规则一也，初心亦一也（不能以舜诛尧用，作为颠覆先帝之意）。唐宋之君尽管反复更张，虽主因理论之杂误，但仍显示了其反思谋求国强民富之初心的主动性（只是未得其门）；明代则完全看不到这种主动性，纵有微调仍只是对祖制的弃小保大而已（除了用宦寺监百官等保障总权的措施外）。与汉帝相比，明帝一直在自蔽泥潭中徘徊挣扎，既未能恒守初心目的以务求真求实，更不会从国势之衰探求治道之是非（其自蔽泥潭的形成，缘于儒学尝使汉唐兴盛，而明帝欲援其治，却以为理学是儒学的精化而陷入其以个体性解析的性天之谬中，始终不能自拔）。以上不难看出，从汉代以人性求治，到唐宋以学说求治，再到明代以制度求治，一步一步狭窄了求治的空间、远离了求治的根本。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 十九、（三）唐宋明清四代之选举--明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