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智者是指明辨是非、察微知著、由始知末者，故能明大道、全大义、求大利，故曰：“知者利仁”、“知者不惑”。智者不必凡事知之，但要见动知化、见始知末，这就需要知人性顺逆之理、识治道本末之纲（知人、明道），所以，智者知人（知人之贤、愚、智、不肖，知人之性，才能明于治道），故樊迟问智时，子曰：“知人”；又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之不己知者，术业有专攻也；不知人，则无以明乎治）。智者顺势而动、顺性而为，人从之安然、为之悦然，大行亦若所无事，故孟子曰：“所恶於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凿者，无实而关联附会也，如理学推穷贯通之格物致知）。

如何做到智，先是要具备仁义的品格（价值观）以提高分析辨别是非的能力，其次要广闻博见并做到慎独不妄，《论语》记载了“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者，臆断也；必者，不权也；固者，苛典也；我者，唯我也）；同时，更须好学，子曰：“好学近乎智”，《礼记》亦云：“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可见，好学是做到智的必由之路。

学习首先要学以致用，锲而不舍，用力于致功，是故，《礼》有“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孔子曰：“譬如为山（无用，为山非人事），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有用），虽覆一篑，进，吾往也”（此处是不为无用功之意，非“功亏一篑”云者），“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当子贡问：“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儒家认为学子的致用志向首先在于树德率民，故《礼记》有“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此外，强调学以致用还是为了诚动而化，融于心而不离，虽藏而能修、息而能游，故曰：“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

其次，学习务于把握德道根本，《大学》以“明德”、“知止”开篇，说明了德之所以出、道之所以立；《中庸》以“至诚”、“尽性”为圣，又揭示了德道之清厘与笃行，在于诚悟人性的推己及人之修，故曰“尊德性而道问学”。学有多般，然必以辨析和把握德道根本为核心，《礼》云：“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学以致用和把握根本两个原则，是后世儒学得以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保障，也是教学相长的过程。同时又是有递进层次的，在内容上，要从已知到未知；从态度上，要好学乐习，因此，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强调对已有知识的理解和融会贯通，并应用于对未知问题的深入探询，从已知推导未知，既是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也是通过比较而举一反三的过程，如此才有利于全于智；是故，孔子对子贡说：“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叩者，试探、探询也。这里指的人伦事务领域，自然科学领域则不尽然）

第三，学习的目的是崇德、辨惑、修慝（修正错误）。当子张、樊迟问崇德、修慝、辨惑时，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只以异’”（爱恶之变者，无他，唯心之异也），“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学习以崇德（明德而笃）、崇德以修慝（以义正身），通过德道之清厘和守义之实践，才能辨别似是而非，故崇德又是修慝、辨惑的前提（辨惑虽也针对个人修身之道，但这仅是起点，最终的目的是能辨别国家为政之道的惑。如此，方可谓智）。此处孔子并未解释“辨惑”的定义，而是例举什么是惑（仍在修身方面），是因为惑者似是而非，生之多而辨之难，诸如同心和朋党、告讦与奉公、强直与擅权、忠谠与诽谤，如德道内涵稍有不清，则都难免相混（详见：《孟子》析读-仁政部分）。孔子尝赞祁黄羊之举荐：“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是谓之识贤才而顾大体也；宋代“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亲党于要涂，子弟多处管库，甚者不使应科举，与寒士争进。自王安石柄国，持内举不避亲之说，始以子雱列侍从，由是循习为常”（再看看王安石所贬黜者为谁：“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内至朋党交攻不息，外遂新法荼毒愈烈；同言“内举不避亲”，脱离德道之笃，竟效拔私之用，其惑何其之大。元祐初，朝廷急开言路，执事大臣恐有借言荧惑者，而设六语云：“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幸希进；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罚无赦”，司马光曰：“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这是以求言之心反塞开言之路，是南辕北辙之惑的典型。

孔子不仅本人厌恶似是而非者的以乱其正，所谓“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而且总结出六言六蔽教导弟子，既指出了各种性格因不好学而产生的缺陷，也说明了其惑所由生的特点，必须通过学习才能具备辨别似是而非的能力：“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必惑于中适而难有恒）；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必惑于小大、远近而失纲常）；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必惑于公私而悖离义）；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必惑于表面而难见本）；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必惑于情绪而易挑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必惑于主观成见而妄己非人）”，以上不智的实质在于似是而非之惑而不能辨，不智的原因是不好学（故见识不广）、不笃定（故修德不厚），所以说“好学近乎智”。

第四，学习的目标是知明见远，具备明辨是非之贤，不仅能防范杜绝明显易见之非，更要对隐暗细微之非及时察觉纠正，是以孔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知言），“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交往）；只有这样，才能近无忧患，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及孟子所说的“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的内涵。

知明见远，只有在把握德道根本的基础上，不为利欲所惑，才能做到。反思靖康之祸，如果当时为政尚能把握德道根本，就应听从种师道、任谅之言，存亡继绝，助辽人择贤立君以召集散亡，共同抗金，进而大大提高我方御敌能力；且这种存亡继绝，保存交往熟悉的近夷，不仅可作屏障，以缓免我受陌生远戎的意外之祸，且在我对内、外怀义相接之下，更能促使近夷向化而远戎钦慕，如此，幽蓟回归岂其远而？此汉唐开边多所道者也（使近夷得化而远人钦慕，本身就是儒家广土众民的来源之一；而这种近化远慕的层层扩展，所追求的安然并非利诱，而是同守德道之化的归心），故《中庸》有言“至诚方能尽人之性”、“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然而，当时长期的权变聚敛，一切唯利是趋，见辽亡征已现，焉有不乘机取利之理？遂与金人盟而攻辽；可叹宋廷邀利而背约于辽人之后，居然幻想金人会对己守约、能取不取，岂非不崇德不足以辨惑乎？德乖道乱之下，不仅人心离散、无力御敌，且朝廷正类亦以权变为智、争好大言，这就注定了种师道遭罢致仕、任谅被斥病狂的结果，哪里还能知明见远？

同时，孔子所倡导的好学，不仅要全身心投入，而且应用于事而正于道，故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八、《论语》析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