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王道与霸道的比较：

德者，立于身、发于志而秉于行也。仁政是天子（君王）以德行仁、保障民生之政，民心悦诚服，推而广之、充于四海，即所谓王道；而诸侯以其强代天子之政是以力假天子仁名之霸道，虽有仁名而少仁实，民服于力而非服于心，既无以充四海，也难以持久。所以说，王者以德服人，能以小伐大；霸者以力服人，必以大伐小，故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前已述及，以汤武伐桀纣不仅要具备王者之资，也需要适当的时机，才能以小伐大；但当时诸侯既远去汤武，亦未达桀纣，皆以赵魏伐齐楚之类，则需靠实力了。假者，借用也；志于匡正、行安扶社稷之道的“以力假仁者”是假于德，为霸道之正者（擅权之于王道，仁义之霸道也），如齐桓；志于己愿、假天子之名而征不从的“以力假仁者”是假于名，为霸道之谲者，如晋文；故孔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

孟子进而又将三王、五霸与当时的诸侯之政进行了比较：“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五霸未先受命而擅代天子而伐，“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为盛”。齐桓公曾会诸侯，盟誓诛不孝、尊贤育才、敬老慈幼等“五命”以共同遵守（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皆秉仁义之名助有道伐无道者也；至战国，诸侯皆不遵齐桓之五命，去仁义之名而无道相伐，“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助长君王的已有之恶，如执行已立之恶法，叫长君之恶；投君所好，逢迎、引诱君王为新恶，如订立新恶法，叫逢君之恶，与谄佞的区别在于以其才智强狡邪理以压正，使人君敢为其原本有欲却不敢为者，其表现如汲黯之论张汤：“智足以距谏，诈足以饰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重”）

所以说，王道行仁义之正，务仁政于本；霸道之正者是行仁义之假（借用），其政亦务仁政于标；其余如霸道之谲者及诸侯之政者皆行仁义之悖，仅务仁政之虚名而无其实。在孟子眼中，尧舜行仁政出于本性，汤武则是学而身从，五霸虽然是假借仁义之名于其政，但假借时间长了，安知五霸就不会真的心存仁义了呢？“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

王道仁、霸道强；王道讲求贵一之专（价值观的统一和治道措施的相顺不悖），霸道则为制势之力，孟子并未说明维护王道广行不辍、防止霸道取代的方法，而汉代帝王则认识到：欲行仁之专，必有制专之力，故以王霸道兼合而用（此霸道已非彼霸道，是天子维护贵一之霸而非诸侯代政之霸），以霸道佐王道，即霸王道，才能使天子之专得以维护持久，从而避免了周政之失。但也要认识到，专道德理念贯一（贵一之专）与专权自用，仅一念之隔，贵一则治道清，专权则难尽理，如汉文至于汉武的变化，这是家天下的体制缺陷。只有在今天的宪政体制下，贵一之专是靠德才选拔和发挥宪法、议会的监督来实现，才可从体制上避免这一缺陷。

后代对王道、霸道往往分割对立，在于纠结于王道主教、霸道主伐之形，而忽视了正、假于仁之实（正者，正名也，分内者也；假者，非分者也），遂背离了桓文之道而以商鞅自言说孝公之所谓霸道为霸道（已完全不再是春秋之霸道了），如唐令狐德棻尝谓高宗曰：“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术，汉则杂而行之；魏、晋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为最，而行之为难”，是明显的王、霸道对立之论，而高宗却以为然，遂有唐政转向周政之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