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十八、中国历朝统治文化的特色与王朝兴衰的关系-14（宋朝篇4）

（八）明代外儒内法、强己夺人，阉党为祸、人心不朝

在理学出现后，明朝是从头至尾都以理学治国的朝代（不仅指明代儒经以宋理之释为准，更在从国初就已贯行了以一己之理苛夺臣下的君人作风）。前面“理学”讲过，理学与孔孟儒学的区别就在于是非观的不同（是非之是即行仁之度，儒学以中适确定其度；理学则自是其度）；孔孟儒学认为须求并育不害之精，以兼顾并育的至精至广为是（越精越广，则其是越精），故君王凡事须以欲求先施、不欲勿施之心，率先察民理之正，作为确定君理的条件，谓之求中适来确定是非；而理学则强调上下行仁之平等而使求是之则失去了先后顺序（没有君率笃在先、民才会效法于后的顺序），从而使凡事行仁之理向权力倾斜（则无先后的结果，只能必以力使），故为君、为上者无须再率笃中适，而以自智之理确定行仁之度为适（行仁之适就是凡事当守的是非之理。而为君、为上者的自智之理，全在其个人的执念与好恶），太祖因亲历了元末的人君昏聩、民生凋敝，取元而代之，故为免重蹈覆辙，虽已自是天理，却尚有仁义与兼顾之自律（尽管这种自律仍以自智为度），而其后诸帝随自智不断曲变这种自律，使之随好恶不断弱化，以至失中日甚而不自知。因而，并育不害的范围和精度全在君心之念，由此，凡事上理处欲之变，在下者又哪得章可循？上下哪得同理而能一心？于是，怀义之士难申其志，逢君之佞如鱼得水。虽然明代广置学校、科举，却因上下之理的日益两离，不断强化教不以道的深度和广度，不仅不可能成就天下大化，反而终成天下大伪。所以，明初虽创立诸多良法，却因理学入治而失中适之笃，终或良法恶行，或徒存其表。

理学从元代中期被奉为国学，以其天理并宿命结合之论作为规范人民思行准则的工具后（但元代国学纷杂多端，且其崇儒不过是一种作态形式），到元末明初已逐渐普及；故而在明代，一直被君王奉为统治哲学，用以构建社会秩序及理政治民。理学比于法家思想，对臣民更具精神枷锁的桎梏作用；在强迫行仁是天理、对己不公是宿命的理念之下，上下当求守同理同情之道已渺焉不可见，枉下直上、屈民顺君渐成主流，使治道支撑从家国同一转为人君好恶，百姓也就越来越缺乏为国效忠意识而只顾自家了；这也使臣民对君王胡作非为的逆来顺受容忍度比汉唐时代大幅提升了，但因此丧失了统一价值观的上下共同维护力量，遂使国家凝聚力大大下降，国力自然也远非汉唐之强。有明一代，从太祖始就以其称帝之途有天命之征而自居天命（以一无所恃而得天下，故谓之有天命之征，确与宋以兵变称帝之途不同），然因自居天命而自是天理，则主要是源于理学的浸润与诱导，以至后帝效法愈甚。天命者，受命长民而为天子也；天理者，天意之理也；而儒家所谓天意即民心，故天理必以民本求是，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论三代及汉唐之得天下，其君皆以顺从天理而居天命，一方面强调自己替天行道、讨伐残贼、拯救倒悬，另一方面躬行俭约、广求民瘼，并礼聘天下贤达赞佐治政，唯恐所为有悖民心而使王祚不永，岂敢自是天理？故诗曰“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见，从天命、天意到天理，核心都以贯彻民本为原则，一旦人君自是天理，就成了天聪明自我君聪明，也就从民本转向君本了。同时，理学虽反对佛家轮回、性空之说，但其天理并于宿命的立意和理向权力倾斜的特点，实际已将佛家以等级确定掌握道法层次的是非惟上理念援入了理学（从阿罗汉以下的四等之果，到罗汉以上至菩萨、佛，都是逐次掌握更高层之道法；至佛，则为一切智慧的化身，遂成万法同根，而化生一切，即佛之言行皆是法门，无须再有公允之求是，一切以佛之言行为是；若遇疑问者，则以空导解之，故有可为无、实可化虚。这既是佛家的是非原则，也是其秩序构架的支撑）；盖斯二者，也是太祖以自居天命而自是天理，遂大异于前代开国之君的理念根源（故“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非仅因以前的经历；大臣屡谏不听，直到冤杀李仕鲁、陈汶辉数岁后，“帝渐知诸僧所为多不法，有诏清理释道二教云”，然也只是清理诸僧不法，并非悟知其教谬），以至后帝相沿，自是日甚，遂造就了明代帝王强己一心之理而夺天下公理的普遍。相比之下，宋代虽然也多行聚敛之政，然诸帝皆知其非，只是因德小智浅而视近不见远，如神宗叹“吾民安得泰然”而究诘免行、市易，最终仍行如故；高宗知“吾民甚苦”，明诏宽恤而“密谕诸路暗增民税”；理宗准臣僚仿汉代减赋递年，而预借之征始多，等等；这是因为宋君以天意难测，尚知民不可背，尤望守义理而多所顾忌。但到了明代，则在太祖自居天命而自是天理的垂范下，诸帝聚敛益急，却往往不以为非，对诸臣稍不当帝旨即横加折辱，以快己意，遂有厂卫之酷、杖杀之惨、士夫不为君用之罪、赋可均不可减之旨…，足见其强己夺人之苛厉，也使其误于一己之理至深而难有改悟，以致庄烈帝临死仍归咎“皆诸臣误朕”。从中可以看出，理学因丧失了中适概念，也就丧失了求是的民本逻辑和谨慎性，又赋加天理并宿命之苛，遂从宋代尚能稍念民本转向明代彻底以君为本的变化。

由于理学为仁的绝对化（凡事须为仁是天理的要求，无须人君之率笃）而致理向权力的倾斜，使大多数的明代帝王都有强己夺人、妄己苛人的特点，对臣工不识尊贤体敬之义，却极尽明监暗察之能，丝毫没有了汉代“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以及唐代“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的帝王用人胸怀和尊贤之德；而自身刚愎自是、折直恶谏、不察德失，其所谓贤君者仅以自智之节修德，其不肖者怠于朝政、耽乐嬉游；对是非，不重察征考建和贤德使任以辨中适之精、笃仁义之大，而自以为智、曲变正义，屡出偏失之后，又总能苛诿于臣下；对百姓则轻视民理、教化无诚，威吓日甚、言行相悖，苛敛不息、民生愈困，以致奸党弄权、朝无正声、民风乖薄。明朝的另一个特点是朝臣结党营私的普遍性，起初以趋附权势、寻求依靠为目的（所依者既有阁臣也有内侍，皆得帝心之权贵），反映了群臣不仅失类如汉唐的德道之恃，且心无所守的程度尚不及宋代；其后发展成以渊源结党相攻，其目的也转为争权，遂不断淆乱国是。这既是因理学之理向权力倾斜而使下无所恃的恶果，也是在议祸乱危亡论臣而避君的氛围之下，朝臣为求自保的必然选择。而朋党营私相攻大大加重了明代治道和是非的混乱，成为嘉靖、隆庆、万历各朝伤社稷于万劫不复的重要推手。故曰：理学治道为害大矣。

朱元璋从贫民一十五年而有天下，自认为绝非人力所能为，遂促使其愈发自负，认为自己承受天命，自己的意愿即代表天意。在起事之初，他能以仁义爱民、礼贤重教而广得人心，他曾对臣下言：“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而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富，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明朝建国以后，他也能尚节俭、去奢华，亦常有体民之心，不仅徙流民置于荒田以劝民业、尽地利，开河疏堰以利农桑、备旱潦，及能赈灾济困，严令地方官遇灾即报，诏“遇岁饥，先贷（粮于民）后闻”，而且注重社会秩序的建设，特别是乡村的秩序建设，“编民百户为里，婚姻死丧疾病患难，里中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春秋耕获，通力合作，以教民睦”，倡导民间互助相亲。他曾说：“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然敬天之实岂是自是之实者哉？武王、高帝、光武、文皇皆不敢有此自是，是以民瘼忧怀、广察民理，遂能缵成宏业。而太祖称帝后，却以居天命而自是“事天之实”，遂使明代的基业在明初就戛然而止，且始终未能回归汉唐之路，自然再未有如汉唐之不断做大，良可惜也；其根源就在理学的导引至深而离散了刚被凝聚的能群秩序。其登基伊始，一改此前崇仁礼贤及不嗜杀的作风，即全面向自是天理转变（可见其自居天命前后的变化。若其初就凡事强一己之理以代天下之理，则太祖必不能得众多贤达扶助而有天下），既不尊贤兼听，更不敬大臣、体群臣，一方面屡兴冤狱，大肆株连，对曾和他患难与共的功臣大加杀伐；另一方面撤罢丞相、增设六科，总揽大权于己（11年3月，“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13年正月，“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更定六部官秩”）；其专独刻薄的作风，也为其后诸帝不断加大自是天理的力度作了表率。以人君一心之理为天下之理，故对礼法之义，宽以用君，苛以治臣：洪武28年定制“皇亲惟谋逆不赦；余罪，宗亲会议取上裁。法司只许举奏，毋得擅逮”，甚至对朝臣所非元帝之辞也大为不满，命丞相：“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全然不明“夫桀纣之南面，虽高而可薄；姬旦之为下，虽卑而可尊”的道理；其所强化对帝王及家族等级尊卑之观念，既不以民心之得失论君之仁残，又不以礼法之循悖论皇族人等之贵贱，也是宋以来议罪论臣避君之风在理学治下的延续深化（洪武25年更定百官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至三十五石，从三品二十六石，…，自后为永制”；28年更定诸王公主禄饷，“亲王万石，郡王二千石，…，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王及仪宾八百石…，自后为永制”；正一品大员仅及郡王、公主之半。对比，汉代牧守皆二千石以上；唐初则重禄功臣，而降宗室封郡王者并为县公）。而对臣民，则愈乏宽恤了：历代（宋以前）基本都能遵循儒家治国之本在教，务求多德少刑，以化育万民、凝聚人心的方针，且开国之初，尤重从乱向治的政教调和；明代开国之际，臣民皆成长于元代，其俗德必然受染于元代，本应更加淳厚君德、注重移风易俗，力行于教而使臣民悟化，可朱元璋却反其道而行，竭力严苛法刑、以威吓求治（此法家作风亦源于理学入治；使明朝从一开始，就偏离了并育不害之德、中适兼顾之洽，注定不是个能凝聚万众的强大王朝），即使是为自己出生入死的开国勋略们，也毫无尊贤敬功之心而尽以一己之理苛之，以至李善长、宋濂辈皆不得免（“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13年，宋濂长孙慎“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23年又以“知逆谋不发举”祸及李善长，“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而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皆同时坐惟庸党死，而已故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追坐者又若干人。帝手诏条列其罪，傅著狱辞，为《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对任事诸臣，“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进，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寻改，已赦而复收。天下臣民莫之适从”，其敬信与杀戮唯在己意，众臣所遇瞬间而成霄壤之别；观李仕鲁因谏言不纳，辞归而被杖毙，叹其全无唐高祖谢李纲之诚；陈汶辉以言得失切直获罪，投河自杀，则见国初开明之风既衰；叶伯巨因谏分封诸王恐遗尾大不掉之患，竟以“间吾骨肉”下狱死，可悲其心暗不通家国之道所异；郑士利言空印循习已久不足深罪，辄逮下狱（因由府到部途远、期久，元代以来先印后书，遂成为便权宜，且明自立国未立律明示，上下僚属不知其罪；若罪则先立法申禁，“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遂知其以纠法文之末而不本义理为治，亦失汉安帝容宁阳簿之量；…等等；丝毫没有汉代的政失罪己之省和唐代的功过大小之分，而且还亲作《昭示奸党录》、《逆臣录》颁告天下以昭其恶、以示己公。“十八年《大诰》成，序之曰：‘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罪之’；…。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所由设也”，历代皆以德政汇聚士心，而得贤达赞治君国（士心又引导民心，以成就广泛的家国一体；如其起事之初），至明初则欲以法威迫成愿为君国效力之士心；如此，即便受迫能至，又焉有诚心哉！其后渐悟“未闻用商、韩之法，可致尧、舜之治”，遂以《大明律》代《大诰》，始释宽意，然只是见法苛致士民殚残、虚伪冒甚而愈难善治之下的稍加自戒，既未明能群是本，也无系统防止刑苛之措置，论之远不及武后“圣情发寤”之诚，结果不过是任情的阴晴不定而已。相沿而下，使明帝待士大夫之酷也创了国史之最。可见，以自智之度确定中道之适（理学治道的特点），明初就已全面贯行。《明史》载有“孝女诸娥，山阴人。父士吉，洪武初为粮长。有黠而逋赋者，诬士吉于官，论死，二子炳、焕亦罹罪。…与舅陶山长走京师诉冤。时有令，冤者非卧钉板，勿与勘问。娥辗转其上，几毙，事乃闻，勘之，仅戍一兄而止。娥重伤卒”；此令之旨，在对地方成判，受罚百姓若其冤屈未到不惜卧钉板的程度，就应遵从官决吏判；如此以上自智之度来确定中道之适，其悖中适何其之远（失适渐远也就背离中道了）？亦见自有明伊始，对官民管理上紧下松的差异规范就被彻底颠覆（“三纲”之垂范、效法为之荡然，而转向“三从”，于是，礼制也从要求官士必守以率下之准则，转而成了彰显上下尊卑的枷锁）。

这显然与孔孟治道的率笃中适、下有所失应先自反思的为君规范相去甚远（也就当然使治道出离中庸而再难有上下的同道同理，也为天下士人悖离欲求先施、不欲勿施的为君子之道作了表率）。前面缺陷及误解中述及（详见十六、古代儒家哲学的缺陷及误解），齐万不同须以德义教导化之（守仁德笃中适），方得一心、长远，而不能以财利、法威，可太祖恰恰试图以法威齐万不同，自然难以形成广泛的上下一心之凝聚力。正是这种以理学为治的理念渊源，结合其本人对天命的自负，才使太祖罢丞相、设六科总大权于己，而视天下臣工为具，故而对臣下几无尊贤、体敬，而甚于苛察，多于责罚（这是凡事无须精辨中适而以自智为适的选拔和用人通病。然因不胜事巨、厌于事繁，自宣德始转而复重宰相事权，却沿袭自智多疑的苛责理念，遂又以做大宦官势力为牵制力量，终使其禁宦竖干政之令成虚）。明代诸帝多数都只需要具臣而自是天理，洪武朝需要的尚还是恤民之具；其后诸帝所需渐趋向满足私欲之具，是以中官四出、仗势挠法，地方之治也随之日坏。洪武时，在京朝官虽多所冤杀，然未有宦寺党奸伐正之横，地方官实心治事者仍众，太祖亦多加褒赉，盖明初之兴所赖者焉。虽然，但这种上视下为具的表率作用，势必层层向下递延到各级官吏，从上下恃德以卫道守，转向媚上苛下以求功利，逐步散丧家国同一，而使是非趋向惟上是从；这种以具求功的为政治风气在洪武时即苗头已显，叶伯巨尝疏言：“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正风俗之道，莫先于守令知所务；使守令知所务，莫先于风宪知所重；使风宪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尚。古郡守、县令，以正率下，以善导民，使化成俗美。征赋、期会、狱讼、簿书，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户口、钱粮、狱论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而置之，将何以教养斯民哉？以农桑言之：方春州县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状而已，守令未尝亲视种艺次第、旱涝戒备之道也。以学校言之：廪膳诸生，国家资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师生，缺员甚多。纵使具员，守令亦鲜有以礼让之实作其成器者”，基本道出了当时轻秩序基干之培护而重治标求末的政务取向，已全然不明汉景帝“夫吏者，民之师也”的睿智，从而日益虚化了爱民、体民之实而使儒家理念不断抽象化。太祖尝以《孟子》之语有“非臣子所宜言”者，而罢孟子配享（逾年又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但却未意识到其所反感孟子的中适理念，恰恰是保障家国同一而使治道调正的灵魂；而他以为用自智的爱民之心，就能尽于中道之适，同样是以一人之心，欲理天下万机，焉能皆得其要？以至于后帝皆以自智为节，终使人心尽丧。正如孟子所云“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中适回应），所以，太祖一死，靖难之乱即生，而建文速败，其直接原因，一则因缺乏捍卫朝廷的肱骨栋梁，二则因皇族对朝臣的尊卑之威过盛，两者皆拜太祖所赐；但本质原因在于理学之理缺乏公义之下，自智是非上行下效的混乱。相比汉七国之乱，靖难规模远小的多，但朝廷一方以叛逆者为人人可诛之乱臣贼子的认识统一性却大为减弱，遂溃降不绝，故而结果迥异。

到了永乐朝，朱棣的自负更超于其父，恩威所降皆出于己愿；对大臣及诸王的不信任和苛求也远胜于其父：其治臣下之理，获其一非即可行于戮而百是无功；其自治之理，但有一是之立就可尽掩百非之过，君理、臣（民）理豁然而裂，所以废建文治法而不论于社稷之功，妄迁己怒而行瓜蔓抄是之诛，复藩加官之诱只为撤藩削爵之实，疑于建文所踪而不惜六下西洋之靡费（第七次在宣德5年。初，“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胡）濙颁御制诸书…，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永乐改海运归漕，却愿冒此大险，足见其用心绝非一般）。《明史》总结靖难之后的滥杀云：“成祖起靖难之师，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亲党谪戍者至隆、万间犹勾伍不绝也。抗违者既尽杀戮，惧人窃议之，疾诽谤特甚”。因其心暗之疑重，弥谤之欲疾，故升赏黜戮偏于所信、顾于亲疏而不务兼听以辨忠奸贤佞：千户王钦诬盛庸“罪状”而立进钦指挥同知、山阳民丁钰讦其乡诽谤罪及数十人而即命为刑科给事中，致使陈瑛、吕震、纪纲等专以苛深固宠之辈先后用事，于是萧议、周新、解缙等清正多无罪死，夏原吉、杨士奇等肱骨屡下冤狱。虽行徙民劝农之道、屯田助垦之举，但疲师劳旅之繁、赋役征派之重，皆使所谓爱民更只流于虚声而丧其质实。同时，为了监视、控制臣工及诸王，复启锦衣卫，且尤觉力度不够，遂首创东厂，并始用宦官出镇及监军（成化中，大学士万安尝言设东厂之由：“太宗建北京，命锦衣官校缉访，犹恐外官徇情，故设东厂”。这是明代六科之后的第二个对臣工监督察查的创举），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宦官监管百官、妄干朝政的黑暗时代；虽仍有“禁中官干预有司政事”之谕，但已名实相悖矣。宦官以其选拔非朝士之道，故涉政事即多与士夫抵牾，却可恃势为非。前代宦党做大，皆由君王对大臣信任下降之无奈，如汉代外戚擅权，唐代藩镇为乱，都使人君狐疑大臣；明代则非由此类无奈，而因帝心冲暗，论之亦源于仁义之适无需精辨，而奉准上意的理学特色（凡事须惟于上是，又恐臣民不尽规于上是的全面监察，促使群小乘机为祸）。可以说，在永乐朝，“君视臣如土芥”。既然君视臣如土芥，那么官视吏、吏视民又当为何？臣视君又当如何？虽言“然帝心知苛法之非，间示宽大”，然也只是类如其父在觉法苛愈难善治之下的稍加自戒而已，所谓“自今犯罪皆五覆奏”，又怎敌帝肆其恶志之欲，终不过徒为形式。覆奏有实效，必在上下当守之理尽明，如中适，则确可以广听博议而更近至理；否则必徒留形式，甚至致生它弊（如洪武初的狱案移驳之繁：“洪武初决狱，笞五十者县决之，杖八十者州决之，一百者府决之，徒以上具狱送行省，移驳繁而贿赂行”）。对周边夷族，永乐穷兵耀武却边乱反复，北边“弃大宁，徙东胜”仍大军数征，以致阿鲁台屡叛，既说明朝廷对边夷无长治久安之策，也反映外族已窥识明廷变乱不宁的外强中干，直到崩于榆木川前，方悟“夏原吉爱我”（然悔之晚矣）。南疆则因黎季犛弑其主陈炜，篡代陈氏自立，遂发兵讨伐并郡县其土；若明能群之道，确可如郑吉、班固抚西域以得民而得地，然成祖以妄己苛人之威吓求治于险远的未化之域，岂得有一岁之安？《明史》因其之治道而论曰：“成祖因季犛篡立，兴师问罪以彰天讨，求陈氏后不得，从而郡县其地，得取乱侮亡之道矣”。而帝慕外勤远以图振威之虚名，遂为奸商所乘之弊，直至仁宗初才稍得抑止；时礼科给事中黄骥上疏言：“西域贡使多商人假托，无赖小人投为从者，乘传役人，运贡物至京师，赏赉优厚。番人慕利，贡无虚月，致民失业妨农。比其使还，多赍货物，车运至百余辆。…乞敕陕西行都司，惟哈密诸国王遣使入贡者，许令来京”；仁宗诘让部臣不能早奏，曰：“骥言是，其即议行”，遂方暂有收敛，故明史以“入贡者殆三十国”，而论“幅陨之广，远迈汉、唐”，其言大过矣。所幸的是，明朝至末季以前都处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分崩内乱的外无强敌之际（即便如此，其如散沙之北狄，任何一支都敢寇掠我土；自土木之后，明军已无征剿之能；成化而后，越来越无卫守之力，只坐等寇饱自去），否则，以成祖妄己苛人之政的持续，若再加外遇汉初之匈奴或唐初之突厥（甚至宋初之契丹）的强寇凌逼，则明代很可能就成为一个速亡的朝代，哪里能持续200余年？！（随着建州女真的崛起，明朝的气数也就将尽了）同时，内政方面，在成祖之后，也有幸出现了仁宣二帝：成祖盛用于威迫之后，仁宣继之以仁德，才使天下趋安，人心得振，确有培基复固之功。

仁宣二帝，是明代仁政最显、为上最宽、儒家中适治道成分最多的时期，其改强一己之理以夺人的作风，而代之以尊贤纳谏、体恤民生，使省狱任贤、减赋济民等措施都颇有成效。洪熙朝虽短，却为后代创立了以登极诏书革除前朝弊政之例，史称：“仁宗立赦条三十五，皆杨士奇代草，尽除永乐年间敝政，历代因之。凡先朝不便于民者，皆援遗诏或登极诏革除之。凡以赦前事告言人罪者，即坐以所告者罪”；宥建文诸臣家属，重用蹇义、杨士奇、杨荣、夏原吉等贤良，谕以协心赞务；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采办等弊政，敕“官司所用物料于所产地计直市之”，一改永乐因营建（建北京为京师，京师改南京）、征伐之输供的苛取成习；隆平饥，改贷为赈以去民偿贷之忧；除诽谤之罪以采听民言、广开谏路；必听雨泽章奏攸关恤民之及时，深明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拯溺；时时戒自尊大，屡求直言疾谏（然仍不能容李时勉之质直）。但天寿不济，一年而崩，惜哉。宣宗即位，汉王高煦反，张辅请命，帝谓张辅曰：“卿诚足擒贼，顾朕初即位，小人或怀二心，不亲行，不足安反侧”，遂擒高煦归；足见帝深知当时人心已缺乏以叛逆者为人人可诛之乱臣贼子的认识统一性（此靖难之得势而建文未能明者也）。宣德朝，基本沿袭了洪熙尊贤兼听之政，注重民生安定，宣教百姓、宽民劝农、仓籴备荒以振纲纪，遂使岁不能灾，史称宣德朝：“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但仁宣两朝，仍沿用先朝之制重用宦官（监督百官、出镇监军），而且不察宦官马骐虐民激叛之本因，反屡兴师弹压交阯之乱，结果将吏损殁惨重，至成交阯之弃，却仍不重治祸首马骐，终仍宥赦其罪（交阯之乱虽原于永乐为政之苛的累积，然仍贷马骐之死，则就是帝持赏罚不明了，使虐民、诬贤者始终未伏其辜，于正统4年被宥）；交阯以“蛮疆险远，易动难驯，数年之间叛者数起，柳升以轻敌丧师，王通以畏怯弃地。虽黄福惠爱在交，叛人心折，而大势已去，再至无功。宣宗用老成谋国之言，廓然置之度外，良以其得不为益，失不为损，事势所不必争，非独惮于劳民而绌于筹饷也”，《明史》曰：“尝考黄福与张辅书言：‘恶本未尽除，守兵不足用。驭之有道，可以渐安。守之无法，不免再变’。权交事之始终，盖惜张辅之不得为滇南之沐氏也”（永乐6年平交阯，张辅等振旅还京，未几复乱，遣沐晟统兵4万征讨，大败；7年败书至，复遣张辅征之；11年讨平，4月复命张辅出镇；14年召还；15年命李彬代镇，中官马琪以采办至，遂复大乱。“滇南之沐氏”即黔宁王沐英，史称沐英“沉毅寡言笑，好贤礼士，抚卒伍有恩，未尝妄杀。在滇，百务具举，简守令，课农桑，岁较屯田增损以为赏罚，垦田至百万余亩。滇池隘，浚而广之，无复水患。通盐井之利以来商旅，辨方物以定贡税，视民数以均力役。疏节阔目，民以便安。居常读书不释卷，暇则延诸儒生讲说经史”，及其卒于镇，“军民巷哭，远夷皆为流涕”。从中可见成祖与太祖任治边地之异，以至仁宣亦难施匡正之力）；所谓非独惮于劳民而绌于筹饷者，以实难抚得其道也；所谓恶本未尽除者，威吓充斥而难得彼民之心，遂叛者愈众也。同时，为缓北方边扰，又近迁开平於独石，是成祖“弃大宁，徙东胜”的进一步收缩。《明史》曰：“论者谓交趾之弃，未为失图，而开平近迁，则守卫益薄，虽置万全都指挥使司，不足以镇伏山后诸部，故再传而有土木之变”；守卫益薄者，仍未能构筑家国一体、和夷安边之制也，故北方夷情依旧懵瞽，御外能力则随着宦势广起而愈弱。可见，仁宣之治，并未及于治道应当笃立的根本，只是永乐威迫之治的舒缓而已；若以仁德中适求上下能群，广集贤达以促成广泛的家国一体，则交阯暂弃，也复能归附；开平近迁，亦终能致远。宣德朝，因前朝德道不彰、威吓为治的累积，君王大权总揽的庶务繁巨程度不断加大，使帝不得不始委重内阁诸臣任事；然为了制衡阁臣之权重，在仍不明清厘德道而率笃、竞德选拔以能群是根本之下，帝只得以重用宦官作为牵制，故设内书堂，始命大学士专授宦官读书，使太祖不许宦官识字之制废（宣宗变乱祖制亦出于不得已，且仍是太祖留下的选择题，要么自行总揽大权，要么重用心腹以牵制），虽有助于宦官委重四出的差遣需要，但却为明代宦党势力的全面坐大铺平的道路。此外，宣德朝，西洋宝船弊政又起(“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郑）和、（王）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 由此可见，所谓“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之短暂)，还出现了明诏天下以仁，而暗容有司暴敛的现象：宣德七年三月，曾谕礼部曰：“朕以官田赋重，十减其三。乃闻异时蠲租诏下，户部皆不行，甚者戒约有司，不得以诏书为辞。是废格诏令，使泽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表面上看，是宣宗告诫户部要依诏奉行宽恤之政，但实际上在明朝，如果没有皇帝的默许或用度强急，各部是绝不敢不遵圣旨的，故《明史》亦云：“帝与尚书胡濙言‘计臣壅遏膏泽’，然不深罪也”；颇有宋政之象。

英宗朝，承仁、宣之业，海内清晏，前朝勋旧贤臣（如：三杨等）受遗辅政，纲纪未弛，本可以有一番大作为，但理学为治，人君个人意志远胜于公理、贤声，使帝令行出于好恶、任人赖于亲疏而摒弃忠良，任宠宦官王振擅权于朝，摭大臣小过屡用重典，以至忠正之士如刘球、陈鉴、李时勉、刘中敷、吴玺、陈瑺等或被冤杀或被杖责贬戍。而王振贪建功名，遂大举远征麓川，兵连不解，致云、贵军民疲敝，而苗乘机煽动，且闽、浙间亦盗贼大起，举朝皆知其治策之不可，却乏敢谏者（“自正统中，刘球以忤王振冤死，（陈）鉴继下狱，中外莫敢言事者数年。至景帝时，言路始开，争发愤上书”）。南境未宁又起北衅，正统14年，王振擅裁也先贡马互市之价，致也先大举入寇，英宗并受怂于王振，妄然亲征却军无良将、战无善谋（张辅等老将虽从征，却不使预军政），终酿成土木之败，不仅受虏于胡、葬送数十万将士性命，而且使明朝上演了一场兄弟相残、忠臣就戮的惨剧，《明史》论曰：“异哉，土木之败也。寇非深入之师，国非积弱之势，徒以宦竖窃柄，狎寇弄兵，逆众心而驱之死地，遂致六师挠败，乘舆播迁，大臣百官身膏草野”；所谓异哉，指仅一宦竖弄权，即能为祸至此，帝却始终听之信之而未有所悟。论之景泰确多匡正，其间虽因更立太子而屡使小人得幸，但总体上，开言路、罢宦官、去冗费，气象也曾为之一新。至夺门之后，仍未见英宗之觉悟，先是枉杀于谦、王文，谪戍陈循、江渊、俞士悦等景泰重臣，祭王振立祠“旌忠”；复辟甫数月，又欲遣都指挥马云等使西洋，这次倒与宣宗不同，不是好求珍玩、督属国朝贡，而是在无力雪北狄之耻下，图以远番纳贡之虚名振饬国威；廷臣莫敢谏，只有张昭疾谏曰：“安内救民，国家之急务，慕外勤远，朝廷之末策。汉光武闭关谢西域，唐太宗不受康国内附，皆深知本计者也。今畿辅、山东仍岁灾歉，小民绝食逃窜，妻子衣不蔽体，被荐裹席，鬻子女无售者。家室不相完，转死沟壑，未及埋瘗，已成市脔，此可为痛哭者也。望陛下用和番之费，益以府库之财，急遣使振恤，庶饥民可救”，遂下公卿博议，言“宜籍记所市物俟命”（意在靡费不宜过重），帝只得“命姑已之”。而天顺比景泰最大的变化仍是复奸佞擅权、重典苛臣之风，于是，朝政落入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奸幸之手；之后，谗构频兴，从权奸互陷，到帝谋间石、曹…，以至“诏狱繁兴，三法司、锦衣狱多系囚未决，吏往往泄狱情为奸”；在先前“都御史萧维桢附会徐有贞，枉杀王文、于谦”之后，至是又有“刑部侍郎刘广衡即以诈撰制文，坐有贞斩罪”（石亨、曹吉祥以“有贞自撰武功伯券辞云‘缵禹成功’，又自择封邑武功。禹受禅为帝，武功者曹操始封也。有贞志图非望”诬陷徐有贞，刑部侍郎刘广衡等奏当弃市）；“其后缇骑四出，海内不安”，基本扼杀了景泰言路渐开的匡正之功；从中既反映了明代君臣图私之心的泛滥，诠释了以私利结盟者必因利争反目的必然，亦可见英宗强执一己好恶之理深，弃守公义正道之理远。幸有李贤、彭时等忠直搘拄谋国，终剪除凶党，稍清宇内（故《明史》赞李贤曰：“英宗之复辟也，当师旅饥馑之余，民气未复，权奸内讧，柱石倾移，朝野多故，时事亦孔棘矣。李贤以一身搘拄其间，沛然若有余。奖厉人材，振饬纲纪。迨宪、孝之世，名臣相望，犹多贤所识拔。伟哉，宰相才也”）。

宪宗朝，虽能“恤于谦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辂”，且慎刑狱之妄苛，但对宦官更加倚重，别设西厂刺事，所领缇骑倍于东厂，以致西厂横恣庙堂、屡兴冤狱、威吓群臣，而帝几为汪直所弊惑；又用直总督团营，开禁旅专掌于内臣之先河。虽初能用李秉澄清吏治，然未几就因黜庸劣者众而谤议四起，上下谗构交攻之下，终使秉澄以“徇私变法”被勒令致士，而所拔良吏亦被窜逐；由是可见，明吏治蠹毒已深。之后，朝政掌于万安、刘吉、尹直之辈，且自英宗以来，朝臣与宦寺始多交结，呼应表里，台谏尤甚，遂希权宦意，使忠直如商辂、功著如项忠者皆遭斥逐。时中官汪直督西厂，数兴大狱；商辂率同官奏劾汪直十一罪，言“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愠曰：“用一内竖，何遽危天下，谁主此奏者？”命太监怀恩传旨，诘责厉甚；辂正色曰：“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逮问，直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边城要害，守备俄顷不可缺。直一日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诸近侍在帝左右，直辄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无危？”群僚俱对，引义慷慨，帝始有觉悟，“是日遂罢西厂。直虽不视厂事，宠幸如故”。可以看出，宪宗不以为忧危，因只看到了汪直的除授职权，却并未意识到其携势之用；携势之用可瞒上屈下、朋比同级，遂能于无以生有、枉冤情以成辜，而肆意蔽上。明诸帝之自智，皆多如此类，遂与现实差之千里而不自知。对宦寺信任若此，对朝臣则就不然了；王恕以南京兵部尚书，“考选官属，严拒请托，同事者咸不悦”，“帝亦衔恕数直言，遂命兼右副都御史巡抚南畿”；王恕巡抚以民生为重，多有论奏，“旧制，应天、镇江、太平、宁国、广德官田征半租，民田全免。其后，民田率归豪右，而官田累贫民。恕乃量减官田耗，稍增之民田。常州时有羡米，乃奏以六万石补夏税，又补他府户口盐钞六百万贯，公私便焉。所部水灾，奏免秋粮六十余万石，周行振贷，全活二百余万口。江南岁输白粮，民多至破产，而光禄概以给庖人、贱工。又中官暴横，四方输上供物，监收者率要羡入。织造缯采及采花卉禽鸟者，络绎道路。恕先后论列，皆不纳”；王恕减赋官田、奏免秋粮、减输白粮、停四方贡献、罢织造采办之奏，皆攸关国计民生之培基固本，不仅不纳，且以“恕谏尤切，帝愈不悦”，未几“批落恕宫保致仕”，致朝野大骇。当是时，帝日益厌政而崇醮修，置斋营造、用度愈繁，于是群小乘机乱政，赋敛日重、民困不堪，加之水旱不调，终致两畿、川、广、荆、襄民乱并起；而边夷寇乱日炽，北方河套尽失（其后祸及甘肃，永乐四年所建哈密卫，至“正德中，服属吐鲁番”）、辽东寇掠不断，三边无宁，南境内有瑶、苗反复之叛，外有安南乘隙之窃。对西北戎寇，自土木之后，明军已难有主动进剿之力，至成化，又开滥赏先河，但尚见御敌之功，而弘治以下，则逐步转为待寇饱自去，直到明亡。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十八、（八）明代外儒内法，妄己苛人，失于中适，阉党为祸，人心不朝（原文被删，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