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国防（外交）体系的构建原则：儒家之德恒于人性（仁），道能凝聚众心（并育不害之中适），以此形成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能够有效强化百姓意志的统一、提升物力丰富的层次，这是构筑国防（外交）体系的支柱。

文武之道自古并行，威福之施必也相藉；即便在太平时期，忘战者殆；不教民而战，可谓之弃。“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则又揭示了源自治道价值观所致人心向背的力量展扩与赋能（即夷狄受我治道文化影响越深，则我武所服之力越大；我之德道越合于人性而被对方认可越充分，则我威所制范围越广）。前九经“柔远人”中讲过，汉赵充国讨先零羌的以少胜多、降化为良，班超以千余戍徒定西域而历31年版图屡扩，根源都不在以寡破众之权谋，而是背后汉朝强大的秩序文化支撑，在交邻以义之下，使群胡人心向仰而自愿跟从；显庆初，苏定方以万人大破贺鲁十万之众并生擒贺鲁，也是贞观以来德道清明、交邻以义，促成突厥人心向化的支撑作用，此人心向背已使胜负分定于未战之前。从中充分诠释了“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的深刻内涵（然中唐之后以至宋、明之所以不能者，也在于没有了汉代、初唐那样的治道文化，即由自身德道清明所弘扬的怀义交邻而致人心仰止的支撑作用，而转向怀利相交了）。是以崇文兴礼、权和中适为安邦保民之道（凝聚人心），尚武强军、常备不虞是立国御外之基（威畏边夷），故“周立司马之官，汉置将军之职，皆所以辅文强武，威肃四方者矣”，如此，国家方能崇文以怀九服、修武以宁八荒。这是历代明君仁皇都尚武不懈的治道原因。春秋五霸之楚庄尝云武有七德：“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春秋.左氏传》），也是基于人心向背的基础而言，可视为儒家对武的诠释。

前已述及，不可因邻国弱小，恃己之强而“攻无罪之国以索地，诛不辜之民以求利”，攘窃之获是贪眼前弃长远的舍本逐利（此法家治道也），必不得邻国之民心（亦使我国之民惑于义），故其民非我国之民，其土自然非我国之土，如此民怀怨恨，叛逆之乱不朝则夕（九、《孟子》析读（七））。善战者屈人，善教者服人；屈人者，抑压其性而虐其心也，对恶佞必屈除之，但若广对夷民，则有驱良为恶之患，患积酿变，逆乱难止；服人者，中诚其心而顺其性也，虽恶佞也不鲜自愿从新者，更不必言良善之民，故而悦德从常、彼化我民；所以，儒家广土众民之道也要求立于义本、基于长远，故而要求君王要以“柔远人”为交邻之道：嘉善而矜不能以安抚外族，近者可使周边安宁、道化行远，远者可为进一步的四夷来附作铺垫。

“柔远人”是从对等交往的角度而言的，即厚往薄来（体现的是与邻为善而非以利趋，不重财货价值）、嘉善矜不能、继绝举废之类，而非敛内以供外。所以，无论是资源财货之蓄，还是德教养常之化，皆须以中国为主，怀柔于国民是立国之本，构建与我秩序互助相和的外部秩序并促其稳定，也是为了更有利于我国家的长期发展；这是内外之道取先后、轻重之异的中适。贞观时，“高昌王麹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咸欲因文泰遣使贡献，太宗令文泰使人厌怛纥干往迎接之。（魏）徵谏曰：「中国始平，疮痍未复，若微有劳役，则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加于此辈。若任其商贾来往，边人则获其利；若为宾客，中国即受其弊矣。汉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宁。西域请置都护、送侍子，光武不许，盖不以蛮夷劳弊中国也。今若许十国入贡，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缘边诸州何以取济？人心万端，后虽悔之，恐无所及。」上善其议。时厌怛纥干已发，遽追止之”。遣使入贡者，若以商贾之来，则边人获利；若用宾客之礼，则我民受弊；由此可见，古代明君就连入贡夷使之交接，亦须以是否劳弊中国为怀；这是柔远人的中道，理如以孝亲为大、为急而后推及他人的行仁中道，故曰：内治安民为本，外服八荒为末，未有内之不治而能治远者也。其次，对远人怀柔要量于对方的行为一贯性（反映的是其德的价值观内涵），我待之以礼、交之以惠，如对方存攘窃之心、贪我财货之利，寇掠我民，侵我领土，则必兴荡寇征伐除患之师，解救我百姓、收复我失地。第三，对外交往须秉持价值观并以中适行之，即在与远人交往中，主动推行价值观和中适理念，交邻以道义，以长远之和引导其取予、争让之节，使之近道，由于我儒家价值观能深入人心（自然也同样深入夷民之心），故不难成为彼此的共识，进而广泛促使夷民主动遵奉；这是所谓“嘉善而矜不能”中最重要的部分，促使远人和于我之价值观、悟于我之道，这样才能从长远意义上使远人归心（最终因四夷来附而广土众民；此汉唐能广化外族融入而使华夏不断壮大之根源也）。有了这一基础，无论是亲近、交往、普教、寻助，还是劝诫失道者、打击为害者，都会有众多夷民悦而相从而多得其助。对于暂时强大而贪暴的夷寇，因其难有稳定的凝聚人心之秩序，贪暴之性会自行愈演愈烈而驱散人心，故虽强必弱；而我方虽时有权宜，但必以价值观的坚守来获得更广泛的能群为正途，于智更广、于力更大，故能越战越强。汉初以来，匈奴强盛、屡寇我边；董仲舒对孝武锐意征伐，仍权以四世和亲之事，以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展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但贪暴之欲难填，和亲、赂遗之财安比侵掠所获？岁巨万计之利又安使其不弃质而夺？显然，这不仅是权宜之策，且有顺暴之嫌（其立足点在只看到了战争征伐与保养民生的对立关系，却未看到笃行德道与贪暴侵夺对彼消此长的变化趋势，以及正义之战对保养民生的长远之利），故朝廷不纳；《汉书》对此评论曰：“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言既不合于当时，也会致后世阙误。然仲舒面对征输之繁、百姓疲弊，屡谏限田薄赋、省役宽民的内治为本之论，却促使武帝末年“自贰师没后，汉新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不复出兵”，转而息战力农；及至昭帝，内治之功日显，使人心复聚、物力又丰，遂同步支撑了平边；经孝昭一朝虽无孝武之疲征，却在备兵益强、周边钦慕之下，屡创匈奴，终迫使其全面分崩，再难成大寇（可见，武帝尚武之失不在征伐本身，而在未如贞观、康熙，能以内治为本，使涵养民生之功同步支撑对外征伐）。从汉宣以后，因我之德道合于人性，对夷狄的影响日益凸现，终使“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籓，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此仲舒所未能预见者也。所以，大凡德正道笃之世不仅来附者众，且倾心者多，故遇有征讨，必夷情尽明而得多助；然一旦德僻道乖，夷狄的认同、钦慕之功随之俱丧，夷情即成懵瞽。同时，正是儒家治道理念广入人心，使任何时代都不乏挚爱家国、守义死节的大勇之士（这种大勇是“知耻而后勇”，是“不生于大辱宁死节”之勇，而非轻生贱命或逞强斗狠之类），即便在内政颓唐之际，因强寇侵凌而暂时失败，也会长存大义、心怀故国，终会恢复我汉儒天下；而且也将迫使入侵的外族为了稳定天下而皈依儒家统治理念及治道（这也是儒家文化生生不息，而入侵外族主动汉化的原因）。

“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也。历史上，戎狄以游牧，强弱无常，却缺丁少货，而又贪财好暴，常常掩人不备，滋扰为祸。历代有道之君，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朝贡称顺，必不驰边城之固守；虽强凶寇犯，则以克敌保边为要，期兵不远征、境内获安，此孔子所谓“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汉宣以下，始行教化劝业的和夷安边之道，是以元、成之微，而犹四夷宾服；其后遭王莽之乱，匈奴之祸又起，至建武中，匈奴饥疫，“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当中国一郡”，臧宫、马武上书请乘势发兵剪灭，光武帝答之曰：“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可谓明自强是本、临事而惧之大者也，遂成东汉之兴，也才有章帝之后的几绝匈奴之患（由此见唐宣宗、宋哲宗之不明）。房玄龄尝谏止太宗征高丽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丽违失臣节，陛下诛之可也；侵扰百姓，而陛下灭之可也；久长能为中国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于此，虽日杀万夫，不足为愧。今无此三条，坐烦中国，内为旧王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既是说夷征不可以气动，也说明了三种可征的情形，其中，“违失臣节”仅对臣服之夷，“久长能为中国患”指弃德贪暴之治的影响泛滥；若邻国德政而强，我则应修德以交（亦备其变），如《春秋》司马侯豫晋楚强弱之归，而谓晋侯曰：“晋、楚唯天所相，不可与争。君其许之，而修德以待其归。若归于德，吾犹将事之，况诸侯乎？”其实，“事之”倒不必，但确应修好、借鉴和学习，才能正我之失、促我更强，否则，难免自削自弱，百姓之心终会趋向有德之国（这是人性的必然；故不应仅以利言所谓“以夷制夷”，利诱的以夷制夷是长久不了且得不偿失的，而以德化夷则能起到倾心来附的作用。仅怀利相接，必将众叛亲离，敌我之道一也），故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

归纳房玄龄所言“三条”，可谓无义、无信而致危害邻国，如果对方确然，我当先以仁义化之、导之；如对方冥顽不化，进而残贼暴虐，则我可适时禁暴除害、吊民伐罪，不仅我方同仇敌忾，也必将得到对方人民的支持而使彼民归心（其后，如教治得当，还可彼化我民）；《吕氏春秋》亦尝云：“尧战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乱则用，治则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乱而弗讨，害民莫长焉。此治乱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爱之徵也，武者恶之表也。爱恶循义，文武有常，圣人之元也”。此所以秦穆平西戎、惠文并蜀地而使秦益强，汉驱解匈奴、并融西域而开创华夏新纪元，皆能广土众民而长治久安也。这也是我华夏从黄河流域的一个部落发展到幅员千万的泱泱大国的主要途径；但须注意的是，吊民伐罪的结果并非是为了领土扩张，在儒家王天下之道中，同样重视部族传承的继绝、举废，是否融并入华夏，关键在能够教治得当，使彼民化成我民，否则虽得尤失，所以往往为之择贤而立君。这种存亡继绝，与援助友邻抵御外寇的意义一样，皆属怀义相交，其保存与我交往密切的向化近夷，不仅可作屏障，以缓免我受陌生远戎的意外之祸，且使近夷得化而远戎倾慕，会大大巩固有利于我长期发展的外部秩序。同时，近夷得化而远戎倾慕的层层扩展，本身就是儒家广土众民的来源过程，化成的核心在诚尽人性而能笃行仁德中适的精深；而这种扩展，并非主以强兵（强兵之得既伤国病民，又难久安），也不在利诱，而在同守德道之化的归心。

从历代外夷入寇的情形看，只要秉持恃强结于人心的儒家治道，即便处于由乱入治之初的实力未振时代，对方强于我而加兵入侵，由于我人心凝聚之归一，以及暨此凝聚之力促进的物力提升，会使我快速由弱变强、战胜强敌，如西汉对匈奴，唐初对突厥。但是，凝心聚力之强的细节措施，往往也会因理念杂变而偏离正途，在意志统一和物力致盛两个方面，都会影响措施的有效性，使我转弱而致夷凌，如唐中后因杂老释所致人心离散而对吐蕃频寇的无奈；此时，如能调正德道理念及措施使回归正途，必将由弱复强，否则，就会乱兴寇炽。而以术求用的聚敛之政，不管其是否披着儒家理念的外衣，都会自削自弱，对外要么苟且求安，要么则攘夺窃掠，结果无不越战越弱以至败亡，如八王之乱后的西晋，软弱退让之南宋，外厉内荏之明代（注意：清末洋夷之祸则源于自然观的落后，需要重新认识自然世界与伦理世界对建设国家的不同作用，故完全异于上）。

戎狄部落虽以游牧为业，但因缺财货之用且无伦常之教，故其兴之初，多起于劫掠之亡命，其部落首领如能公平财货而劝有功，则战力愈强，对其他散居部落的兼并和招附速度也越快，从而迅速聚合壮大；而这种不断壮大的部落社会既需要以战争作为能力选拔、增强信任、分享财富的纽带，也需要劫掠更多物资以改善生存条件，因而使寇掠中原成为必然。这些部落之起时，几乎都是质朴之民，少有相欺之奸、公私之权，往往能使意志凝聚于劫掠之获，如果出现通达人性且勇猛的领袖主导（所谓通达人性，是指不唯于私利，而能主动恪求上下兼顾之适、彼此认同之和；因兼顾达适而成公，普及公道而生和，遂不断壮大部族能群之力），在中原文化无能于导其入心促化之际（我内政昏颓），就不难构建起以掠夺获取、按功行赏的秩序规则，形成部落与百姓的利益统一，从而激发部属的斗志、加快周边的归附，使聚合能量不断壮大；所以在主动性和锐利性上，战争的天平是偏向他们一方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质朴之民比奸诡之民易使、便治（故不可导民奸诡），以及通达人性重在诚心之悟，不在学术之深（故拔人首重德而非才）。然而，其能取得的“功业”大小，并不由于其聚合的能量，而是取决于周边邦国怀利抑或怀义的程度（从理念到秩序的渗透程度）；即便再能聚合，其人口、资源和产出的实力外延都仍远弱周边邦国，尤其弱于中原王朝；但倘若这些邦国（包括中原王朝）丧失了人心凝聚的内涵，其实力外延也就成了争夺相害的内耗根源，故曰：“土广不足以为安，人众不足以为强。若土广者安，人众者强，则桀、纣之后将存”。蒙元的出现就是由于包括金、宋在内的周边邦国怀利深透导致的国力至弱，这与小周可灭大商的道理一样；其它诸如：西晋越名教、任自然，使纲常全失而致内乱反复，北宋物力恃强、权变聚敛而终丧人心，遂皆无力对抗这类部落聚合而败亡。然这种聚合，一旦遇到中原王朝德道清明的时代则很快就被抑止（即使是之前已发展到相当强大的部族），一方面我人心凝聚、物力日丰，抗击力度必强，另一方价值观的人心之和力量会随接触交往很快发挥作用，从而在更见长远的层次上，使其部落内部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这种劫掠的眼前化，而愿代之以更稳定长远的安邦之道；两个方面都必促使其侵掠势力逐步瓦解，汉代抗匈奴、唐代击突厥、清代征蒙古（从葛尔丹到策旺阿拉布坦），都使曾经强大的夷寇土崩瓦解。故可以肯定，若蒙元遇到汉代、初唐，则必难得其志（可见，恃强不能以物力而要以人心）。

农耕时代，人口资源稀缺，人力又是各类产出的源泉，而戎狄各种技艺水平也相对低下，使戎狄入侵多以劫掠为旨而不图久占，持续占领一地的守战治理所费，一般远不足其迫民耕工所得（一方面自身需供养大量军队和行政系统，另一方面要面对百姓的逃亡与反抗）。若要长期占领必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入侵者之前已拥有较大的基业，能充分供给一定时期的耗费，二是须恰逢“遭乱世，临苦民”的时代（即原政府已大失民心），三是外来政权又能待百姓更好（比原政府），才可能渐生合力，促使该地的耕工所得不断增大，其中前两个条件只能促成占领之功，第三个条件才是可期于长远的保障，否则其所谓“功业”的占领终只是虚耗于战乱，未久即溃；故而《旧唐书》尝云“逆取顺守，古亦有之；如其逆守，灭亡必随”，言取亦有以力诈成者，然守则其道必合于人心也。所以，纵使“功业”既成（如蒙元），随着疆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加，劫掠战功为纽带的秩序规则就越发难以适用了，必须代之以更能凝聚人心的秩序规则（如儒家的任贤、均利），才可能稳定长久，这对他们来说则是真正的难题，虽然很多戎狄之邦都学习汉学、尊儒兴教，以至科举取士，但绝大多数却都难把握儒学根本，更无从于凡事凡务清厘德道本旨以遵笃清晰的规范，并在拔黜官吏和产业构架各方面加以贵一细化，这是戎狄之国兴而难久的根源（能够把握儒学本质者，历史上以清为最，北魏次之）。蒙元也一样（虽以时势而具前两个条件，但对第三个条件却始终不得要领），其对儒学仅是兼形之沽名而已，所以，元代不仅四种人的等级贯穿始终，且其主流文化纷繁多杂，除儒学外，还有佛教（国师）、道教（天师）、阴阳、巫医、回回国学等等，故“仕进有多岐，铨衡无定制”、“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由吏致位显要者常十之九”，使得儒道尽微，遂难以稳定而由衰至亡。虽然其初因征伐广泛，强行并入众多西北异族，却一直处于纷争而无能凝聚人心；其后的明代又因理学治国很快自陷疲弱，北狄寇掠虽常，然南侵之力不足，就在于元之瓦解后的势成散沙，且竟历经270余年分崩离散程度日益加大，直到被清统一（皇太极统一近边诸部，康熙又统一了远边诸部。明代诸帝若有一能具汉唐之明，岂至待清崛起之时，方得一统蒙古诸部？），可见其稳定秩序规则的缺失之甚。由此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儒学自以诚“尽人之性”始，进而成己、进而动人、进而成物的学致层次。

另一方面，即便在德道不彰而缺乏人心聚合的时代，中原王朝对夷侵虽处于被动，然其抗击力度和持久时间，也会大大增加夷侵部落社会稳定的难度；随着部落规模的增大、社会秩序的复杂，人性之贪会使劫掠由内而讧起，以至分化瓦解（如中唐以后，吐蕃由强而弱的逐步瓦解；明代北方鞑靼、瓦剌等蒙古诸部随时间而越分越散，等等）。所以，其部落社会只有重塑价值观、改变秩序规则，全面向任贤、促产的治理方向转化，才可能凝聚众心、求得稳定与发展。若彼政凝聚众心，而我政未失人心，则互有攻伐却难以相吞，因成分庭抗礼以待变之势（根本仍是人心凝聚的意志及其致物力于盛之功效的较量）。若我怀义相接，则由其遵德笃道之层次和程度，即可判断其君臣贤否、政之得失；若邻国政德臣贤，我应修好、借鉴和学习，以正我之失、促我更强，避免自弱自削之变（此司马侯之说晋侯也）；若邻国政乱臣奸，我应修政、饬武以备，择机征讨。同时，彼亦待我之变，一旦中原政治丧失人心，就难免改朝换代了。南北朝就属于南北彼此对峙攻伐而应对方之变的典型时代。先是晋末刘裕北伐中原、扫平诸戎，却无能于守，反成北魏一统北方之资，其后相伐不断，南军多损，论之皆在治道所致人心凝聚之异；而“魏自宣武已后，政纲不张”，“委用非人，赏罚乖舛。于是（正光后）衅起四方，祸延畿甸”；此时南朝进入萧梁，相形之下，南师日锐，由普通到大通，屡破魏军以至陈庆之能护元颢直取洛阳，然非南梁真强，实北魏自弱也，故其后侯景一旅能倾覆国祚，西魏偏师旋擒梁元；可惜梁武君臣迷恋释老，不仅未能励精其治以把握其机，反致人心疏离、治道荒颓，竟不免于亡（虽也以尊儒求精制礼，却只为应天之术）。至南陈，北方已分为齐、周，南帅吴明彻虽伐齐屡克大捷，及至齐被周并，却转瞬即败、一军尽没于周，也在北齐与北周的人心凝聚之力不同导致的国力差异。是故《吕氏春秋》言义、智、勇是用兵的本干：“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义则敌孤独，敌孤独则上下虚，民解落；孤独则父兄怨，贤者诽，乱内作。智则知时化，知时化则知虚实盛衰之变，知先后远近纵舍之数。勇则能决断，能决断则能若雷电飘风暴雨，能若崩山破溃、别辨霣坠；若鸷鸟之击也，搏攫则殪，中木则碎。此以智得也”；三者核心及基础皆在义，即德道秩序基干的强健（无义，则智必寡、勇必弱），且于我、于敌同然（用兵以此为常法，而不可投机于恃强攘窃）。不难看出，中原王朝必以内治为根本，尊贤任德、均衡财货以凝聚民心，则我同心御寇者众，军强而财用不匮；辅以边地的化夷安民、广行教化，则散居穷匮者寡，寇难聚合，而我内外之助多，且促使夷酋向汉、夷民归心。如此，未战而胜负之势分定矣，这是用兵的基础，亦即赵充国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者也，故曰：“自强者人畏我，我不畏人”。

边地管理同样当以把握胡汉人心为要。在纲常混乱、人心不睦的朝代，往往自设屏障、隔绝往来，如秦皇、隋炀、明宪等，皆以修造长城为边防上策；北宋神、哲又以塞黄河北流而强引注东流，为保险阻辽之法。而在清明的时代则恃德不恃险，故颇知其非，如汉代、初唐、清代皆以助垦兴教为安边化夷的主要措施，不仅我军民心向朝廷、边地粮足，且夷民仰慕向化、归附日众，如此，战则彼中有我、守则无需冗耗。唐太宗尝比较隋与初唐的边防特色曰：“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故对于边地的管理，不能以守为务，而要以用为务；用，则蓄民、进业、兴教、化夷、充物资、便交通，如此，实力自见、守无虚费，而化夷向汉，主动建设近化远慕的外部环境，则彼中有我、夷情尽察，四夷既不敢觊觎，并与我内政相维，使我得征讨之主动，此汉代、初唐征夷署战之有的放矢也；若只务守不务用，则设障自阻，累耗国财，甚至为保边之费而行聚敛之政，罹害中原内地，不仅军势自削、边民内怨，且夷民难化、夷政未知、夷情不察，此宋讨西夏、明讨鞑靼之茫然瞽行也。汉武时，边疆屡扩，徙民实边，屯垦始兴；至宣帝，赵充国讨先零，又军屯湟中，以“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遂使羌寇瓦解；郑吉则更进一步，屯田渠黎、助耕兴教，使汉之号令班行西域。唐初边镇历有屯田之制，然开元以下，和籴简便而代之（粮足价低），致屯政日疏；其后藩镇为乱，虽时有兴议，而终无大效，是以边镇“土广肥而民不知耕”。宋代西、北边地广阔，却因与辽、夏相接，恐夷番惊疑，而长期放荒，以至边储完全仰赖内地入中，是以边备益弛，历朝诸帝不仅不务循本，至绍圣，反而法夷道浅攻挠耕，大失边地民心，遂愈治愈颓，终有靖康之祸。明初屯田与开中相维，边储充实，而寇患弥少；正统以下屯政渐弛，侵夺屯田、日加租赋；迨弘治中，叶淇变盐法，开中亦坏，以至商民撤业，边地为墟，而边储枵然矣，于是边寇愈炽、河套尽失，明军愈弱。清初立川陕之屯（与东北旗屯、内地民佃同时），其后幅员屡扩，新疆、蒙古、青海、金川等皆开边屯养军、蓄民，长备未怠，以至在与列强对抗的清末，面对俄英诸夷的挑唆，不仅北之蒙古，西之新疆、西藏，南之苗（琼）黎，皆能有效控制，而且荒服诸属国，始终皆我屏障，而不似其他朝代，终成垂涎我中国之胡虏。显然，以用为务，不仅能充储备军，更在其承教易俗而凝聚人心之功。

以上不难看出，儒家倡导的是价值观交往而非利益交往。如前九经中所述，这种价值观交往与利益交往的区别，在于以推广和维护价值观及其秩序规则为主导，故能不为利趋而致力于外部环境秩序与我秩序相和的稳定，遂可凡事洞察于初微，及时调备以化斥为合，有效避免不期与莫测，从而更有利于我国家的长期发展，显然也是立足长远而不仅图眼前的社会性思行理念。从中亦可见，治外之本仍在治内，内治得民心，则民心可恃，虽弱必可敌，进而转强，此唐初速败突厥也；边政得民心，则戎夷可化，虽扰必渐平，进而归附，此汉之和西域、清之平蒙古也。但史上亦不乏内之不治而妄图治远者，南宋怀利相接的投机，明代以抚赏利诱的求安，都是其中的典型：

开禧的冒险投机失败后，嘉定中期以后，宋以金蒙酣战，遂于边境始多搅扰，时金宣宗仍以有盗为词，而罢请伐之议；兴定元年（嘉定八年）四月，宋岁币不至，宣宗“狃于余威，牵制群议，南开宋衅”，连败宋军。此时蒙元已大犯辽东，故未几，宣宗悔之；至兴定二年十二月，遣开封府治中吕子羽等使宋讲和；吕子羽至淮，以宋人不纳而还。复诏伐宋。伐宋之捷至，宣宗谓侍臣曰：“此事岂得已哉。近日遣使实欲讲和，彼既不从，安得不用兵也？”元太祖十六年（宋嘉定十二年，金兴定五年），宋遣苟梦玉向蒙人请和，蒙宋结盟自此始。金哀宗登基，正大元年6月（嘉定十七年），即遣枢密判官移剌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谕宋界军民更不南伐。然此后，理宗即位，不断通过海道运粮资蒙，且恃与蒙联而攻金更亟，金哀宗遣使谕宋曰：“朕自即位以来，戒饬边将无犯南界。边臣有自请征讨者，未尝不切责之。向得宋一州，随即付与。近淮阴来归，彼多以金币为赎，朕若受财，是货之也，付之全城，秋毫无犯。清口临阵生获数千人，悉以资粮遣之。今乘我疲敝，据我寿州，诱我邓州，又攻我唐州，彼为谋亦浅矣。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必及于我。我亡必乃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而宋不许。及至端平金亡，理宗欲乘机出师收复三京，乔行简上疏谏止曰：“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为根本。数十年来，上下皆怀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谓义。民方憾于守令，缓急岂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爱其将校，临陈岂有奋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愤，积于平日，见难则避，遇敌则奔，惟利是顾，皇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转移固结之，遽欲驱之北乡，从事于锋镝，忠义之心何由而发？况乎境内之民，困于州县之贪刻，厄于势家之兼并，饥寒之氓常欲乘时而报怨，茶盐之寇常欲伺间而窃发，萧墙之忧凛未可保。万一兵兴于外，缀于强敌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复有如江、闽、东浙之事，其将奈何？” 如此掠民积怨者，由内政不修而战端频开又加耗内援蒙所致也。洛师之出，一如当年童贯之收燕蓟，其败既不在金、蒙背约（可叹徽宗为利而背约于辽人之后，竟还幻想金人对己守约、能取不取；理宗亦然，足见其被利欲所蔽，而丧失清醒认识形势的理智），也不在金、蒙之强，于内在宋民心之丧，于外在交邻以利，都是长期怀利相接的必然结果。这种智浅的怀利相交，使怀义者鄙视而无亲敬之心，使怀利者无厌而生诈愚之智；汉之号令能行域外万里，初唐能迅速平灭突厥，在于内外怀义者皆能向我（包括我民、彼民和周边之民）；宋讨西夏茫然瞽行，至徽钦则转瞬为金所灭，就因内外怀义者皆已背我，所以，德大才更能群见远，因而凝聚更广泛的人心、得道者必多助（故曰德大才能智大）。洛师覆没之后，理宗方有觉悟，然为时晚矣。这是宋帝内之不治却总图治远、妄贪于眼前而不顾后患的结果，只见敌削亡之征却不见我之丧乱更甚（所谓只见其利不见其害的德小智浅），故见金之将亡，总欲乘机取利，却不思怀利之交何等莫测（北宋之亡的重演）；论之金、蒙能成其国，亦皆有贤、不肖者，但怀利之交，只能促使贤者鄙视、不肖者无厌；贤者鄙视、不肖者无厌，遂使敌国上下伐宋之心归一，故而总落入了自己为自己倾力挖好的陷阱。此宋廷不知审时度势、难以慎思长远的根源也。若怀义相交，必能见蒙元虎狼之心、金人保国之义，在此基础上，则能明于己长远之是非，故应乘势与金重定盟约、平等相待，去纳贡之项而增互助之条，使金无后顾之忧，并适度资助，此存亡继绝之义，近则为我打造屏障，远则使金民归心、蒙人倾慕（如此近化远慕，恢复故疆还会远吗？这种近化远慕而层层扩展的广土众民，所追求的安然并非利诱，而是同守德道之化的归心，此汉唐开边多所道者也）；对内以义接政、导民，且息宁战事，民必得休养生息，自强可待，未来恢复必有可期。而另一方面，金人对南宋长期恃力相欺，从无怀义交邻之远见，即便在史称“固结人心”的大定时，也只是以稍减岁币而已，临难方乞望邻助（且宣宗欲求宋助，却仍以岁币不至而“南开宋衅”），不得而亡，不亦宜哉！此岂非“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之效乎？是故曾子言“戒之戒之！”《大学》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华夷一理也。

    明隆庆四年，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总督王崇古善待之。时塞外他蛮渐强，与诸部相侵起，俺答遂请款，於是封贡互市之议起；乃诏封俺答顺义王，昆都力、辛爱、河套吉能等皆授官；自是宣、大互市复开，边境稍静，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不用兵革，不仅百姓脱寇饱自去之苦，且朝廷岁省费什七；“然抚赏甚厚，朝廷为省客兵饷、减哨银以充之。频年加赏，而要求滋甚，司事者复从中乾没，边费反过当矣”。万历初，方逢时尝疏言：“财货之费，有市本，有抚赏，计三镇岁费二十七万”，其后虽不断加增，然戎心叵测，仍生洮河之变。万历十八年，继任“顺义王扯撦力克西赴青海，火落赤、真相犯洮河，副总兵李奎、李联芳先后被杀。朝命尚书郑洛经略七镇”；明年春，起魏学曾兵部尚书，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然与郑洛相议不合。二十年，降将哱拜“见诸镇兵皆出其下”，遂煽诸部为乱，占宁夏镇城；其间先后调宁夏、甘肃、辽东、宣、大、山西诸镇兵并至进剿，仍连战不下，终以决黄河水灌城灭贼。初，哱拜反，“著力兔、宰僧遂声言与拜为一家，而卜失兔、庄秃赖亦引兵助之”，及拜诛，切尽台吉之比吉率著力兔、宰僧、庄秃赖等虽言“顿首花马池塞下，悔罪求款”，然总督叶梦熊为之奏请、尚俟朝议未决之际，卜失兔即率诸部大入定边；未几，切尽台吉从子青把都儿等亦犯甘肃（诸部求款不是内附而是要钱）。“自洮河变后，寇颇轻中国。招抚议既绝，诸部数入犯，四镇遂频岁用兵云”，而边帅奏捷愈妄矣。观以上从招抚到复战的过程，俺答请款确是个缓解边患之机，然明廷既无开边之长计，也无融夷之远略，唯以抚赏利诱求安，不务于治本，遂又走上了宋输币和边的覆辙；所不同者，只在纳款、贡市之名而已（说到贡市之虚，早在景泰时，“帝以所贡马率不堪用，若增价正堕贼计”，而寝罗通许狄贡马增价之奏）。昔郑吉抚西域而使汉之诏令颁行万里者，怀义相接，使诸国慕其德而诚心向汉也；郭子仪抚回纥而得夷师平乱之助者，怀义相接，使诸番戴其恩而尊奉天朝也（可叹中唐以后的治道杂乱，使初唐所筑德道清明的怀义之风丧失殆尽，而怀利相欺日甚，不仅自弱，也使诸番对我由尊慕转侵暴。宋、明不悟其盛衰之由，仍怀利是图，遂愈益凌颓）。而明利诱之和边，诸戎志在取利而欲壑难填，边帅借机营私而与酋沆瀣，终使“边费反过当矣”（即超过战时）；而诸戎之情势未因和边而得察控，内政之荒颓反因和边而见窥明，既无益我防范之资，反起敌寇掠之欲。可以说，与诸戎“怀利以相接”是何等不可靠，在明代揭示得比宋代更加直接，其原因在诸部之乌合比于辽、金更无纲常（辽、金势力自非明诸戎散沙之势可比，然尚难见我内政、兵民颓疲与否）。根源在于明代治道，随诸帝的自智，不断向聚敛物力权变，至此，上下皆已唯利是趋（以言利为出发点，已成凡事之常态）；故再难见远，更不觉巨大的危机正逐步逼近。

对内，君王要“怀诸侯”（地方），以盈济虚、抑强扶弱、治乱济危，使王化覆盖各地方（特别是远方），地方不敢自专而百姓归心于中央。中国历史的战乱，更多的是祸起萧墙之内，从西汉以后，历代帝王基本都认识到要从国土、制度上削弱、抑制诸侯，避免诸侯势力过大，但各地为乱仍不为少，根源皆在治道人心。归纳起来，分为两类型：一是朝廷政乱或地方逆乱而不治，治道悖离了以仁义为基础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使百姓民不聊生，这是历代人民起义的主因（虽多起于贪狠觊觎之辈，但民众能否广而从之、因成大势，则在民心向背，此必治道使然）；除了人民起义，诸侯、权臣篡代则是另一种常见的换代捷径，而其所立新朝能否稳定与持久也在其治道的人心凝聚之功，如南朝与五代，皆由国家政治昏聩，导致权臣篡禅不断，但南朝因惑于老释而致儒家德道模糊、杂乱，却仍重礼崇文；五代则唯力恃强、弱肉强食，相比更无章可循、昏乱愈甚，遂使其稳定性远不及南朝（包括宋倾周鼎，也是利用了这种人无固志）。二是中央对某一地区长期弱化吏治、民治的王道，使朝廷法度、政令、教化等理念规范与该地区脱节（这种治理弱化基本由自朝廷纲常理念之失），当地百姓只知诸侯不知朝廷，而使诸侯得以自专，这样在王化不被的环境中就极易产生诸侯异心，如西汉的七国之乱、东汉的董卓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唐代的藩镇之乱等等。两者的结合构成了中国历史主要的动乱情形。此外，还有奸民立帮设教、裹胁百姓作乱，虽鲜有不败亡者，但有时危害也不小（如明之白莲教、清之拜上帝教等；乱之大小，也在治道民心）。所以，消除民乱的主要方式是普及以仁义为基础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即国家率先垂范、保障民生的前提下，推广统一的价值观教化、激励体制），使人民安居乐业；控制诸侯为乱的主要手段，除了限制土地、权力外，重在贵一（统一价值观），主要仍是普及教化、激励体制，既包括对官员的培养抜黜、考核监督，也包括对地方百姓的价值观引导教化，使诸侯无以自专，这样，即便诸侯再有异心，也难以为乱或易于平灭，如明朝的宁王之乱。对奸民帮教之患，更要通过及时普及正统的王道教化和礼制激励来规范和抑制。这里注意，史上设教造反者，不尽是奸民裹挟百姓的情形，也有民不聊生的被迫起义者，如汉末之五斗米教，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顺应民心、顾及民命与否，比较明季李自成与清末洪捻之乱就不难分清。

明季民不聊生，百姓挺身从贼者众，闯军骨干虽多为饥民、战力不强，屡被大创，却越剿越大，朝廷非但无民可恃，且连官军亦不可恃，以至左庶子马世奇曰：“人心附闯”，户科都给事中吴甘来言：“兵闻贼而逃，民见贼而喜，恐非无饷之患，而无民之患”；人心向彼的格局已十分清晰。清末洪捻乘朝廷一时之不济，暨以洋教裹挟百姓为乱，虽也发展成祸国大乱，然却是得益于乾隆以来内满外汉催生的族群帮会势力的蜂起响应，其骨干再也不是生计无着、被迫造反的饥民，而是各地豪强及其聚结的亡命（帮会主要成员）；为自我壮大，则以绝毁民之田屋迫其相从来裹挟百姓，故战力表现与明季闯军完全不同，起初强悍凌厉，然而正是这种帮会组织的利益性，使其丧失了持续发展的基础，之后遂愈战愈颓；相反，朝廷则各地广办团练，且能屡拔救陷贼难民（如咸丰9年下，石达开窜越川湘之间，“骆秉章奏贼中投出难民，给予免死护照，资遣回籍，原效力者，准其留营；得旨，各省均可照办”），乡民踊跃参军保卫乡闾，而地方士民奋起击贼自卫，以至捐躯之普遍，都显示了当时民心之可恃（人心仍在此而未失），随着全面向汉的政策调整及强本固本的措施推行，最终彻底划平自是必然。

所以，强国之道，内治为本、人心是竞，故曰：治国“用恩不如用仁，用威不如用礼”。恩者，施惠也；仁者，笃德也（本于价值观）；威者，以力相迫也；礼者，以义相接也；非独于内之治民，更适于对外之交邻。所谓“仁者无敌”、“道行而王天下”者也。

  以上是对儒家治道规范及其贯彻实施程度对照历史的大致描述。儒家治道的核心理念是以仁为德、以中适为道，并由上率先笃行垂范、教化于下，导以日常凡事是非的互动相成，使百姓明于长远、悦就其化，进而形成统一价值观和能群的秩序规范；基本措施就是在官吏人才选拔上的竞德（因以设教立俗、礼制激励），来实现在资源财富分配上的均利（因以制民恒产、抚孤恤贫），从而获得和谐、稳定、持续的繁荣。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某个时代真正贯彻实施了理想儒家治道的大部分，那就可以称得上是所谓“盛世”了；在大多数朝代都只是实施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有多有少，多则趋安趋兴，少则趋乱趋危（如帝王遵循九经一样）。儒家治道难以全面贯彻的原因，除了帝王对九经规范的遵循因素外，主要在德与道的内涵清厘不精，如汉代惑于亲亲之义而恩重外戚，唐代惑于老释之说而致乱藩镇，宋代惑于物力恃强而渐丧民心，明代惑于理学之偏而唯上是纲，等；德与道的内涵稍有不清，则拔人所竞之德、笃行中道之适即失偏颇，于是，似是而非随之而起，模糊德义之是非，故魏征遂有同心与朋党、告讦与至公、强直与擅权、忠谠与诽谤的相混之论，因言：“至于窃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诤”；如此，良莠相混莫辨，遂致忠正者心畏而退，奸邪者荧惑得进，欲求治平不亦难乎？而对德与道的内涵不能清厘求精，则是源于君王（及其核心团队）对德道细节作用所达眼前、长远之功的认识不同，又嫌于个人好恶的结果。同时，在出现祸乱的震荡之后，往往也会因警醒，而有所清厘和匡正，直到最终满目疮痍、医无可医，居然也不乏能维持百年的王朝。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十、儒学统治机理的构架（二）经济体系下、国防（外交）体系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