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 十八、中国历朝统治文化的特色与王朝兴衰的关系-12（宋朝篇2）

宋代价值观上的实用权变，不是唐代那种价值观所包含德道内容的变化（杂老、释入治，是混乱价值观，非权变价值观），而是自身遵循的思行准则可以围绕君国利益的需要加以权变的变化（不变的是其要维护的君国利益）。这种变化反映在是非观上，也不是评价是非标准内涵的变化（因价值观变化而使是非标准内涵发生变化，是唐代价值观离散导致是非淆乱的特点），而是根据需要去改变价值观笃守之诚而模棱是非，因以使国家失去了上下共同遵奉之同道、一致秉持之同理，而使治道从中庸之兼顾向屈民顺君转变，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士人不再为“君子之和”，而转为“小人之同”（同于权势者的权变意志、眼前功利，或同于已背离了仁义正道的理念、制度、规范等）。相比而言，唐代之教以多杂而化民于不一，宋代之教以权变使民虚化于一而无定守。前面讲过，儒家选拔以比德竞贤为旨，教的目的就是使民明德愿笃、见贤思齐；德之比也，在明通仁德中适的深度和凡事能守的力度；贤之竞也，在凡事立足德道能求是于全面与长远的深识，及对所辖领域将治道理念有效解析成细节措施的能力；德是贤的方向指引，贤是德运用落实；两者皆包含仁与智。宋代因权变而使德道之教日虚，不仅难以导民明德愿笃、见贤思齐，且因混乱了德的方向，终使朝廷之选贤也成了趋利眼前的比术竞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彻底冲破儒家治道逻辑对君王意志的限制只是迟早的事，因此，也可以认为，王安石变法只不过是个引子。尤其是神、哲、徽三帝的主导和支持，因熙丰变法之后出现的帑藏山积（表面的国用充裕）和民怨沸腾局面，截然把利国、利民划分为对立的两面（实际是君国与万民的利益对立），士人因各自价值观的不同而分别站到了各自支持的一面，从而形成所谓的党争（程、王之争）。所谓维护国利者，既能为君国利益而权变仁德正义于万民利益，则必不乏效法其上，苟于己利亦可权变于国义的为奸者，于是以奸称贤者遍列庙堂；而维护民利者，虽能知立国当以人心恃强、义理为本，兼顾并育（中道）才有国强，却已难阐明以能群秩序来致盛物力的哲理逻辑与路径，更难晓兼顾并育的求守之度，遂屡受佞类攻诘而不知如何应对。及至南宋，实用权变理念所形成的秩序文化日益强化，上下以功利为趋，罔顾民生的苟且之风滋长蔓延，又加外势之迫，使奸佞图私更多所藉，而愈加肆无忌惮，遂不断恶化着官风、民风，终重蹈北宋覆辙。秦桧见岳飞大破金军于朱仙镇，两河壮士蜂起响应，大有疆土可复之势，遂“讽台臣请班师”，又虑“飞志锐不可回，乃先请张俊、杨沂中等归，而后言飞孤军不可久留，乞令班师；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促还，使大功丧于垂成，其用心唯在岳飞复土必贬损自己议和之功，而致失宠丧权；其后金人并未如绍兴9年那样“归河南、陕西故地”，而是“议以淮水为界，求割唐、邓二州”（高宗许之。可叹高宗竟能在金人绍兴10年刚刚败盟之际，宁愿再相信敌国归还失地之讽，而自毁长城，致势不可回）。可见，苟于权变者的善诡之能，其为一己之私，再大的国家民族利益亦可牺牲；然桧却能宰执朝政，及万俟禼、汤思退之相继，实乃累朝弃德失守所积之祸也；观其奸谋策划之详真可谓用心至深（以前“三日”复“三日”之“乞颛与臣议”，到绍兴十年金人败盟后之“德无常师，主善为师”而赞吊伐之计，却贬赵鼎，再到急招回诸将而兴岳飞之狱…），由是可明《汉书》言“不仁而多材，国之患也”的睿智。

高宗南渡的建炎及绍兴初，对百姓招垦的措施虽好于前朝，体现在招流复业、募佃垦荒、降租轻赋、给贷牛种助耕、考核州县不急税项等方面（如“绍兴二年四月，诏两浙路收买牛具，贷淮东人户。十月，募佃江东、西闲田，三等定租：上田亩输米一斗五升，中田一斗，下田七升”；比北宋亩税低，大致十一）；但却只是为了急于恢复生产，并非转图治本，故不均之赋未除，稍安之后，尽复苛政。虽以李纲、赵鼎之忠贤，经远之图已现曙光，却不能听纳以至贬窜，而信用于潜善、秦桧诸奸；虽以宗泽、岳飞之智勇，收复失地频传捷报，终不见信以至遭诛，致苟安于丧土、纳贡之盟。何也？德失无所恃，权变之图日益近狭，故小智愈浅、士风愈衰；史称高宗“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高宗初，虽言程学稍解，然终摆脱不了物力恃强的视近之道，遂使王学复兴（以《宋史》言：“及刘豫废，中原人心动摇，世忠请乘时进兵，此机何可失也？高宗惟奸桧之言是听，使世忠不得尽展其才，和议成而宋事去矣”，可知当时宋廷所受人心拥戴之弱）。之后，孝宗先是不虑国力、锐意收复，隆兴之诏张浚出师也，钱端礼、韩仲通等皆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更有调发，不易支吾”；帝竟答：“须恢复中原，财赋自足”，终有四州之割地（焉有以不足济之力成事，却望成事后而力足者哉！）。乾道中，遣虞允文宣抚四川，谕以进取之方，仍命出师，且曰：“若西师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即卿负朕”，又言“凡事不宜效张浚迂阔”；允文至蜀，“无进兵期，上赐密诏趣之，允文言军需未备，上不乐”，未几允文薨。宰臣梁克家、蒋芾亦屡言财用不足，反对轻出；帝遂转务赋征苛农，使农政之苛又更甚于前朝，至淳熙而极（淳熙5年诏“湖北佃户开垦荒田，止输旧税。若包占顷亩，未悉开耕，诏下之日，期以二年，不能遍耕者拘作营田”，因赋重而多有荒田，至此，2年不耕即归公。淳熙6年，颜师鲁奏：“今乡民于己田连接闲旷硗确之地，垦成田园，用力甚勤。或以未陈起税，为人所讼，即以盗耕罪之，何以劝力田哉？止宜实田起税”；民在自家田边拓荒，竟落盗耕罪，其意在民不得耕无赋之田，否则不仅纳赋，还须以罪加罚，师鲁此奏意在止于纳赋免罪。先是，以麦比稻产量高，隆兴7年颁增广种麦令后，多地水土不宜，臣僚奏请分清土地所宜，然孝宗仍执意增广，已而收成不理想，则又归咎于“种植风厉之功有所未至”，而以稽勤惰为赏罚相迫），及至宁宗，“刑部以皇祐逃移旧法轻重适中，可以经久，淳熙比附略人之法太重，今后凡理诉官庄客户，并用皇祐旧法。从之”；淳熙官田逃移之法过于苛刻，如佃役连及家属、离业不减其租、欠债勒为佃户、身故亦不准其妻改嫁，等等，远重于仁宗皇祐之法，这是孝宗急图恢复而欲以迫耕提升国家物力的以术求用，遂进一步消损产业规模，重蹈了神宗以聚敛图恢复的覆辙，以至逃徙、田荒愈重，国力更屈，且促使民乱不息，故而再也无法敛得巨额缗钱。史家遂总结称：南宋“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然百五十年之间，公私粗给而已”（即以东南之富饶，只要规制得当，足以强国）。孝宗朝指道学徇名，显然是将义理与图治的分离之说，体现的也是不明能群是国力之根、实现能群在以德化心之下，仍急功于财物产出的以力恃强之权变。

宁宗“初年以旧学辅导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类，一时守文继体之政，烨然可观。中更侂胄用事，内蓄群奸，至指正人为邪，正学为伪，外挑强邻，流毒淮甸”，中间之所以出现以韩侂胄逐赵汝愚的更变，也在儒学至宋，已无能阐明能群致盛物力的家国同一之道是国强根本，仍以为儒道只是邀取民心、赢得声誉的手段，故在国、民利益对立之下，朝廷物力必来自聚敛，使儒道屡屡处于被明褒暗贬以至排摈的境地（这是宋代通病）；其欲乘蒙攻金之弊，投机取利，却只见敌乱亡之征，而不见我之丧乱更甚于敌，遂有韩侂胄的开禧北伐，未几诸路尽溃、巴蜀震荡，丧师辱国、国力更屈。其指道学为伪学是延徇名之说的进一步贬损，是在不知民心是提升物力的根本而北伐又物用急迫之下，为使聚敛益甚不受儒道理念掣肘的公开排摈；同时也反映理学进一步偏离了北宋儒家本就模糊的儒学中适、能群等人性 渊源和哲理根本。理宗内政不修，以至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群奸相继窃弄威福，与相始终；且战端频开，又加大耗内助蒙攻金，妄图恃贼恢复，终如乔行简之言，而有端平洛师之覆没，其后兵连祸结，境土日蹙。至淳祐，帝转奉理学为正统，所谓“千载绝学，始有指归”、“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则是感到国危无日之下，迫切期盼人心的救急，论之还是虚伪之权变，故其后又“回买公田”加大劫夺（景定4年）。

对比汉代的党锢事件，元祐党人事件是在君王的影响和主导下的士人阶层内部之纷争，而不是源于人君悖义宠佞（导致宦官妄乱，而宦党借君号令天下）与士人阶层（包括百姓）的矛盾（即君臣关于治道的是非之争，在功利价值观的主导下，已衍变为臣臣之争）。汉代党锢之争的核心是家国同一之道当守抑或可弃之争；宋代党争的核心则是利益维护主体为君国抑或万民，何者更能顺应天意之争（维护君国是现实和实用的；而维护万民能顺天意则显得虚无，故屡屡受挫）。在经历了由南朝至唐杂老释的长期潜变，至宋代，贤士大夫普遍认同天意莫测、否泰无恒之下，维护纲常正道的意志明显减弱，因以宋帝之权变主导，致有王安石的用事聚敛，而朝廷曾经倚重的贤臣虽能疾言直谏，却以或称疾，或致士，或求外为守正之途，如“范镇年六十有三、吕诲五十有八、欧阳修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等等，已经很难再有汉之忠贤如杨震、李固、陈蕃诸公临国家大忧，“大臣所宜没身而争”的节义了。所以，面对西北之大忧，贤士大夫却多以谨守为常而不思进取之长策，且屡以安民为言，这既是外战长期处于被动的文化根源，也是急功利之辈能逢君速进的朝政背景，遂使宋政日弊。之所以比汉代少了义重于生的大勇之节，而多谢退保身、哑言朝政，就在于宋之贤士君子同样受老释影响，已日益模糊了儒学的根本哲理与治道，故家、国同一之心亦不再如汉代那样坚定。以元祐党人为例，因王安石变法导致利国、利民分为对立的两面，士人以各自的价值观不同形成了所谓党争，即程、王之争；而守程学者维护民利，虽知当以义理为本，却无以阐明义理可致能群及能群可致盛物力的清晰哲理与路径，即已模糊家国同一之道，进而也难通晓上下兼顾并育的中适之度，故而屡受佞类攻诘而不知所应；既助长了邪说日进，也不断强化了人君物力恃强的观念，终促成朝廷以佞逐贤、任奸去忠的逆向选拔，而延续程、王之争至于南宋（秦桧主王安石，赵鼎主程颐，故相秦桧、逐赵鼎；韩侂胄袭秦桧余论而指道学为伪学，赵汝愚非安石而用朱熹，故相仛胄、罢汝愚）。论之程、王二人皆师出儒门，却差如水火，就在于都眛于儒学哲理逻辑，都不明物力丰富与否在于人民真诚精进其业之充分性的要旨，这是儒家把立、治之本完全归于德道义理的逻辑根源，本质仍是使民能群的凝心聚力程度，才是一切物力增大及意志统一的根本来源；围绕这个根本的德道探究、秩序规划才是儒学作为统治哲学的义理之实。王氏本物用，却不知物力之源，程氏宗义理，却不识义理之本；想来安石虽固执，却绝非故意饰非的奸矫之徒，倘若韩、程、司马诸公有一能阐明此理，再结合变法后物价日涨、物力渐屈的现状，安石、神宗以至后帝都很可能不被库藏缗钱之巨所惑，而能顿悟其非，如此，焉有后来长期的程王之争？可见儒学传至宋，即便在贤士大夫的认识中，也已愈发远离孔孟原旨了。

同时，把君臣关于治道的是非之争，衍变为臣臣之争的党争，开启了执政究责的变化，一改汉代儒家议天下治乱论君不论臣的究责取向（这是唯天子受命于天的责任一面），转而为议祸乱危亡论臣而避君了。而生成此转变的渊源，在士人阶层，则原于哲徽之党争中，守笃义理一派（程学）迷失了儒家能群则强的执守根本，故始终难以清晰儒家所谓“君正”的当执之度，并最终竟导引出天理与宿命论并存的理学（可见理学宿命论仍是无奈于中道求适度的产物，本质也是天意莫测、否泰无恒之论者，而不明“吉凶由人，祸不自作”），遂因失于君正之度，而使治道的君臣之争转为臣臣之争，彻底偏离了乱之由起皆源其君的治道本原。从此，臣子就成了承担君失的替罪羊，这就打通了固化君权之道（权力秩序依然重上轻下，而责任却重下轻上了。类如法家所谓“有功则君有其实，有过则臣任其罪”），造成君心之非难格而逢迎泛起的局面，遂有奸佞秉政的络绎不绝。观熙丰之后，安石之邪、章蔡之奸，人所共知，诸臣参疏接踵而贬窜至死，民诉罄竹难尽而罔罪狱兴，是以安石配享庙廷，章、蔡屡度任相，终祸至人心离丧、国败家亡，责源其臣乎？源其君也。故上下必皆以“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为恃，突破否泰无恒的束缚，回归能群则强的哲理根本，方能清厘君正之实，进而才有格君心之非的方向和能力，也才能使君正（故古有三师、三公之设，《旧唐书》云“三师，训导之官，天子所师法”，“三公，论道之官也”）；这是清厘德道、竞以拔贤，以至政通人和、上下同悦的基础。此孟子所云“君正，莫不正”之谓也，重上轻下的权力秩序，必以君正为前提和基础，才有和谐与繁荣的高效。

再简介一下宋代选举。宋代选举虽承唐制，其间亦有诸多探索，从乡贡转为学校的取士途径，从诗赋转向经义的考试内容，从阁部堂议改为吏部制格的铨选方法，从见贤而荐改成法定岁职的荐举制度，可谓变化不断，这些都为后世提供了更多的经验与教训。

宋代鉴于唐代职官权力过专之弊，遂多设牵制，朝廷别置中书省、枢密院、三司使分掌民政、军政及财赋，彼此互不隶属（后又别置审官院负责考课、转迁以分中书之权）；地方由朝廷置发运、转运、提刑等监司，以制衡牧守之权，虽能有如“除藩镇留州之法，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之类的防专之效，却也大大掣肘了地方职权（宋代地方治理混乱，原于主吏邀利求进、管辖牵制多端、豪势朋比沮挠等三大因素。欧阳修“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然却并见欧阳公奏报或改判，其原因既非邀利求进，也非豪势沮挠，而是因牵制多端所致。由是也可知，地方书判荒谬的普遍）。汉代不务分权而务稽核、监察，故三公可自辟公府、牧守得自择僚属，但多设职权行使的相关制衡与稽核，而御史、刺史监督之权重矣；唐代则既不务分权，也不务稽核、监察，终有朝政混乱、地方自专，根源在老释之杂的求简务静，遂使笃德失明、拔人失聪。至宋则又牵制过度，“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而差遣以敕调掌，故“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致使守令治理难有作为，监司举刺多失其本，将帅筹谋罕建大功（范祖禹尝云：“祖宗分天下为十八路，置转运使、提点刑狱，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归于州，州之权归于监司，监司之权归于朝廷。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建置之道，最为合宜。监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县，皆与天子分土而治”；此处以财权与司法权为例，说明由监司所收的地方之权，且监司不由部辖）；其优点是破除臣下专权、维护君权之通统，缺点是牵制过多、管辖混乱，形成各执其理、掣肘推诿、办事低效、讹谬频出；而在不能明德立道而代之以权变之下，遂致朝议是非混乱、难置可否，上下无所适从。

从南朝经隋至唐，在道、佛的长期误导和杂变之下，人们越来越模糊了儒学能够凝心聚力的中适求笃内涵（秩序得以成立的灵魂），而愈加留连于其求笃仁义的清修外形（个人修性的表象因素），及至宋代，已难明人性成理之义、治道逻辑之本，这是宋代选举多求形却难得质的根源。从太祖扫平诸国、擢用豪俊始，宋代选人经历了一个从简到繁，但法简而识才、法密却难辨的过程。太宗以下，因不能把握理义根本，竞德渐失而实用日重，却致越见远大者越乏于委重（既忧谋深志远之将帅，又恶勤指实弊之台臣；是竞德之失的必然）；再结合诸司以敕调掌、职官牵制过度的职权设计体制，遂使君权得以通统上下的同时，也颇成得帝心才得实权之势，致使务本而见远者鲜有作为，佞巧于功利者却易于专柄，朝廷再难有如房、杜、姚、宋之人杰（德能与委重结合的产物），从中可见宋帝既乏正己之定力（如汉、唐初及清），也无正人之定力（如明代），政令一遇群议、寻即更张的权变特色。重求实用之选拔，至神宗后，又加入了恃强更量物力的理念，于是聚敛日甚，人心离散。有宋一朝，朝廷辅弼既有寇准、王旦、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等贤臣良相，然屡受制难申；也有王钦若、章惇、蔡京、秦桧、贾似道等巨奸豪佞，却能为祸深重；皆因奸佞更能逢迎帝心，而比贤直更具实权、秉政更久。其选拔大异于前代者，在于任奸而去贤，只求近功而不虑远害的普遍性。究其弊端之源，仍在于诸帝因失德道所守而急图功利的权变价值观。

其取士之制：考试内容从诗赋转向经义，比唐代模糊仁义、混淆道德确是进步，然自唐杂老释之后，及至宋，经义原旨已莫衷一是，又得益于仁宗办学，遂掀宋儒广为经书注集之大潮；治道理念则因国用、民用之对立而起程王之争（朱子继程子之学，发明而创程朱理学，其对后代学界影响最深；从元明至清初科举，直到雍正以“宋儒书虽足羽翼经传，未若圣言之广大”，方得抑止）。而朝廷对王学持续倚重，神宗增置明法、徽宗立八行科，皆以王学为尚；及党祸起，程学遂禁，宋廷也就越发不明拔人主旨，使人才日衰。南渡之后，因王学的教训，使程学之禁稍解（仍与王学互为抗礼），其中可见诸帝以提振人心而求国治的尝试，然以程学渐成理学的发展，更不明仁须有度、度在兼顾精广（中适之笃）的核心，遂愈发不得其本，故使治道追求也在程、王之间反复徘徊；显示了当时士夫君子既明乎德道纲常应守，却又不知其度的两难（亦可见宋儒重振儒学的努力之偏）。总体上，程学能够稍振，在于儒学的人性伦理渊源，但道学徇名之目的出现，则反映了至南宋，儒学已离根本愈远（立足人性以求中适，以此成己、动人、成物），而步入弃中适的仁而无节，遂愈趋向礼教枷锁之类；以此苛求朝廷、士大夫以至百姓，都难免走向虚伪（遂有伪学之指）。然而南宋最大变化，还在于君臣对主动混乱经义结果的草率与刚愎，已全然没有了绍圣前的宽缓兼容，而总急定论于一，却又反复摇摆，从孝宗时以道学立目徇名，到宁宗时指道学为伪学，再到理宗复反崇理学，显示了为形势所迫的求用之急；但其忽望人心、忽求财货的反复，终使理念日乱、国势日削。同时，太宗以来，取人总怕遗贤而欲多为治具，却不思长民者之德失，必致百姓罹祸；每科录人动辄上千，是以取多过滥、标准日下。且对学校与科举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反复更张，仁宗以崇儒教而倡办学，神宗为一道德而立三舍，徽宗罢科举而代以三舍升贡太学，之后又废三舍复科举，使士子在教义和途径上都难得适从，且出现了重学轻行的变化，把考察实行的环节也逐步放到了学校，完全忽视汉代志行察于乡里、士贤举于土著的考实作用，于是，学行日离、小人得进；加之宋代势家特权过多，颇侵民家学子，故而科举日弊。

其任官之法：太祖任人宽博，能用其长，然已不似唐初明正竞德之究（而以涵容不德为宽）；太宗以西北动荡及虑财货不济，用人始重实用，至有弃夏、乱蜀。大体宋初，铨法尚简，升黜在阁部之议。其后，真宗定试身、言、书、判为法，并以举为朝官岁职，开倚荐为信先河；仁宗始定铨试之格，并益举数论迁，是以为奸始多；神宗变堂议为应格，悉罢荐举，铨归吏部，促使作奸应格，使削刻得拔；元祐、绍圣反复，而冗吏愈多；至徽宗，虽言依法元丰，然又复荐举，却往往弃法用例。是以有宋一代，选人重文牍，转迁重资年，升黜重保举，与汉代、初唐选人重乡里贤名、升黜重官声实绩、保举重举主清正已大为不同，遂使拔贤徒成虚名，加之对皇族及官家子弟推恩过广，以致取士规模庞大，考求难知其贤其义；而铨考又变堂议为应格，全在言辞俯仰之间，拔升难有实绩，促使贤不肖莫辩，亲故裙带、奸诡滋长，终至吏员冗滥、吏治崩坏。尤其宋之保举，既是上臣岁职，又入下臣选格，突出以担保连带责任替代察访考实之繁，时谓：“倚荐以为信”，颇失举实，又助亲党沆瀣。观历代有成之举，多出于清正（举主为首重），于宋亦然，如真宗病笃，托付太子于王旦，王旦“因荐可为大臣者十余人，其后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二人，亦为名臣”，而人人皆举、岁岁皆举之制，不亦扰乱真贤而惑于实才乎？同时，宋之考课轻德行、重功利，考核亦以格言不以察实，是以悉为中等（至治平三年，有宋已百余年，仅考出一个劣等），徒流形式，亦见其恕恶之宽（遂苦百姓）。总体而言，宋承唐杂老释之德义混乱，以务求实用而权变日甚，加之多设牵制而便君权通统之官制，已使功利之趋日甚，“继以王安石改新法，士习始变（全面转向惟利）；哲、徽绍述，尚王氏学，非是无以得高第，…自是靡然，士风大坏，得人亦衰，而上之恩秩亦薄矣”，终至颠倒黑白、纯用小人，至南宋亦然；虽亦见间有改良，却只是为缓罹祸之速而被迫之调处而已，故《宋史》尝比较汉、唐、宋三代衰世之用人，曰：“三代之后，有天下而长久者，汉、唐、宋尔。汉、唐末世，朋党相确，小人在位，然犹有君子扶持迁延，浸微浸灭；未有纯用小人，至于主辱国播，如宋中叶之烈也。蔡京以绍述为罗，张端官、修士而尽之，上箝下锢，其术巧矣。徽宗亦颇悟，间用郑居中、王黼、李邦彦辈，褫京柄权。以不肖易不肖，犹去野葛而代乌喙也，庸愈哉！”之所以纯用小人，在于帝以为贤者皆逢君之辈，故无论如何调处，亦只是“去野葛而代乌喙”；《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然若不明所竞之德，则又何以辨识小人？

宋代因未能使上下明于中适应守之度而统一民心，促成了财用国与民之对立、政举宽与猛之失当，人君苟于权变之下，逐步冲破了儒家中道之兼顾，分化瓦解了国民、上下之一体，遂致民不可使。论宋代之教化力度，亦不逊于前代，却大失凝聚人心之功，就在于不能率笃中适以涵养士民的家国同一之心，虽经义已广为详熟，然日益化民于虚伪。一方面，宋代官势之家一直特权过多，以至颇横州县，历朝仍滥行加恩，地方官吏往往无能为制，甚者与之沆瀣；而田赋、折科、和籴等征项常常逾法、专务多取，使教化难以入心化德；另一方面，自熙丰变法，屡屡假为民之名行害民之实，教化遂成虚伪之教，使人人唯图己利，却又精于以仁义之名的掩实藏奸，是以上下多以假爱国之名行祸国之实；其根源仍是对君王弃本求用之权变的效法。君王不能笃中适来维护万民利益，即已破坏了家国同一之道，必然促使百姓效法只重家而轻国，其结果当然是仁与义皆可围绕一己私利加以权变（但仍好于明代，明代诸帝破坏家国同一之道愈甚的同时，却欲以法威迫民重国而轻家，故民乱持续汹涌相继，最终灭亡朝廷；虽明代一直处于北狄不断分崩的外寇疲弱时段，却再难有类如宋代的扶持迁延）。是以朝廷结党相轧、忠贤隐去的同时，民间亦多相结为强者，大者啸聚山林，小者呼应市井，所以，相比汉唐，宋之百姓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忠正之臣明哲保身而不勇当大义，朝廷模棱是非而惟功利是图，就不足为奇了；而以这种权变价值观，又催生了南宋朝廷的自毁长城以苟且偷安，亦绝非偶然。汉代儒家董仲舒尝言“用权于变，则失中适之宜；失中适之宜，则道不平、德不温”，这还只是说偶尔之权变，若用于反复一贯，则失宜中适、跌宕德道，会不断叠加，使德道划一之路越走越窄（德道能被认同的人群愈小），终陷入以权变制权变的恶性循环而累患深疾，使百姓越发敏于私顾而尽丧能群。是以家国同一之道丧、各为自家之道兴，人人自然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明哲保身而不勇当大义，因此，从宋人身上再也没有了汉朝那种从帝王、官僚、士人到普通百姓的价值观统一性（这种统一来自家国同一的节义）。两汉君子笃义，皆克谐人性之恒，守于并育不害之德，而量义之大小、贵贱之伦序，故能成大德之敦化，而开我华夏和纳夷狄之通途，此中国之所以为大者，以其能将个体人以家国一体组成社会人之巨人也。但到了宋代，则已然小其德而狭于义矣；小德则难广立守而离散民心，狭义则难达同道而曲异人己，于是凡事不明于大、难见长远，唯念一己之思而难度他人之变，急于功利而怠于务本，从而再难认清事物本质与全面，更无法把握其发展脉络，结果总在自欺自误下不断恶化事物发展，直到万劫不复，这是宋（以至明）代，皆小我华夏基业的根源。

需要说明的是，宋代的权变不是儒家的权变，儒家不仅强调以仁义之远大者作为辨析是非的原则（即求中适之精），而且更重视有效支撑原则方向、促成求是结果实现的细节步骤和措施，包括各种权变之策、因势之法；孔子言“可与立，未可与权”（是说能够认同为实现求是结果所采取的细节步骤和措施，比具备相同的价值观更难）、《后汉书》有“理乱者先权谋”、《吕氏春秋》有所贵之“因”。但儒家的权变是礼、智上的权变，而绝不在仁义上权变，所以，仁义只有小大之分而无权变之理（故论小大，汉儒有“不以著蔽微，不以众揜寡，各应其事，以致其报”之说），礼、智上的权变也是为了维护仁义之大者，亦即中适之适。儒家的权变所变的是术、是方法，不变的是通过方法的实施而守笃的价值观仁义之道（即天下正道、人伦大义）。权变的目的是以更简便、有效的方式来实现不变的仁义之道、中适之求，权变的过程则是因时因地因势对各种办法、措施有效性和易行性的探寻、比较和选择。如：吕不韦释郑国之罪以招六国才俊，汉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以抑藩权；汉光武褒董宣、折湖阳以正纲纪；唐太宗兴科举而抑士族以广天下贤路…等。宋代的权变是立德内涵根据维护君国利益的需要而变化（实用主义的权变），即治国之本的基本道义也因时势而变了，是以用迁道或以术破道之权变，变的是道、义，不变是君国利益的稳定（以权变求君国稳定与巩固，只不过是眼前安定而已，其后祸必大），如此以术求用的结果必然使拔人愈奸、敛财愈甚，以至“纯用小人”（宋史亦揭示了淘汰贤德、逆向选拔之由，根源就在德道不能守而又急功利；这也是商鞅等法家任奸的必然）。

宋代食货简介。宋代田赋水平要高于汉唐，虽然“丁谓尝言：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一者有之”，但都属特例，非均税水平，故韩琦亦尝云：“今天下田税已重，固非《周礼》什一之法，更有农具、牛皮、盐曲、奚钱之类，凡十余目，谓之杂钱”。建炎五年，广州州学教授林勋献《本政书》有云：“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唐之亩税，大历五年“始定法：夏，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四升；秋，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三升；荒田亩如故（二升）”，总体大致在二十取一；由此可断，北宋亩税约为十取三（或三取一），大体国初多有蠲减，熙丰后又有增益；但宋代征管往往逾法，州县每欲取盈，行倍刻之敛，百姓逃田者众。宋之调，亦花样频出，务在溢盈；“宋承前代之制，调绢、绸、布、丝、绵以供军须”，“自周显德中，受公私织造并须幅广二尺五分，民所输绢匹重十二两，疏薄短狭、涂粉入药者禁之；河北诸州军重十两，各长四十二尺，宋因其旧”（唐之调：“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故宋之调课亦较唐为重（唐大历改按九等纳户税，代庸调）；而调法不一，百姓随所产，有只输丝、绵者，亦有输布帛者。太祖时，绸绢以织院专造，不许“以租丝配民织绫，给其工直”；太平兴国后，逐步放开买织绸绢；至真宗，绸绢以买织为主，诏优给工值（即预买钱），且蚕事不登时，许以折纳；至神宗，定预买钱取息（常平的数倍之多），并以强派预买钱，剥敛民财；预买钱于当时，官户半之，而至徽宗，官户亦全额。而徭役（庸）更难于唐代，宋代重钱轻货、仓运体系不健全，使府库管理条件差、官物辇运行程长，且民逃田者多、社会不安定，而给费不足、主吏留难，是以耗费靡大。役法之初，按户等分差役务，“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掏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其中“以衙前主官物”，运储散兑责任巨大，实际上已大大超出了前代役法丁民出役的范畴，而是把部分政府责任推给了百姓。至神宗，改纳钱募役，各地又以多收为营，其灾从里正、户长扩展到下户；当时，朝廷忧心社稷的直谏之臣尚多（绍圣之后渐无），几经勘验户等、裁减冗员、核定雇值，遂多有减省，故终有较大改善，使百姓得免衙前之苦；而有官和豪势之家，既免两税，募役钱也仅纳其半；元祐、绍圣反复，百姓莫衷其适，至绍圣频岁用兵、徽宗又加直达纲，则民役愈重矣。而“民所甚苦者，催科无法，税役不均；强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无税之田，使下户为之破产”。但民间逃赋避役，导致中下民转为工商者众多，也促使诸多工艺水平得以发展，如制瓷、印刷、建筑等均达到了空前高度；加之豪势之家长世不衰，为各种精细工艺的落地，提供了稳定的市场空间。

此外，宋代更张通货，会子、交子虽言“盖有取于唐之飞钱”，但除了初期与飞钱类似外，到神宗初，就不再是现钱（金银、铜钱之类）的提取凭证，而转向可流通的定期政府债券（虽可与物兑换交易，但仍非纸币，与明钞不同）；至徽宗，又置钱引以代交子、盐钞之类，遂使各种官储货物的提取凭证亦皆转成定期政府债券；由于徽宗“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实际是以钱引为盘剥民财的手段），使引值不断下跌，至不足十之一，又诏停41界、42界钱引收易（交子、会子及钱引都按界发行，每界3年收兑），遂致钱引废而不行。高宗南渡，初印关子、后印会子，因能坚持“储现钱印造”的主旨，而使会子得以通行。其后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遂复成弊。历代之所以用金银铜钱通货，主要缘于其采冶及铸造所包含的资源和劳动量，与其能交换商品（粮食、布匹等）的资源和劳动量基本相符。唐代屡以粮、绢通货，务导民重物而轻钱；而宋代广发交子、会子，却乏备兑通货支撑，而使其值跌挫不休，不仅无法促进流通，而且倡导重钱轻物，其急功利、务实用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自太宗以来，受实用权变之道的影响，北部、西部因与辽、夏相接，而长期放荒。太宗以后，“河朔连岁绎骚，耕织失业，州县多闲田，而缘边益增戍兵”，雄州东际于海，多积水尽荒，虽下诏河朔垦荒营田，然以担心辽人见疑而屡罢；后何承矩知雄州力排众议、始办屯田，终有所成。仁宗时，西部衅起，土地闲荒，又屡诏屯田，数废，终不能成者，表面如沈起之奏：“恐召人耕种，西蕃惊疑”，背后则是担忧边镇财货自给程度提高后的自重。其他，如景德之襄、唐二州营田、元丰之知太原府吕惠卿葭芦、米脂营田，又都以“不偿所费”而罢。至绍圣，河东进筑堡砦，自麟石、鄜延南北近三百里，及泾原、环庆、熙河兰会新复城砦地土，悉募厢军配卒耕种免役；已而营田司言诸路募发厢军皆不闲田作，遂各遣还其州。总体而言，宋代安边总务守而不求用的根源，仍在于权变价值观的功利之心，故总因内防之心而屡言“不偿所费”之视近，却无能见远了。足见，宋代安边，几无长策。

      与前代相比，宋代食货的另一显著特点就是物价不断上涨，非丰歉或灾乱导致的价格变化，而是和平期间持续的物价走势，反映了农政苛厉导致的产业规模消损，而致物资渐匮。以粮米为例，建隆初因河北岁稔，“使置场增价市籴，自是率以为常”；至“太宗平河东，立籴法，时米斗十钱，民乐与官为市”；然其后，因物价不断上涨而籴价不变，及真宗时，三司盐铁判官俞献卿尝上言：“天下谷帛日益耗，物价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可得也。今天下谷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数倍矣。人皆谓稻苗未立而和籴，桑叶未吐而和买。自荆湖、江、淮间，民愁无聊，转运使务刻剥以增其数，岁益一岁。又非时调率营造一切费用，皆出于民，是以物价积高，而民力积困也”；至元丰初，即便丰岁，与米价相比，籴价已然“略不收半，公家实费，百姓乃得虚名”，于是从陈安石请，和籴不再付钱（陈安石所谓“略不收半”，仍属虚言，按宣和榷货务所言：米斗六七十钱，只是籴价的六、七分之一而已）；至宣和，榷货务曰：“熙、丰以前，米石不过六七百，…今米价石两千五百至三千”，又是数倍之涨；至南宋则物价同样不断上涨，如端平末，李宗勉云“比之开禧时，物价腾踊奚啻倍蓰矣”，言岂止倍增。论宋代和买日益成科、制钱铜铁兼用、造楮代钱又到期不偿，都与物价不断上涨关系密切，从中反映了朝廷恃强仅具象于财物而不知涵养产业规模的视近不见远，终在耗力日大、合力日小之下，走向物力匮乏。总体而言，宋代过分姑息豪势之家，以图君国之巩固；而豪势侵占资源过广，遂以内外用度，颇苦下民；神宗以后，更大有尽营天下之业、尽掘天下之利的倾向，颇异汉文儒治以来，历代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的以民丰求国富之经济与治税构架；诸帝亦知其非，却以德小，始终走不出物力恃强的误区，是以饰宽仁之德以求爱民之名，而暗使臣行苛暴之敛以任害民之过，如此实用权变，终使人心尽丧（然仍好于理学治下的明代，人君以一己之理度天下，物力恃强以至惟利是图已肆无忌惮，聚敛的程度更甚于宋；且权幸、勋戚以至诸王虽亦仗势广营产业，却常以罪追夺，故累世久安之豪势远比宋少；而前朝豪家往往成后帝近幸之鱼肉，往复交替。可见均利愈广，愈助于更广泛的能群，国力也越强；聚敛愈甚，其路就越走越窄，宋能稍宽以其尚多顾忌天意，故从佃豪势仍是逃民生路，而明代势宦庄田则最为民害）。可以说，宋代以自身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自古及今，德义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财货可保，因以兴邦固位者，未之有也”之警示与告诫的正确性。

    而对宋代财政收入，《宋史》尝与唐代比较，而云：“唐乾元初，第五琦为盐铁使，变盐法，刘晏代之；当时举天下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增至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元祐间，淮盐与解池等岁四百万缗，比唐举天下之赋已三分之二；绍兴末年以来，泰州海宁一监，支监三十余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则是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矣。”神宗变法之后，淮、解盐之岁入就达唐天下盐入的2/3；而南宋高宗末，泰州之入，就过唐举天下之数。而宋代总岁入，太宗时就已“国家岁入财数倍于唐”；至天禧末，天下岁入总缗钱就达到一亿五千八十五万一百（神宗变法后则岁入更巨），可称历代之最，真可谓“经济巨人”！《宋史》此批，“财聚人散”之意颇浓。可见，《宋史》云“赋入之利视前代为薄”，就在于苛敛导致的产业规模日降，终至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缗钱之值不断贬损（相比，清代乾隆时，岁入也就银四千万两；圣祖时更低，然皆能在对外大征伐不断之下，屡屡蠲免、普免天下钱粮）。纵观国史，匈奴未必弱于蒙古，突厥也未必弱于女真，然得逢汉代、初唐，而难成其祸。故论宋由衰至亡，首先在其自身散丧能群的治道之失。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十八、（七）权变于义、模棱是非使宋代这个“经济巨人”变得软骨（宋朝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