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十八、中国历朝统治文化的特色与王朝兴衰的关系-23（清朝篇5） 

帝王遵德笃道的层次和精度，决定了他的统治理念；其统治理念又决定了取士和任官（两者并称选举）的方向和特色；因此，选举的特色最能反映历代统治理念和治道逻辑的特点；选举的方向和特色，又以其选拔所竞之德与人立足社会性之价值观的相符程度，及进贤退不肖之升黜与考实而不受人君好恶驱使的落实力度，来决定其践行拔人竞德、贤德居上的官人层次，进而也决定了国家兴衰。

西汉以下，悉尊儒学，但因历代奉行儒学哲理层次和德道精度各异，遂形成不同特点的统治文化。统治文化的特点决定选举的特色，而选举的特色决定取士标准，进而决定文人学子的致力方向，文人的致力方向则造就了时代文化艺术形式的特征（形式跟随科举的要求，内容则反映治道取向和社会理念的得失）；可见，统治文化是根源（以文化人之内涵），选举是其最重要的表象，也决定了文化艺术形式的特色。汉代重儒学本质的探寻，故其文化以经义解说为特色，但在天人感应论之下，延至晋代而尚玄，及南朝又崇释；唐代因杂老释而模糊混淆儒家经义道德，故科举转以诗赋取士，考官以审声病为责，因成诗词之盛；宋代主实用权变哲学，科举遂兼诗赋、经义之反复，而有宋词、集注之两兴；明代理学治道，科举虽回归经义却承继宋理之注，因生心学之溯源，民间则以报应轮回之小说见长；清代治道回归孔孟，科举既主经义又抑宋理，是以起训诂之学，复兴古文、再典秦汉。由此，亦可见，统治理念的树立和治道逻辑的完善不得不慎之又慎；君王之苟且，最多也就为害一朝，而治道理念的偏失至少为害一代，甚至几代。

虽于前面各朝代分述中，对选举有所简介，但因其重要性，有必要在此专章详述。

一、唐代选举

科举者，设科举试也；始于隋（大业）而兴于唐。《旧唐书》云：“凡举试之制，每岁仲冬，率与计偕。其科有六：一曰秀才，试方略策五条。此科取人稍峻，贞观已后遂绝。二曰明经，三曰进士，四曰明法，五曰书，六曰算。凡此六科，求人之本，必取精究理实，而升为第。其有博综兼学，须加甄奖，不得限以常科”。科举因其学、考之制的统一性规范大大增强，而异于前代乡贡荐举，也使系统规制的学校教育成为主流。

唐代取士之科，虽因隋旧，然其更加详实，并始从乡贡逐步走向学校的系统教育，其六学涵盖面广、制度划一，“凡六学束脩之礼、督课、试举，皆如国子学；助教以下所掌亦如之”。高宗以后，老释始杂，偏颇经义，以至崇玄得立。是以儒家德道颇受老释之模糊、混淆，遂致科举取以文理、审以声病而无视其哲，学子攻于辞章、习于记诵而少究至义（上下日益不明其准的），即是在这一背景下的必然结果。尽管杨绾、韩愈等儒者亦为此大声疾呼，却仍难撼动帝心。取士第等以文理通粗，促使学子致力于雅颂文辞，对经义则多只务记诵帖写，自不似汉儒笃道之深，然亦得诗赋辞采之盛，且意境阔大（汉代文人主攻经义诠释，宋代则两兼，其动力皆在朝廷取士所竞的方向）。总结唐代取士之弊，在学子诵习经文而不悟其义，见老释之杂却不知其非，取士流于文辞而难缘其理，考绩投牒请托而少察其实，突出反映了教义不清（不一德道）、重文轻德、学不致用、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终至“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的局面。

唐代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四门学以下皆收庶人之俊异、通学者；而太学以上则只招公卿达官子弟）。国子学至四门学授经（皆典以先秦两汉），“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经书涉猎可谓广博，但至中唐，随着老释日杂，其义渐莫衷一是，举试遂从经义哲理转向文理声病。

律学，以律令为专业，兼习格式法例。隋，律学隶大理寺；武德初，隶国子监，寻废；贞观六年复置，显庆三年又废，以博士以下隶大理寺；龙朔二年复置。

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

凡算学，“《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

以上由学馆者皆曰生徒，对应其科的取士之目，除主修儒家经典及史籍的秀才、明经、俊士、进士及开元礼、一史、三史外（“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主修律学取士曰明法，主修书学取士曰明字，主修算学取士曰明算，而取士仍以进士为贵。此外，开元29年又置崇玄学主修道家，设道举。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考试则以通经义及策对为主，如“秀才，试方略策五道”，“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开元礼》，通大义百条、策三道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三传科，《左氏传》问大义五十条，《公羊》、《谷梁传》三十条，策皆三道”，“史科，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第”，“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等等。“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愿留者，四门学生补太学，太学生补国子学”，此又可由四门升补太学、国子学之途也（四门学与太学、国子学一样，教学皆以治道哲学为主，四门以下则属技能专学，故庶人俊异只能从四门升补太学、国子学；可见唐初学制设计原本以治道哲学为首重，其受关注程度远超技能性专学。然而高宗之后，士子修习的内容因老释杂入而越走越偏，终使这项最重要的教育反而日益流于空泛、无实）。“国子监生，尚书省补，祭酒统焉。州县学生，州县长官补，长史主焉”；“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

唐初，高祖、太宗颇重研习经史以为治用，遂以弘文馆置学士辅佐皇帝并教授生员（“武德初置修文馆，（太宗）后改为弘文馆。…学士无员数，自武德已来，皆妙简贤良为学士。…馆中有四部书及图籍，自垂拱已后，皆宰相兼领，号为馆主，常令给事中一人判馆事。学生三十人，校书郎二人，从九品上。…弘文馆学士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得参议焉。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其学生教授考试，如国子学之制焉”），而以崇文馆辅佐太子亦教授生员（“崇文馆：贞观中置，太子学馆也。学士，直学士，员数不定。学生二十人，校书二人，从九品下，令史二人，典书二人，搨书手二人，书手十人，熟纸匠三人，装潢匠五人，笔匠三人。学士掌东宫经籍图书，以教授诸生。凡课试举送，如弘文馆。校书掌校理四库书籍”）。两馆所招诸生，皆皇亲国戚及官贵子弟，其资廕又高于国子学，《旧唐书》言“其弘文、崇文馆学生，虽同明经、进士，以其资廕全高，试取粗通文义。其郊社斋郎简试，如太庙斋郎”，虽亦言以“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或《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各一，或时务策五道。经史皆试策十道。经通六，史及时务策通三，皆帖《孝经》、《论语》共十条通六，为第”，然以其试取只是“粗通文义”，难度又低于他学，故罕见其两馆生后有贤达者。

“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繇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可见，唐代乡贡是指州县有成者的自举，既与前代采于民声、举于父老之制不同，又与后代由州县学生升贡相异；州县试罢，与馆、学生徒被举者一起送尚书省参试（相当于后代的会试，参试者通谓之举人）；初，主考官级别较低，仅户部考功员外郎，开元后改礼部侍郎。“而士之进取之方，与上之好恶、所以育材养士、招来奖进之意，有司选士之法，因时增损不同”。

“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其后又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州、县、乡皆置学焉”（“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为隋选科，始于炀帝，唐代遂因之）。及太宗即位，益崇儒尚学，乃于门下别置弘文馆（武德修文馆亦编入），又增置书、律学，进士加读经、史一部。贞观13年，东宫置崇文馆。于是六学并起，广招学员、兴开科举；《旧唐书》所谓“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合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充分反映了太宗对儒学的重视，及科举与学校教育的对接，也展现了贞观时期国学全盛的景象。太宗本人更是锐意经籍，开弘文馆以待四方之士，常讨论经义以至夜分，而弘文学士多至显达；正是贞观本于儒家经义对德道的全面清厘，既使国学随之骤兴，也使教化、选拔等核心政务皆得其实，是以官吏笃义、民德淳化，遂有大人与能、小人尽力，使国家实力的迅速提升。

然高宗以后，老释始杂，又逐步混乱了贞观清晰的德道。《旧唐书》曰：“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于是醇醲日去，毕竞日彰，犹火销膏而莫之觉也。及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其国子祭酒，多授诸王及驸马都尉，…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是时复将亲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岳，将取弘文国子生充齐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选，前后不可胜数。因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新唐书》亦云：“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抄义条，进士唯诵旧策，皆亡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粗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时自高宗即位仅仅31年，对明经、进士诸科就有“皆亡实才”之论，原因与学校之隳废一样，在于高宗不明儒学的治道根本，以科举为第应故事，日益流于形式，而数十年轻德重术之政，已使上下不知经义何用，遂以试杂文、通文律务求实才。在轻教重祀的同时，高宗崇道礼玄、广营佛寺，李弘因恶楚商臣而罢受《春秋》，天后“请王公百僚皆习《老子》”；及武后称制，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寇之前”；中宗复位，竟授拜方士叶净能为国子祭酒…等，都在不断杂扰儒学教育，也日益混乱德道规范（价值观渐从人的社会性转向个体性），人才选拔亦随之日益转向重术才以求功用，以至祸乱频生；但因贞观不远，其德道余风仍对人们的是非认识有着较大的影响，诸如高宗任奸、武后篡朝、中宗昏聩、韦后乱政…，士民固知其非，故柬之一言而李唐匡复、临淄一呼而贼党见诛（然已不似贞观之分明，遂致三思能诬死复唐功臣、太平敢离间睿宗父子）。论唐代至高宗就出现了选拔方向的重大变化（亦即价值观德道的变化），根源在贞观朝，太宗虽以个人聪悟笃行儒家纲常，却并未充分阐明儒学哲理，进而揭示清晰的治道逻辑，从而树立以人性之社会性主导思行的认识规范；其核心之失是没有透彻厘清老释的个体性思维模式与儒学之异，详明其利害（老氏爱身至、释氏求福报，其价值观皆立足个体性；若陷溺其中，就会模糊社会性价值观，进而以个体性思维理解儒学，遂难晓中适、不明能群，且很容易走向轻德重法之治）。德道纲常和秩序规范来自治道哲理及其实施逻辑，而认清儒家哲理与逻辑则须以社会性主导思行，构建立足社会性的价值观；只有把握哲理和逻辑，纲常与规范才会不被歪曲；如此逐代传承而把握不失，就是德治，之后才有法治；否则即使当时风俗淳厚，后人也未必晓其根本，遂难免日益败坏。所谓“前贤为后愚废”者，不单指智力，更指治道理念之变（这就成了人治，与制律多寡无关）。

及玄宗为太子，即已致力通经，遂复重儒学，拔擢儒士，《旧唐书》云：“玄宗在东宫，亲幸太学，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及即位，数诏州县及百官荐举经通之士。又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及博涉著实之流”，颇有太宗当年弘文馆之象。故玄宗之初，振拔励治，颇得贞观之要。开元5年，始令乡贡明经、进士见讫，国子监谒先师，学官开讲问义；且增广学员，“敕州县学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二十一以下通一经及未通经而聪悟有文辞、史学者，入四门学为俊士。即诸州贡举省试不第，愿入学者亦听”。然老释之风不减，故未几，复承前弊；“及注《老子道德经》成，诏天下家藏其书，贡举人灭《尚书》、《论语》策，而加试《老子》”，于是道家经义亦纳入取士正统，而抑儒家经修，学校经义内涵由是复更淆乱，拔人所竞之德也愈加模糊，自此使取士走上了重辞章文采、审声病第等的歧路（遂埋下了忠奸莫辨，是非相混的祸根）。开元24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26年，敕：“诸州乡贡见讫，令引就国子监谒先师，学官为之开讲，质问疑义，有司设食。弘文、崇文两馆学生及监内得举人，亦听预焉”，可见至开元末，玄宗对科举及学校教育仍相当重视。“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其生，京、都各百人，诸州无常员。官秩、廕第同国子，举送、课试如明经”；天宝元年，诏“改《庄子》为《南华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两京崇玄学各置博士、助教，又置学生一百员”，并“诏崇文习《道德经》”。从国子学“灭《尚书》、《论语》策，而加试《老子》”，到置崇玄学、设道举科，显示了唐代杂老释入治的渐进，已到了与儒学分庭抗礼的程度，甚至大有超越之势。天宝12年，“乃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是岁，道举停《老子》，加《周易》。十四载，复乡贡”；可知玄宗虽设道举，亦悟其虚，却仍望责实，故“道举停《老子》，加《周易》”，然价值观已随老释日杂而离散，此举不过任术之务标而已。随着道家虚静无为及同样尚虚的佛家姑息恕恶思想的广泛融入（道家虽主无为，但仍强调须以对臣下“杀敢”为前提，所谓“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也；而佛家无欲无争之外，又主恕恶，两者兼杂遂成唐政之颓），儒家的经道义理被不断模糊、混淆，一方面，导致政求清简而厌听谏、废监察，遂生安史之乱，另一方面，也混乱了拔人标准，以至难识贤德、屡恕恶佞。科举不通经义而取以辞章、学子攻于记诵而不究本原，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因岐乱了经义原旨而失于公论的无奈和必然。

“旧例，两京国子监生二千余人，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学生，皆廪饲之。（天宝）十五载，上都失守，此事废绝。乾元元年，以兵革未息，又诏罢州县学生，以俟丰岁”；安史造乱之后，诸学废业，科举停滞。至代宗稍安，宝应2年，“敕令州县每岁察秀才孝廉，取乡闾有孝悌廉耻之行荐焉。委有司以礼待之，试其所通之学，《五经》之内，精通一经，兼能对策，达于理体者，并量行业授官。其明经、进士并停。国子学道举，亦宜准此，因杨绾之请也”；代宗增乡贡孝廉以求改善取士，是因天宝之后科举乏实才之弊，也基于当时官学久废的现状；但汉代历有乡举之制，唐代则一直是自举官试，此时欲“取乡闾有孝悌廉耻之行”者，焉能得实？只是免了官试而已。而道举之废确是切中时要，然观其为政，释老之风却日愈浓重，则又知其必难振儒学教育。

唐代因取士自于六学及乡贡文辞，少了对举人的日常德行考察，不似汉代见笃义之实、有乡里之誉，且习诵辞文之易者，未必明笃行之难，所以，出现了取士方式之争论；加之太宗以下，患野有遗贤而不能遍识，遂许投牒自举，自不谙“君子居易以俟命”之道，久之，请托奔竞之风愈烈。故而才有宝应2年礼部侍郎杨绾条奏贡科举弊端的上疏：

其弊一在不习经史，“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

其弊二在自举促成奔竞，“祖习既深，奔竞为务。矜能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凌人，以毁讟为常谈，以向背为己任。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腾于当代。古之贤良方正，岂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垂训。欲其返淳朴，怀礼让，守忠信，识廉隅，何可得也！譬之于水，其流已浊，若不澄本，何当复清”；

其弊三在见牒而荐，缺乏实绩，不似前代荐举必有乡闾实绩，由县至省层层筛选，“自古哲后，皆侧席待贤；今之取人，令投牒自举，非经国之体也。望请依古制，县令察孝廉，审知其乡闾有孝友信义廉耻之行，加以经业，才堪策试者，以孝廉为名，荐之于州。刺史当以礼待之，试其所通之学，其通者送名于省。自县至省，不得令举人辄自陈牒。比来有到状保辩识牒等，一切并停”；

其弊四在考无实学，各级贡举，须考以儒家经义并策论，以督其明理道之实学，“其所习经，取《左传》、《公羊》、《谷梁》、《礼记》、《周礼》、《仪礼》、《尚书》、《毛诗》、《周易》，任通一经，务取深义奥旨，通诸家之义。试日，差诸司有儒学者对问，每经问义十条，问毕对策三道。其策皆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取堪行用者。其经义并策全通为上第，望付吏部便与官；其经义通八、策通二为中第，与出身；下第罢归。其明经比试帖经，殊非古义，皆诵帖括，冀图侥幸。并近有道举，亦非理国之体，望请与明经、进士并停。其国子监举人，亦请准此。所冀数年之间，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皆知廉耻，浮竞自止，敦庞自劝，教人之本，实在兹焉”。

综上，不难看出当时取士标准已远离德义之修，更难通哲理内涵，而自举又促投牒奔竞成风，杨绾之论实以汉代取士为宗。仅就取士标准而言，当时确应调整考试内容并增加实绩察访，突出修身内容和笃行考察，以此可促使学子渐悟经义之理；然而，以当时丧哲理之教，士子已难明修治的方向（所学与所用的关系）；以尚清务静之风，为官者谁有精拔慎选之愿？以经义混淆之杂，即便再加试经史，又何能知是非之取舍？如此又如何考实？可见，杨绾之论非仅于科举能行，而是须朝廷全面调正治道的大事；若以为只以乡选、辟举之途取代科举，就能解决当时取士之弊，就如同朝廷无能弄清的问题，州县却已然清晰。

当时，诏左右丞、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给、舍同议奏闻。给事中李广、给事中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所奏议状与绾同，曰：“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辞观行，则及辞焉。宣父称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谓之‘好学’。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乎？是以上失其源，下袭其流，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乱臣贼子由是生焉！今取士试之小道，而不以远大，是犹以蜗蚓之饵垂海，而望吞舟之鱼，不亦难乎？所以食垂饵者皆小鱼，就科目者皆小艺”；又言取士之失在儒道不举，小道取士则士风必末、国风必浊：“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渐者何？儒道不举，取士之失也。夫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赞扬其风，系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尝不出于士乎？今取士，试之小道，不以远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趋驰末术，是诱导之差也。所以禄山一呼，四海震荡；思明再乱，十年不复。向使礼让之道弘，仁义之风著，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三代之选士任贤，皆考实行，是以风俗淳一，运祚长远。汉兴，监其然，尊儒术，尚名节，虽近戚窃位，强臣擅权，弱主外立，母后专政，而亦能终彼四百，岂非学行之效邪？魏、晋以来，专尚浮侈，德义不修，故子孙速颠，享国不永也。今绾所请，实为正论；然自晋室之乱，南北分裂，人多侨处，必欲复古乡举里选，窃恐未尽。请兼广学校，以明训诱”。上述奏议，既肯定杨绾以经义贯于修治实绩为取士标准是“正论”，也反对全面复古乡举里选，以国朝的学制教育与乡贡教育，在考察修治实绩及确定取士标准上并无冲突，故“请兼广学校”，是对杨绾之论的再完善。但仍未阐明科举选拔与治道纲常的关系（朝廷治道环境不变，科举何能独善？）。欲求“礼让之道弘，仁义之风著”的结果，却只知汉代“监其然，尊儒术”之形，却不识其通达人性之质，故仍未能厘清汉由文帝而渐明，唐却自太宗而渐暗的根源，其所谓“以明训诱”者，不知以何能明？而大臣以为举人循习，难于速变，帝以问翰林学士，对曰：“举进士久矣，废之恐失其业”，乃诏明经、进士与孝廉兼行（只是增加孝廉乡举，其后亦未见选拔之改善）。上述之奏论反映了唐代取士的主要问题，出在德道不一和教义混乱，以及取人重才轻德、不以修治实绩相责上，主因在老释之杂的模糊混淆，次因在许投牒自荐而放管疏察，都是理念导致的系统性欠缺。相比杨绾之论，韩愈曾以《原道》更加明确地直接指出老释对儒家道德混淆的危害，然也未能警动帝心，是以纲常日颓。长庆中，穆宗尝谓侍臣曰：“朕欲习学经史，何先？”集贤学士薛放对曰：“经者，先圣之至言，仲尼之所发明，皆天人之极致，诚万代不刊之典也。史记前代成败得失之迹，亦足鉴其兴亡，然得失相参，是非无准的，固不可为经典比也”。从中不仅说明了中唐以后的储君教育以至帝王修己的形同虚设，以至嗜好文学的穆宗竟未系统学习过经史，更反映了当时端揆学士亦多不通儒经之理，遂难明史所兴衰之原，以其言史“得失相参，是非无准”，可知其从未以儒学哲理通解历代兴衰（历代兴衰全在凡政务的中适把握而致能群的程度，哪有是非无准之说？故前认识论中讲过，经史需结合学习，经是史的兴衰之纲，史是经的实践之录）。

广德2年，下诏：“古者设太学，教胄子，虽年谷不登，兵革或动，而俎豆之事不废。顷年戎车屡驾，诸生辍讲，宜追学生在馆习业，度支给厨米”；代宗虽知学校至重，力行振复，然仍惑于老释、政尚疏简，以至先起思明之乱，后有宦寺擅权；帝与元载日夜图谋鱼朝恩，“及朝恩诛，帝复与载贰”，君臣猜间不协，庶务尽驰，虽言两都立学，却仅徒为空言。至德宗，以官学久废，而更重弘文、崇文两馆诸生，“是时弘文、崇文生未补者，务取员阙以补，速于登第，而用廕乖实，至有假市门资、变易昭穆及假人试艺者。（贞元）六年，诏宜据式考试，假代者论如法”。至宪宗，始议定自久废的官学编制，然亦止于两京；“元和二年，置东都监生一百员。然自天宝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代宗）永泰中，虽置西监生，而馆无定员。于是始定生员：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七十人，四门三百人，广文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五十人，广文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而已”。可见，直到元和，官学的恢复仍相当有限。

唐代科举虽盛，却以德义混淆，使举试难有公准，遂致弊窦丛生；而政求清简，又使复核多相推诿。“初，开元中，礼部考试毕，送中书门下详覆，其后中废”；长庆元年“侍郎钱徽所举送，覆试多不中选，由是贬官，而举人杂文复送中书门下”。长庆3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礼部已放榜，而中书门下始详覆。今请先详覆，而后放榜。」议者以起虽避嫌，然失贡职矣”；王起所请本属当然，而朝议以为其“失贡职”，在于主复试者不愿承担取舍第落之责（既无公准，则恐招怨）。而长庆元年钱徽所举复试多不中选的原因，则出于图私之相攻；为证所举不当，竟复试以隐僻之学，自然多不中选（长庆元年，钱徽为礼部侍郎，“时宰相段文昌出镇蜀川。文昌好学，尤喜图书古画。故刑部侍郎杨凭兄弟，以文学知名，家多书画…。凭子浑之求进，尽以家藏书画献文昌，求致进士第。文昌将发，面托钱徽，继以私书保荐。翰林学士李绅亦托举子周汉宾于徽。及榜出，浑之、汉宾皆不中选。…（元稹）由迳以徼进达，（李）宗闵亦急于进取，二人遂有嫌隙。杨汝士与徽有旧。是岁，宗闵子婿苏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绅大怒。文昌赴镇。辞日，内殿面奏，言徽所放进士郑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艺薄，不当在选中。穆宗以其事访于学士元稹、李绅，二人对与文昌同。遂命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于子亭重试，内出题目《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而十人不中选”）；于是“贬徽为江州刺史，中书舍人李宗闵剑州刺史，右补阙杨汝士开江令。初议贬徽，宗闵、汝士令徽以文昌、李绅私书进呈，上必开悟。徽曰：「不然。苟无愧心，得丧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书相证耶？」令子弟焚之，人士称徽长者”。如此，段文昌、李绅以怒钱徽拒托、元稹以与李宗闵有隙，彻底毁了此次国家取士，而不明所以的穆宗却下诏：“郑朗等昨令重试，意在精核艺能，不于异书之中，固求深僻题目，责令所试成就，以观学艺浅深。孤竹管（笛子）是祭天之乐，出于《周礼》正经；阅其呈试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辞律鄙浅，芜累亦多。比令宣示钱徽，庶其深自怀愧，诚宜尽弃，以警将来”。既而，穆宗亦觉其朋比之端，乃复诏申斥（曰：“卿大夫无进思尽忠之诚，多退有后言之谤；士庶人无切磋琢磨之益，多铄浸润之谗。进则谀言谄笑以相求，退则群居州处以相议。留中不出之请，盖发其阴私；公论不容之诛，是生于朋党。擢一官，则曰恩皆自我；黜一职，则曰事出他门。比周之迹已彰，尚矜介特；由径之踪尽露，自谓贞方。居省寺者不以勤恪莅官，而曰务从简易；提纪纲者不以准绳检下，而曰密奏风闻。献章疏者更相是非，备顾问者互有憎爱。苟非秦镜照胆，尧羊触邪，时君听之，安可不惑？参断一谬，俗化益讹。祸发齿牙，言生枝叶，率是道也，朕甚悯焉”）。从中不难看出，唐代取士症结就在失去了真正的贤德标准，即便再多试策也不过是角度问题，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没有清厘出覆盖所有角度的总纲，即仁德中适而求能群的儒学哲理（核心在立人基于社会性的价值观，并由上而下垂范普及），可叹这是已在初唐就明晰过的理念认知，其后却因老释之杂日甚而丢失，以至朝廷不识宰辅贤否，牧令不知教化之方，从俗德到科举日益模糊其尚，终使唐代取士走向有名无实。

初，进士试诗、赋及时务策五道（明经策三道）；德宗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而皆试策三道（减策而增论）；这样，除辞章文采，总算有了论义理之考，但因主考官难明辨义理之实，遂为评选裹足；大和八年，礼部复罢进士议论，而回归只试诗、赋。《新唐书》论之曰：“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及其后世，俗益媮薄，上下交疑，因以谓按其声病，可以为有司之责，舍是则汗漫而无所守，遂不复能易。呜呼，乃知三代乡里德行之举，非至治之隆莫能行也。太宗时，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谨有名于当时，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不署以第。太宗问其故，对曰：「二人者，皆文采浮华，擢之将诱后生而弊风俗。」其后，二人者卒不能有立”；因贞观及开元初正德化俗的影响，使唐至中叶，儒家价值观不乏能明、可见者，士子虽攻辞章浮文，仍有能修身笃义、自节廉耻的知所去就者，遂不乏奋然成名臣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贞观开元之影响愈微，其弊愈显；且考文才而不辨道德取向，必贤、不肖相混，虽临事奋其才智，足有善谋成名者，然未必能称“大人”，于是致隐患而不觉，视近功而无远忧；人主却因能出此类而“笃意以谓莫此之尚”，这是中唐以后，上下皆知科举弊深，却只能小调而终不克改的原因；亦见唐代诸帝已无生于忧患之远虑。至文宗，进士之科已人所共患，以至罢科之议不绝；文宗遂“从内出题以试进士，谓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题，所试差胜。」乃诏礼部岁取登第者三十人，苟无其人，不必充其数。是时，文宗好学嗜古，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因得不罢”；文宗虽知科举日弊，却已难明应调正的方向；其未许罢进士之科，仅因前朝取士亦多人才，遂以敦厚、浮薄为文格或个性所致，而不知其源教化之所出（《新唐书》“乃知三代乡里德行之举，非至治之隆莫能行”之说，明显是因果倒置；果真废进士而开乡举，取人就能改善吗？郑覃之请不过杨绾之类）。取士既失贤德之准，第等以文理通粗，必使拔人随之日趋混乱；文宗虽因循科举，拔擢却日益以小术为实，以至李训以易道、郑注以药术、王涯以能文，皆擢至宰相，却不识其贪权奸险、谄佞诡诈，既无德操之节又少制御之能，终使朝局大乱、宦势益彰。

唐代举试虽取以辞章、审以声病，促使读书人大多善诗能赋，却未尝放开科举而仅以诗赋之才授官，故诸如李白、杜甫等大诗人皆未曾显达，而韩愈、白居易等名家亦皆由科举入仕；《旧唐书》云：“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高）适而已”（高适先以诗才由荐举入仕，解褐汴州封丘尉；后受哥舒翰赏识，充翰府掌书记；肃宗末官至剑南西川节度使，代宗朝进封渤海县侯），此《新唐书》所谓“进士尤为贵”者也。亦可见，尽管唐代教义受到杂扰，但各朝却皆知儒学至重，只是方向和要点偏误，遂乱其原。唐代入仕有科举（制举）、门荫、吏能、军功等诸途，由于进士贵而无实，故越来越成为科举入仕的争论焦点，以至进士日益为执政者所轻，及晚唐已难见进士之贵。如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初，举人既及第，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又有曲江会、题名席。至是，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德裕尝谓武宗：“臣无名第，不当非进士。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岐，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家不置《文选》，盖恶其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目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则子弟未易可轻”；《旧唐书》论之曰：“德裕之论，偏异盖如此。然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

但也应看到，唐代科举的进步在于学校体制开始走入系统化，随之而来的是要求教义的清晰规范（所谓“一道德”者也），就成了重中之重；有了清晰完整的理论之后，接下来就是学子能否以理论修身成实的考察，这是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非自然科学的应用结合之类，而是人伦哲理的承教化性）。显然，这两方面，唐代都存在较大弊端，但解决这两方面弊端的关键在于通达人性之社会性以明儒学哲理，而不在以乡贡替代科举或其它之类。汉初儒道几绝，文帝以下却能以把握人性之社会性，而渐明儒学哲理并完善了中适秩序，遂使汉代对儒学的认识能逐步深化，也保证了其德道教义的清晰划一，进而使纲常职守能被广泛遵笃。唐初虽儒道尽举，却在老释之惑下，价值观日益转向个体性，遂自贞观以下，渐暗能群哲理与中适逻辑，故走上了与汉代相反的道路。这是唐代教育以至科举的弊端根源。若仅就取士之途而言，汉虽以乡贡，但主要仍来自学校，县乡有小学、庠序，诸侯国有少学，朝廷有大学，递进深造；所谓庠序之学，“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不仅皆必习以实践，所谓“学而时习之”也，而且要以学见化，即贡举亦有实绩、贤名，反映其注重考实的一面，然其学制及教学内容的统一和规范性，远不如唐代六学之制详尽、系统。显然，唐代对教育的重视不亚于汉代，其制度规范及普及程度更超越汉代，但自贞观普及学校教育已渐成趋势之后，却迟迟无法一德道而规范教义与竞德内涵，相反，还因老释之杂而主动混乱，导致其学与修治日离，学不致用（所学、所考不知其所用），因此出现了以辞章取人而脱离实践的倾向，使取士日渐虚浮。然而到了宋代，虽承继了以个体性思维对儒学的理解，却以主动援老释虚化自然观入儒（宋儒对老释，既援其虚化理念入儒，又排摈其作为独立哲学对修治的影响，且排抑汉儒之学，却以为是集儒道佛之大成；论之也算一种对唐代杂乱的梳理成章），使儒学转向自修文化，从而实现了在自修上的学以致用（此用仍远小于原本儒学之用，根源仍在于其奉行的哲理层次不及汉代和初唐），使这种由学校教育至科举选拔的取士方式重新受到肯定；其间虽多有纷争，先是诗赋、经义的科目之争，后则围绕经义而成各门派之争，但也进一步强化察实修笃履历。之后的明清取士途径，仍然主以学校教育贯通科举，并能明确经义内涵（明代承继理学而广用宋儒集注。清则抑宋理而兴训诂，还原了儒学本原，且不排斥老、释之学，而是以儒为本，按照“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则在修治上借鉴汲取，如道家不尚奇巧的抱朴守静，以及佛家的个体性之修善，都可与儒家相容并能相助；比于唐代多了借鉴汲取的取舍准绳），严格为学时期的品德规范与考察，大量增加上至部司历事、下至州县实践的活动及评价，及至任官之后的强化举刺与监督，包括于职、于家的遵奉笃行，使学子明于所学，再以所学贯于所行，将理义之文，化为修身德性，进以促成从学到用各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即便明代理学治国，经义教育仍能使多数士夫自知廉耻，科举同样人才辈出；而且这种先学后习、先明理义而后成德用的成教举贤模式，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特别是对以后的自然科学及其应用学科，学校教育的系统选拔更显优势）。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十九、（一）唐宋明清四代之选举--唐代1（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