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十八、中国历朝统治文化的特色与王朝兴衰的关系-4（秦朝篇2）

（五） 汉代尊儒兴教，开创华夏新纪元

有鉴于秦，高祖治民宽缓，称帝2年，即汉7年（自汉王立纪元，5年2月称帝未改元），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11年诏曰：“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即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即口赋钱）”；12年，许大小诸侯“自置吏、得赋敛”，故虽未及养民蓄人之适，且战事未绝，然能不忘“省赋甚”、限献额，以上率下而使赋役较秦颇减。其后，惠帝宽仁，更注重舒缓百姓，遂“减田租，复十五税一”；吕后之乱也只乱于朝内而未见扰民，史称“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前面在法家、道家与儒家的区别中已述及，黄老之黄（《黄帝四经》）是附会道家之天道，又以儒家仁术收买民心，并否定顺天应人之变的法家改良学说，再以道家之虚静缓和法刑之猛厉，而成汉初黄老之学，但因其并无立德、修教、笃道、任贤的系统规划和秩序解析，也就不可能有发于性、立于德而成于道的贯一脉络，是以凡人凡事因用而变、难见长远。黄老的出现可视为因秦弊之革，《汉书》论之曰：“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可以说，汉初天下始定，治道因鉴秦政而宽简秦法并舒以无为，以尽量革除其弊，也是一种必然；黄老之说，则只是为其宽简指明方向并营造理论支撑。这种宽简式延承，也使高帝虽有广贤之心、尊孔之意（11年诏曰：“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12年“过鲁，以大牢祠孔子”），却在汉初逢秦经史几绝之际，仍续严挟书之禁。

及至孝文，则躬亲垂范，修身立德，为政笃仁，兴礼化民，天下咸宁，百姓安乐，开汉代儒家治理之先河。文帝以德立身，率先垂范五常价值观；恤孤寡、轻赋敛，财用以保养民生为先，本农重教，劝引百姓进业、向贤；兴礼制、普及乡贤选拔，确立激励教化机制，是全面、系统践行儒家治道的先驱。《汉书》总结文帝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于是告讦之俗易，仁孝之风起。文帝之所以“专务以德化民”，是因黄老的持续施治下，面对骄奢之俗、兼并之风的兴起，百官大臣仍守恬然无为，至文帝时，已显现风俗日败以至争斗相杀的趋势，故贾谊为此长叹息曰：“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可见，随着这种乱象持续加剧，恬然无为已显不足取，若不能正德明道，以为选拔、教化，使百官、百姓明德有耻以知取舍去就，则必使汉法由宽缓转为繁苛，如仍仅于以术求用，则难免走向秦法。这是文帝力图兴儒的根源。文帝朝虽首建儒治，但推行得却十分系统：从率先修身、立德兴礼、教化百姓，到俭己恤贫、保障民生、劝民兴业，以致物质方面，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使“海内殷富”；在德教方面，百姓自知廉耻，主动弃恶，文帝一朝（23年）“断狱数百，几致刑措”。《汉书》总结得极为准确，文帝推行是以仁为德，以中适为道，以拔人竞德、财货均利为秩序的标准儒家治道，不能因《史记》曰“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且尚节俭而与民休息，或当时甚嚣尘上的黄老，就认为文帝朝是道家治国的时代。前已述及，孟子把孔子的治国理念从礼制的具象层面，推展到了德道的内涵层面，而汉文帝恰恰是重儒家治道内涵而简明仪礼，使之归于形以教化以昭明德的先驱。道家的无为绝不会“专务以德化民”、“兴于礼义”，更不可能立“进善之旌，诽谤之木”广纳谏言、“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拔贤率民（而只会易之以杀敢、去智，保民初朴无欲，以应自然之道）。同时，儒家尚节俭、与民休息，是君王秉持中适的必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轻赋恤孤使民多利，均衡资源财货分配以使民皆得进业，省徭役慎兴土木、兵事，是“子庶民”的一部分。道家本无“与民休息”的概念，只有“虚其心”、“弱其志”之类的“使民无知无欲”，后世不明其异者遂曲义名实，而冠之以道家的“与民休息”（儒家所谓休息，休必有劳，息必有作；贡赋见休才可勤劳家给，息于役扰方能作于农桑），但无论如何冠名，其息物不作的本质内涵不变，故绝非俭己厚民、劝民进业之道，更无法在短时间迅速增加物质财富。

     文帝为政之操守，《中庸》九经，几乎被全面贯彻：

1、修身：率先仁孝，常怀自省，知“天下治乱，在予一人”，诏令天下臣工“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見之所不及，丐以启告朕”；重天下农本而省自身财用，“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同时，还定帝亲耕、后亲桑礼制，遂为后世共遵。

汉承秦焚书绝典、儒道几灭之际，文帝首开发掘儒家经著之先河：伏生，本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欲征不行，遂“遣（晁）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迁博士；韩婴，燕人也，“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并“以《易》授人”，亦征为博士；“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遂拜徐生为礼官大夫…。发掘、弘扬儒经，既是文帝在当时骄奢俗渐起、兼并风日盛之下，为身修率下而正德明道，以导民自知廉耻、去就的探寻努力，也为一场全面的儒治展开奠定了基础。

    2、亲亲：怜赵幽王之死，立其子为赵王；淮南厉王反被废，不以此罪其子，仍封列侯，后又封王；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等。

3、尊贤：言立嗣以宗室贤德者而不愿专于子；多次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并亲策之，使袁盎、晁错、贾谊、公孙弘等直贤之士得进，《汉书》虽云“孝文本好刑名之言”，但也指出儒学在“孝文时颇登用”，可知孝文好刑名在论其言，而能以德充其司执之魂，才会有23年“断狱数百，几致刑措”的结果。这里要注意“孝文本好刑名之言”的时代背景，即在秦禁之后儒道绝远、缺乏能群的系统理念之下，是求以德为治的审慎研理，而非好刑名之治（否则哪会刑措？只会庶狱繁兴）；与后代如唐宣宗等好刑名不同（《汉书》的表述，意在说明汉代儒学的全面兴盛始于武帝，然汉承秦焚书灭儒之际，若无文帝最初于焚禁之后的大力发掘，哪有后来武帝朝儒典之日盛？）；而其“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则是汉代基层拔贤之始，以强化对民间百姓的德道引领。

    4、敬大臣：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亦体现孝道；不强一己之令而时时兼顾臣下之理，故以冯唐之讥即赦复魏尚，以周亚夫严军令、不准天子直入而赞其“真将军”；常自省而忧百姓之困，患自己“愚而不明，未达其咎”，屡诏求大臣直言良方：“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也”…。

    5、体群臣：效法古之立“进善之旌，诽谤之木”，除臣民“诽谤、訞言之罪”以开直谏疾言之路、畅民情上达之途，而无获罪之忧；“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念藩邸之旧）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

    6、子庶民：轻赋敛、恤鳏寡孤独，赐老者布帛酒肉（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赦民贷官种食未还之罪；重农本，多次以赐田租之半劝民务农；知农为天下物力之本而租税为末，担心各地重租税将使劝农之道未备，遂屡除田之租税，并赐孤寡布帛。除连坐、肉刑法；“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7、怀诸侯：即位伊始，就“令郡国无来献，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欢洽”；诏令列侯各守封地，以时入贡，不要久居长安，既清朝政、免输费，又使诸侯专心于对列国百姓的体察和治理。济北王兴居反，先赦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城邑降者；济北王自杀后，又赦诸与济北王反者。

8、柔远人：“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对匈奴，起初匈奴屡寇我边，帝遣军多次击走之，甚至尝欲亲征匈奴，因太后固令乃止；后匈奴“反古之道”自来和亲，帝欣悦“愿俱弃细过，偕之大道，共睦万民”；不想匈奴背约反复，又兴寇掠，帝则速置六路兵将递进以备（足见帝倡和局而不懈武功之明），但未发兵深入，恐烦百姓。

文帝仁政之所以为后世尊奉，不仅在于其修身和尊贤体敬之类的个人修为表率，以及俭己厚民、察征庶务、闻极纳谏的中适持守，更重要的是文帝朝建立了基层拔人竞德的选任机制（为汉代礼制教化和激励体系的普及铺平了道路）：为了加强对百姓在德贤、勤能方面的引导、帮教，首次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孝悌（以孝行成德而务导乡民居家之和睦）、力田（以耕种得法而务指导百姓耕稼）等乡官，使系统性的荐举制有了初步的雏形，所谓“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因之大幅增加了竞德量能的乡官人数和任免机率，使礼教的激励机制深入千家万户；乡官以声绩对接州郡、三公辟公府以至荐举、征召的再选拔，为其后礼制选拔体制的建设展开奠定了基础（与景帝时期的“文翁办学”既形成互补，又有异曲同工之目的）。而除臣民“诽谤、訞言之罪”，定帝亲耕、后亲桑等礼制，又从制度上确立了君王率先垂范、察征民情的治道机制。论之汉初从战乱转入治平，必有分田予民的过程，以使民各得其业，方会有“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之实，加之“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出现“衣食滋殖，刑罚用稀”的局面，只是碍于诸侯分封，各国分田之制未见书于史，而难知其详。至文景两代，面对兼并之风渐起，未能系统强化均田等务本措施，主要是因循前朝静民无扰的治道理念和汉初以来分封制的掣肘，故在资源均利的措施方面，仍显支离。文帝除本人“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外，又用晁错贵农贱商之议以减租赋、均贫富；然富户入粟以拜爵可除复、免罪，因以所收之粟减天下田赋之半，虽有均利之实，亦有利诱之邀（入粟之家从商到农，反促兼并更甚，一方面使后帝不得不加大打击力度；另一方面，也使国家财富更加具象于粟帛财货，而非产业规模的制度性拓展；至武帝，入粟遂成聚敛工具）。同时，“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核心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使内治得安），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与武帝施主父偃之策下推恩，目的是一样的，都是削夺诸侯巩固中央以统一礼法、度制和政令（天子之专），特别是景帝分封梁王五子而五分梁地，显示了对“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治安策略的全面贯彻；至景帝中元五年（平七国之乱后9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在削弱诸侯使之不得专民的同时，朝廷也以打击豪强、抑制兼并作为宽民、均利的配套手段（包括拥有政治优势的军功集团、桀骜不驯的巨族土豪和财力日益雄厚的商贾财霸等多股势力），且有愈打愈烈之势；文帝时还是推行诸如限制兼并、反对奢侈、禁铸私钱、重农抑商等文打措施，到景帝时已变为酷吏武打（不遵礼法的豪强奸佞，杀一儆百）、迁徙豪强（把部分豪强迁至阳陵邑，使他们宗族与其他亲党相互分离，削弱他们的势力，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这比唐代中后期政求清简无为，地方权、豪相结，割据藩镇，为患一方；以及宋代虽削抑地方之权，却曲从豪势之家，以至田亩不均、赋役不平日甚，都要好得多；然比于清代儒教普及、民得淳化，百姓知所去就、官吏知应谋笃，使财附德聚，遂见民间义商多而奸商少，且越是义商，才越能成为大商巨贾的时代，显然还比较初浅、不尽完善。即便到武帝末年重构了均田，然仅至元、成，很快又陷入兼并盛行之中，都说明了均利之贯彻，是需要均田平赋制度，与德化引导和时时劝制相结合，才可得持久的。但无论如何，文景时代虽是开创，却已基本展现了以仁为德，以中适为道，以拔人竞德、财货均利为秩序的儒家治道轮廓（与后代相比，其拔人竞德尚处于基层荐举，未有系统科举及铨选考察的连续；其财货均利以结合入粟的减赋及抑制兼并为主要措施，至武帝末年仿古井田始办均田；尚不及初唐均田、限售的措施完善和拔任官吏率义化俗的功效显著），对以后历代都有典范作用和深远影响。及至东汉，光武、明、章诸帝，仍皆曰“遵高祖之旧制，修孝文之遗德”；而文帝之祀，历代不绝，皆因其首建儒治之功。

后世因文帝法不纷更、与民休息，而论得诸黄老之清静，此谬误来源，既在《史记》言孝文好道简礼，也有后世老释杂入混乱治道的讹蛊（《史记》所谓“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却不明叔孙通繁礼是末，不过赘形；而文帝所崇儒家德道之本，才是其实），至唐宋尤有此论。其实恰恰相反，以高祖旧将之骁悍，当年刘盈欲代高祖征英布时，就有以孤羊领群狼之论；此时诸吕尽灭，强藩在外、权臣掌朝，大有请君入瓮之势，文帝若果务清静（哪怕有丝毫懈怠），都必使大权旁落，而朝臣、藩镇亦必结党相争，哪里还会有治至之世？文帝承高后之末，黄老之兴已二十余年，老臣们颇以为言，对文帝“专务以德化民”、“兴于礼义”之政多不以为然，在文帝广开言路之下，可谓尚嚣尘上，却没有意识到法令会随骄奢俗、兼并风日甚，不得不由宽疏转向繁苛，而在没有正德明道之下，选拔、立法、执法之度都必然仍以功利为导而求用，这样就自然使汉法走向秦法；这是黄老持续施用的必然，最终弃缓就急、收宽成厉而现法家之原形（故黄老的本质非道家），故贾谊曰：“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言其趋势可以前鉴，且当时苗头已显，这是文帝兴儒代法的根源。从实践看，由于景帝、武帝不似文帝深明德道是本，故汉法依然渐入繁苛，但也因执法以德道为导而去术用功利规范的日益加强，又逐步扭转了汉法向秦之转变，至孝宣并辅助促进了俗德之化。但文帝之变法是以德化人，立德坚笃之下，对各项政令举措及实施力度，皆能广听博察，取舍唯在守于贵一的慎究其效，而不论诸臣所尚之学（儒学、黄老皆不排斥），既有助于厘清儒家理念（各家之说尚多有异同）和治道根本，以审慎于治、用德于化，也使黄老之声仍不绝于耳（比较后世如王安石、光绪之变法的革旧念、斥老臣的专独作风，可看出文帝的集众智而成城）。出现儒治与黄老的并行时段，既源于当时的治道惯性，又是文帝缘性而求中的反映，从而也避免了在儒道并未全面厘清之下可能发生的歧误，以及治道的过度跌宕；历经文景武三朝，直到武帝末年觉悟，及其后的昭宣中兴，才使儒治完全取代了黄老而步入稳定。

文帝之清静，不在求安与苟且（这是与宋的区别：为求安可弃正理之抗争，为求荣可行颠倒是非之苟且），不在无为与厌谏（这是与唐的区别：无为于地方之政、恕恶于作乱之臣、恶谏于忠正之士），而在王道仁政理念（儒家中适治道）的一以贯之，始终不改（价值观、是非观坚定不动摇，以此选贤任事、区辨忠奸是非，不亦简明乎？）。其繁，不在举封禅、务聚敛、朝令夕改（宋之繁），不在广营造、升宴歌、频讨藩镇（唐之繁），而在推行、维护王道仁政理念的统一和稳定的帝王之务：出周勃（罢勃丞相职，出之封地）、罢太尉（收兵权、置大将军）、削诸侯、徙豪强，以制天子之专（即贵一之专）；立进善之旌、诽谤之木，除臣民诽谤之罪，以广纳天下之言；普及以贤德为标准的乡官常员选拔，以举贤良率义道民…等等，是“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的一朝，帝王事务可谓至繁，何清静之有？开创之朝，往往先集权而用化，以求德道贵一而后拔贤、广议，故不明或难守德道的前朝权臣多见罢解，因而促使君务繁增；而后分权理任则须随竞德选拔全面铺开，才会有君务的逐渐变简，由此才能确保集贤能于庶务之经理、一德道于风俗之正化，汉文、贞观、康熙无不如此。这源于家天下时代各级权力皆来自君权所授的特点（与立宪的法权时代不同）；但集权必循民心所向而为，核心是以人性贤本的一德道为去留、拔黜取舍，这又是与一般专制集权的区别。所谓清静者，非指帝王之务也，而是治道、理念始终贯一，举措相顺不悖以不扰变于民，因使民循道守义简而易也（清静在民之所从，而非帝王所务。唐太宗亦尝论清静不在为政之疏放，而在百姓之无扰，既能免于输供之繁，又能静于安土乐业：“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尤未足，征求不已，兼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灭亡。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求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因其繁者，避免和弥补了类如唐宋之朝令夕改，轻率于前、患悔于后的潜在漏洞，凡事皆不图眼前而谋于长远，民从之也易、笃之也悦，故能得长效之清简；正是有了帝王精理庶务确保王道贯一的繁，才有了百姓循道守义的简。后世不明帝王务简易必致百姓之繁难，不知孟子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深意，历代总不乏以清简说其君当务者，此误文帝之大谬，亦致乱之由也。由晋至南朝，帝好清简，遂有天下至乱；唐中以后，帝好清简，而削唐于鼎盛。及至宋代，上有权变之君，下有趋炎之臣；其君饰宽仁之德以求爱民之名、以掩怯懦之志，并非明于王道之于天下莫之能御之理，遂不坚守于仁政而常处功利之变；故而其臣以迎逢君志为务，以标新立异得进，以党同伐异自恃，于是君名简于上，意使臣实繁于下，其结果必致政令变乱不宁、惑己害民，《宋史》云之“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之未几，既区区然较其失得，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以愈于前，其后数人者，又复訾之如前。使上之为君者莫之适从，下之为民者无自信守，因革纷纭，非是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矣”，观神、哲、徽宗之世，莫不如此。

至景帝，更崇法威之强，相继重用了如郅都、韩安国等一批法家干吏，使黄老一派颇得复起，故不似文帝明德笃道之深，难免于苟且，以致晁错被诛、梁孝见纵。时辕固为治《诗》博士，尝因黄生以汤武为弑君大逆（法家观点），而与之争论于景帝前：“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止之曰：“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由此可知景帝并未能明悟是非互动相成之理（因之而有中适之求），这当是景帝重法为治的根源。但景帝延守文帝之制，亦始终未怠，列“诸博士具官待问”，虽言“未有进者”，然知治民在教，故诏曰：“夫吏者，民之师也”；亦明法之当，不在拘于律文而在人心，故诏曰：“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狱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欲令治狱者务先宽”；此史称所谓“孝景遵业”者也。纵观景帝一朝，基本也算是文帝宽仁淳德的矫枉之继（因自身缺乏明德笃道之修，故不似康雍之继的系统清晰），因续汉兴之盛。景帝之政是在儒学与黄老并行之下，因未明儒治逻辑，而自然倾向黄老的结果；其任刑更密也是黄老持续施治的必然，对武帝重法轻德有一定的导引作用。但景帝依然进一步巩固了儒学的梳理与普及，遂经武帝朝的再发掘、推广，而有武帝末年之觉悟。

汉武帝时，虽儒学自孝文以来已渐得兴起，“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儒家德道理念的影响日增，以至魏其、武安之辈虽不达通儒，却亦以隆儒为尚，但黄老一派仍虚以天道为言；于是武帝制册征对：“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对武帝关于王朝兴衰的天道所关人道之问，黄老一派以其学说虚无支离而莫能善对。大儒董仲舒遂以册对脱颖而出；其内容基本都成了《春秋繁露》的素材，其中，既详细阐述了儒家治道，也首次系统地把儒家文化中的人伦哲学与神化自然结合起来，提出了天人一体论，也使儒学具备了伦理自然观。天人一体论不仅提出“为人者天”、“唯天子受命于天”而代天牧民，更强调天人感应、互动，上天通过天象、灾异等方式警诫天子政之得失，迫使天子兴仁爱民，否则就受天谴、天诛，为此，横生出诸如祈雨止雨、五行生克、阴阳伐助、灾异祥瑞等一系列所谓的儒术。正是由于董仲舒的理论入心深刻而详尽系统，使威行天下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中可见，儒术独尊、黄老遭黜，在于伦理自然观比单纯的虚化自然观更易入人心；仲舒之说能立，即因儒家伦理的丰满。这里要注意，武帝所尊并非儒家以仁德中适为核心，君王率先垂范、教化百姓以成能群的治国之道（孔孟治道），而是天人感应的五行阴阳之术，因该经术之学是起源于儒家承天地、顺阴阳的制义之礼，而成的对自然异象解析应对之法，故谓之“儒术”；在修为上，以礼为法，以通天地阴阳之道而正人伦者，即可谓修儒术。广义上讲，就是当时儒家的自然观，而非德道层面的儒道或孔孟之道。儒学在汉代被朝廷明令尊奉自儒术始，也是儒学尚乏实践参照及汉初施用黄老的历史必然。

初，汉兴承秦焚书禁学、儒道绝远，自孝文首开发掘散落民间的儒学经著先河（聘求幽隐），至武帝因尊儒术，而大大强化了儒学典籍的梳理勘校和教育普及，下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时公孙弘为学官，遂“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为孝文以来竞德选拔搭建起了较为系统的教育体制，自此“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故武帝对汉代儒学教育和后世儒学传承贡献巨大。《汉书》尝论汉以来的儒典之兴，曰“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孝文用儒治，孝武发儒典，此处有以儒典代儒治的曲释之嫌）。然而，虽言“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延文学儒者以百数”，不仅兴儒学端本之教，且大力推进了汉文以来的荐举选拔，但武帝是由尊天而尊儒，对德道内涵尚无贵一之把握，使得为政的儒治成分并不明显（其所尊仅为儒术），相反，武帝之政的法家倾向倒更加显著。一方面，把文景以来的刑法宽简之道更张为繁重，“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汉法于是由宽变苛、从疏转密（至孝宣，路温舒尤以“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论汉之治狱），且因法太繁杂而致互驳相冲，遂有奸吏因缘为市。另一方面，武帝一朝“方征讨四夷，锐志武功，不暇留意礼文之事”，遂因失笃德道，难成人心之能群，而不断削损产业规模，故未如初唐与清代那样，在征伐中能得到凝聚人心之功的同步支撑，是以重法的同时，又兴聚敛，“而民去本”矣（去本者，弃农逃田也）。论武帝朝经济实力的逐步下降，不在耗尽了文景留下的资财，而在兵事、营造以至苛敛、威刑，大大削损了文景以来形成的产业规模（未如贞观、康熙，边征伐，边涵养规模）。逃田日重之下，遂有董仲舒上均田宽民之策，言汉循秦废井田之制，致民“力役，三十倍于古；田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此处是借秦制言当时赋役之重，故未言及汉去秦苛敛的舒减功效），进而曰：“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不仅未见听纳，且因用度急迫，而多擢拔言利务敛之臣（如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从铸铜钱，制白金、皮币屡更通货，到令吏民入粟补官、赎罪、复身，再到从盐铁官营进一步扩展到商通官办（均输），并配以严法峻治，以致“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使文帝以来凝聚的人心不断离散（执政理念从以社会性主导思维转回了以个体性主导思维），幸好有晚年警醒之改，及后之昭宣匡正，才使儒家治道步入稳定。所以，纵观武帝一朝，不仅儒家仁政成分不显，而且尚行神怪之举，重于异象之说，天下忧心，奸佞之徒乘机为害，巫蛊之风盛行。由此亦可见，儒道是本，儒术只是在正确运用之下的利本之标，武帝以标为本，遂有此异。直到武帝末年，面对户口虚耗、田野芜莱的状况，遂“悔征伐之事”；《汉书》尝为之总结：“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论武帝能有末年之觉悟，既在于晚年对数十年来得失的认真反思，更在于儒家理念的长期浸润熏陶，故《汉书》称之“岂非仁圣之所悔哉！”“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代田圳种法（“一亩三圳，一夫三百圳，而播种于圳中”，“用力少而得谷多”），均田安民、克勤农政、推广农技：“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即人均百亩，而12人互助相保），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如此，在汉初以来封建制的基础上，重构了郡县制下的均田和里保体制，为其后的昭宣中兴做了铺垫。

孟子尝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汉用儒治，文帝可谓性之者也；景帝能遵业不改、武帝至末年觉悟，亦可谓身之者也。今人误解治道，在于不明各家特色要旨，以为言无为就是道家，却不知不求急功之无为与道家尚虚无为的区别；以为用法严就是法家，而不知法家与儒家以法养常、去疾之功用的不同（参见：十四简述法家、道家、佛家与儒家的区别）。更有不明何谓儒术，而以汉武“独尊儒术”为儒治之始，皆大惑于今者也。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十八、（五）汉代尊儒兴教，开创华夏新纪元（汉朝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