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知言是避免陷入偏邪而不自知的分析能力：

知言是知人的基础，孟子把非体现正道、正理的言辞（非正言）分为诐辞（即偏颇、狡辩之辞，对这类话，要知道它想隐藏什么）、淫辞（即反复絮叨之辞，对这类话，要知道它固步自封的缺陷）、邪辞（即歪理邪说之辞，如杨墨之论，对这类话，要知道它对道理的背离之处）、遁辞（即躲闪、推脱、理屈或故意想绕开之辞，对这类话，要知道它所要躲闪、逃遁的意图）；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知言”：“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发於其政，害於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此外，还应察言之虚实，“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

知言首先要察其行之一贯，方能知言之真伪。《吕氏春秋》有：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王又固请曰：“寡人莫有之国於此者也，而传之贤者，民之贪争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惠子曰：“今施，布衣也，可以有万乘之国而辞之，此其止贪争之心愈甚也。”惠王欲传国惠子，“是惠王欲为尧也”、“欲惠子之为舜也”；惠子坚辞，“是惠子欲为许由也”。“尧、舜、许由之作，非独传舜而由辞也，他行称此”，他行称此者，三圣日常所行与其传之公、受之贤、让之廉一贯也；今无其他，而欲为尧、舜、许由，自然百姓弗从，而贪争日甚、国势愈削，“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鄄，齐威王几弗受；惠子易衣变冠，乘舆而走，几不出乎魏境。凡自行不可以幸为，必诚”。所以，言与日常之行离，则难信其言之义，而反彰幸为之伪，故曰“必诚”；诚自其性，修性在明德道而笃。魏惠王欲表率百姓，使其回归社会性思维模式，却使百姓得见其幸为之不诚，原因在于社会性思维逻辑自有其度（源于人性），其度在凡事之和，然能成其和者，不仅在就事论事表现出来的条件，更在于基于当事者一贯操守、能力之类而对可行性、可信度的判断，超越其度则人皆见其伪，遂致功效相反。此外，察言行之一贯，亦须反观（可见前言行之伪），“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直躬若甘心就诛，则会成就诚孝之名（尽管其所谓诚信未权义之大小）；若得上体情而赦，则国能广诚孝之义；唯不可自己以信孝之说避诛求赦，若如此，就昭示了前请代受诛之伪（泄露了他以父再取名的动机），此时即无当赦之理，否则广国者就不是诚孝而是诡诈了。反观之，父窃羊而谒之以陷于戮，可谓孝乎？代父受诛而临刑求避，可谓信乎？故孔子可谓知言而荆王受惑也，是以《吕氏春秋》总结：“直躬之信不若无信”。

同时，知言要知其对德道（纲常）之顺逆，才可知是非。战国时，秦、赵相与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何，秦兴兵攻魏，赵欲救之。秦王不说，使人让赵王曰：“今秦欲攻魏，而赵因欲救之，此非约也。”赵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孙龙，公孙龙曰：“亦可以发使而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王独不助赵，此非约也。’”平原君竟以为“公孙龙之言甚辩”。两国立盟本以顺天应民而彼此互助为基础，在前之定盟时，就应以守义相约；后秦兴兵攻魏，面对秦之责让，应回以不义相责，公孙龙却狡辩于邀利求用以对，使原本的正义之举，反让本国君臣陷入理屈，也使秦国上下鄙视赵国，比于当年齐大败于晋，齐顷公遣使求和之答晋的以义相责，相去远矣（成公2年，晋师败齐，“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求和，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 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 晋人遂许之）。可见，缺乏德义之守，朝议辩论必走向为实用逐利而强词曲理以饰非，如此，又何能凝心聚力以励精图治？又怎能有效捍卫国家利益？且其辩越强狡，则离正道越远，越难入民心，是以君子不取，故汉文不用繁礼、舜帝命夔“简而无傲”。所以，要做到知言，自己立德修身是基础；知言之真假，在察言行相符之一贯，在适用长远之能久（义之于性的关系）；知言之是非，则在判断其言与德道的顺逆，即能分辨其合于德道之义的程度（大小、远近），如《吕氏春秋》所说的分善与不善：“听言不可不察。不察则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乱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弥衰，圣王之道废绝。世主多盛其欢乐，大其钟鼓，侈其台苑囿，以夺人财；轻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冻馁，夭膌壮狡，汔尽穷屈，加以死虏；攻无罪之国以索地，诛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庙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难乎？今有人曰：‘某氏多货，其室培湿，守狗死，其势可穴也。’则必非之矣。曰：‘某国饥，其城郭庳，其守具寡，可袭而篡之。’则不非之，乃不知类矣。《周书》曰：‘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贤明其世，谓之天子。’故当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难矣。善不善本于义，不于爱，爱利之为道大矣”（“爱利”者，爱民利民之心也；所谓“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

同时，知言与养气一样，都是以诚感悟人性而明析善恶，并执善能笃的结果，也是“成己”的过程，“成己”则是“动人”、“成物”之始；“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昔者，刘邦、赵匡胤、皇太极之属，其能敏于人性而笃大德，遂汇众智而成王业者，非以通儒博经，而在于其诚之过人也（这是德道之修与格致之学的不同，“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位也”；既有由性而知的自诚明者，也有以学经通史而明的自明诚者）。知言与养气又是相关的，知言的程度反映了对仁义礼智的把握（精深层次），所以，知言可以视为养气的一种形式，养气将助于在更高层次上的知言。

--引自汉朝兄弟儒学的新浪博客：九、《孟子》析读-1（《儒学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