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君王（及君子）要“柔远人”（外族外邦），嘉善而矜不能以安抚外族，使周边安宁、道化行远，为进一步的四夷来附作好铺垫。“柔远人”不是对远人一律怀柔，而是由近及远、先近后远，所谓“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同时，也不是一味地对远人怀柔，也须秉持中适之道，其中包含“柔远人”与“子庶民”之间的中适和对外交往须秉持价值观的中适两个层次：一是在子庶民的前提下柔远人，我待之以礼、交之以惠，如对方存攘窃之心、贪我财货之利，寇掠我民，侵我领土，则必兴荡寇征伐除患之师，解救我百姓、收复我失地，否则如还对远人怀柔，则是侵凌我子以仁爱他人之子，此非任何君父所为，且其他远人也将以我好欺而争相效仿；二是在安定边疆的基础上，推行价值观和中适理念，交邻以道义，亲近、帮助得道者，抑制、打击失道者，此所谓嘉善而矜不能的恩德，也促使远人和于我之价值观、悟于我之道，这样才能从长远意义上使远人归心（最终因四夷来附而广土众民）。我儒家价值观源于人性（人类所共性），以我仁义价值观判其得道，则其必得本国民心而为周边所敬，这样的邻国宜亲宜交；以我仁义价值观判其失道，则其必不得本国民心而为周边所憎，此所谓行于苟且、心存攘窃之国，不仅不可亲之，而且需武备谨防，必要时（如发生桀纣之乱）可以吊民伐罪、禁暴除乱，则必得其国之民心、必获其国之贤者助；故备边之道须以德道判断邻国治乱，所谓“治乱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此与孟子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及《吕氏春秋》之“地从於城，城从於民，民从於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岂必足行其地、人说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是一脉相承的。唯如此之“柔远人”，才能有四方归心的效果（得民而得地）。秦穆平西戎、惠文并蜀地使秦益强、富厚，汉代驱解匈奴、并融西域而开创华夏广土众民的新纪元，皆此“柔远人”的得民而得地之功。相反，秦王政恃强攘窃，灭六国而自是行暴，遂广聚叛土叛民，从而速葬了秦朝，验证了《吕氏春秋》民“有仇而众，不若无有”的警告；而到了宋代，宋太宗自歧沟关一战，不敢再伐契丹而遂致女真属辽；宋真宗患以劳兵伤民，不务收复中原故土而与辽和，使幽蓟百姓盼归之望痛绝，并告诫臣工：“祖宗辟土广大，唯当慎守”，是不知孝义之大者也（善继人之志者，孝之大也；故不敢亏先祖故土、弃先王之民），也是不以天下之心为心，而以一己之心为心，把国家看作自家王朝，而非华夏共主，于是，民间重私轻公之风遂起（特别是勇于私斗而耻于公战）。这些都不是儒家交邻以义的“柔远人”之道。

“柔远人”不是施惠以邀夷，而是欲求先施之下的交邻以义，因古代周边蛮夷秩序文化的落后，而有导之向化之意，故曰“柔远人”，其中主导对外交往的灵魂仍是德道价值观。这一点，在对外交往上与内政是一致的，皆须本于义而不怀于利；外交是内政的延申，更以内政为根；两者虽言文武皆不可废，但内忧主以修文解，外患当以武备防，然则“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此又其关联之要旨也。为政本于利（包括内政与外交）之所以跌宕莫测，就在于利趋算计难有公正之度的恒守（只顺从欲望的强弱，而欲望总变化无常，故难以恪守公平，希图应得更多；这是以人的个体性主导思行和以社会性主导思行的差异）；故而难有人心之恒，遂致祸乱不断。公正源于人性所守之常（不源于利之多寡），倘若人无所守、唯利是趋，内则人心尽丧、国势衰危，外则敌寇衅起、友亦化敌。汉和融西域而驱匈奴、清一统蒙古而御罗刹，相比于北宋以输岁币息边而边寇日烈、南宋以资蒙元复土却终被所灭，都彰显了对外交往的长远之道，在于惟价值观文化是本；原因在于其他一切共识、协同与合作之类，皆以此为基来构筑、以此认同而稳定。不难从中得到启示：须以价值观文化作为对外交往的基石，而不能以利投货贿之类；如果没有对诸如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观内涵的相互认同（基于大经、大本），就难有经济、科技等任何其它外延方面稳定的合作与协同。

为此，要建立德化武备并重的外交战略和国防体制，促进交流的通商贸易制度，以及厚往薄来的礼仪制度等；边地必以用而不唯以守，要广纳夷民而通以教化。

9）君王（及君子）要“怀诸侯”（地方），以盈济虚、以多补少、抑强扶弱、平衡权力、治乱济危，使王化覆盖四方（特别是远方）而百姓归心。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说明了天子怀诸侯的重点在怀柔百姓；晏子尝云：“天子適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於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描述了天子审诸侯之政的常规体例，以此补不足、助不给、正诸侯；董仲舒言“《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则反映了正诸侯之度（功过赏罚）在上下德道之贵一。可见，所谓“怀诸侯”的实质是正诸侯之政以怀诸侯国之民。追求这种贵一的落实，是促使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重要原因；秦推郡县制只为集权，但因缺失德道内涵，其亡更速；汉亦从分封转郡县，却以遵行儒家治道，而开华夏新元；显然，郡县制的政令统一能量与治道内涵是相维的，德清道明，其治也愈速而广；德乖道暗，其乱也愈疾而烈。

诸侯封建自治体制，最早起源于部落归附，到周代诸侯主要转为对宗族和功勋的分封，秦代去分封而置郡县；汉先分封而后又削藩，诸侯只得食邑而无行政权力；至西晋复起分封，遂有八王之乱；隋以后，除了对边疆夷族外，诸侯自治体制在内地基本废除。这里的“怀诸侯”，主要阐述中央对地方的治理之道，同时，在儒家王天下的天子体制中，具有重要部族文化传承意义的继绝、举废（如商之封杞、周之封宋，为使夏民、商民能有所归，而不绝其先人之祀），虽也随诸侯制的废除而鲜见于内地，但其理念尤在，故在边地屡有“继绝”、“举废”之例（在此不作重点）。其根本思想仍是合理划分权力、构建监察体系，既保证朝廷的治道理念、法纪政令的统一，又使地方权力足以精理庶务；既促使各地均衡发展，又不使诸侯封疆专权、专民（这是“唯天子承受天命”的内涵，属于天子之专），从而保障王化畅通、朝廷恩泽能直达百姓。朝廷（中央）在地方治理中，主要在维护朝廷礼法、度制和政令的统一，包括理念和措施的相顺不悖，其核心是确保各地价值观、是非观和治道理念与朝廷的统一；地方封疆的责任，主要在兴教立俗以推广统一价值观规范，劝民进业以图家给人足、财物丰盈，维护安定以使民无忧疑、相善乐助，拔举人才以促人人向贤、自知廉耻之类的治理庶务。归纳起来，朝廷应着重四个方面：即地方权力分配、地方发展均衡、地方监督举刺和地方危乱救济，实际也是并育不害理念在地区均衡治理和权力运行监督上的体现。

地方权力分配：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说，价值观规范和治道理念的主导和认定权，以及军事权力归属朝廷；从历代的经验看，应包括礼法度制、教化拔黜、财税军政等方面的最高制令权力。所以，有地方的军事、行政、教化、财政权力分司之制（不得归属同一人把持），有督抚守令定期轮换之规（不得在同一地方执政过久），同时，地方设属任吏，必须遵循朝廷体制，不得擅置。唐天宝以后的封疆管理体制，就是因为没有构架好地方权力分配，而使地方权力长期集中于节帅一人，导致的地方自专并危及朝廷；而宋之转运使，明之按察、布政两使司，以及明清的客官体制（客官即部司直管各地的部务官员，与督抚官员既相互协作，又互成敌体、相互稽核，也利于监察，如户部、漕督之于粮道，工部、河督之于河道，礼部之于学政等等），则都有制衡地方权力的作用，是有借鉴价值的职官设计体例。

地方发展均衡：不是着眼于地方经济总量，而是着眼于各地人均生活水平，所以，需要尽量使各地方的经济总量与人口比例基本相当。在农耕条件下，括尽地利、提高技术是基础，同时，还应分地利产出安置人口，西北产出低、东南产出高，因而形成了历史上人口西北稀而东南稠的布局。在工业化条件下，更需结合各地资源环境，规划特色突出的产业布局，同时应从国家层面，根据各地产业均衡安置人口，以使各地百姓生活水平接近、各地治理难度趋于平均，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人口流动。此外，要尽量避免出现某一地方产业规模独大（生活水平独高）的局面，如果出现某一地方的独大，就必须强化朝廷对该地方的管辖力度；而当地方出现纷争时，朝廷在主持公道的同时，应多从抑强扶弱的角度进行均衡裁量。

地方监督举刺：是朝廷监察体制的落地，分为对各级官员监察和各地风气观察两部分。一方面，有御史言官依风宪（即德与制）对各级官员的持续纠弹举刺，包括风闻言事（前面讲过，核心在宪官得便随踪于实官之事、弹刺要苛于细务，朝廷处治要从于大体）；另一方面，官吏忠厚则百姓仁爱，官吏残暴则百姓乖戾，官吏贪腐则百姓逐利，故官风必带动民风，民风亦效法官风，观民风之变可察审官风之弊、教化之失，所以，朝廷定期派员巡察各地观风，详实民生之状、礼乐之风，以总观地方治理之绩效、判断地方官员执政之得失，以及调整教化的细节方向。到了明清两代，朝廷还专设了通政司以掌管地方章奏和臣民密封申诉之件。

地方危乱救济：当地方遭受灾难或出现祸乱，除地方自救外，应由朝廷主持和组织平乱、救济，包括调集其他地方的人力、物力进行救济，而不得由其他地方直接主持施救（周朝的诸侯代政因此而起）。

所以，“怀诸侯”从诸侯制废止之后，转变为怀柔地方之治，通过以多济少、治乱济危使各地治理难度趋平；通过平衡权力、抑强扶弱，使地方势力均衡而有限；结果是使地方不能专权、专民，从而达到王化畅通、国家治道理念和政令统一的目的，如此才能形成“天下畏之”的效果。

为此，要建立地方的军政诸权分司的制度、地方大员定期更换的规范、地方监察观风的机制、新使到任分析闻奏之例，同时，制定地方产业规划纲要和实施、调整细则，此外，还需统一经史典籍（教科书）、学籍、考试、功名的礼义教化体制，并辅以促进政令上下畅通的专司通政制度等。

九经是最理想的儒家为君之道（也是最难能可贵的为君之道），能贯行大部分者，就足以堪称明君。之所以九经很难全面践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天下的君主体制。君王也是“仁贪之气两在于身”的人，在家天下的君主体制之下，权势会使其个体性变得更强烈，在没有外界监督的压力下，无论是修身垂范、尊贤体敬，还是保养民生、怀治柔远，都很难长期稳定地贯行不悖；一旦有所背离，治道秩序也就随之而偏颇混乱。历代帝王能够全面通行九经者是少数，多数只能贯彻一部分，贯彻的有多有少，多则趋清向治，少则趋浊向乱。但即便是昏庸的帝王，也会对出现的逆乱有所警醒，进而领悟修己笃道之重要，在某一时段推行九经的一部分；居然也不乏起承转合的作用，使王朝得以延续。同时，即便是贤明的君主，也可能在太平盛世时有所懈怠，在某一时段忽视九经的一部分，此所谓：商纣亦知西伯侯之贤，而唐太宗也有杀魏征之心。然而，秦始皇任法家而绝儒典，二世国灭；汉桓灵亲宦佞而兴党锢，即成凌颓；唐天宝崇老玄而贵道举，乃酿大乱；宋哲徽务实用而侮元祐，终至身掳；由是可知奉之者昌、弃之者亡。

引自汉朝兄弟儒学的新浪博客：十、儒学的统治机理的构架（一）儒家治道以对君王的规范为起点，概括为九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