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仁义与仁政的关系：君臣怀仁义是起点，国家推行仁政是前提，才会有百姓行于仁义的结果

4.1、君臣去仁义，国家无仁政，百姓因以利相接，国亡无日；君臣怀仁义，国家才能行仁政，百姓因以义相接，则为王天下之资也：

“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是说如果人人心中只怀私利，必皆只顾于己而取于人：君使臣、父使子、上使下皆以利驱，臣事君、子事父、下事上皆邀利而动，则人人必顾私而废公、重利而轻责，如此，民如散沙，国为虚邑（人类社会就与自然界无异）。如果人人心怀仁义相接，则凡于利于害皆能推己及人（而秉持中适）：上使下皆以仁爱为义，下事上也必以忠敬为节，如此，则人人笃义而奉公、重德而守责，“民如子弟”、“邦如父母”（人心凝聚，国如一家），此王天下之资也。可见，人与人凡事相接，必有德而后有信，必有信而后不疑，故君子能率民兴邦、化行荒裔；苟失其德，则相疑即起，于是虽骨肉亦生衅、顾左右皆仇敌。此亦孔子曰“无信不立”，而欧阳修言“小人无朋”者也。

 4.2、仁义虽源于人性，为易生之物，但没有国家仁政的大环境，普通百姓仅靠自萌是不可普及和持久的，而最终只会去仁逐利，所以，君臣怀仁义是起点，国家推行仁政是前提，百姓行于仁义是结果，如此，社会才能和谐，故孟子曰：“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怀义相接”是仁政下制令、政举以至凡事的逻辑根本，也就是遵仁爱之德，并以并育不害的中适之道行之，其间贯以教化、引导，使民久笃而就化，就可实现国、民利益统一而非对立，在细节措施得当之下，如此，人心的凝聚归一，物力稳定提升，国力自强（当然需要细节措施的推行落地）。怀义相接的本质是彼此皆以求仁义之远大、中适之深广是笃，而不为眼前之利、一己之荣所左右，遂使国家、万民得长远之利、获累世之安。神爵初，先零羌叛，赵充国奉诏征讨。充国先把讨伐目标对准首恶先零羌，而怀柔被先零胁从的罕、开诸小羌，“计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虏谋”，其后遂多得其助。然而时宣帝却欲大举速决；且酒泉太守辛武贤献策合武威、张掖、酒泉所屯郡兵万骑，“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开在鲜水上者”，以为先破罕、开，而后再图击先零也。宣帝下其书予充国，令博议。充国以为武贤之策非计且“有伤危之忧”，又言：“武威县、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与羌有谋，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张掖、酒泉以绝西域，其郡兵尤不可发”，仍以先击先零而缓罕、开为万全。天子下充国书廷议，“公卿议者咸以为先零兵盛，而负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则先零未可图也”。

是以“上乃拜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即拜酒泉太守武贤为破羌将军，赐玺书嘉纳其册”，并敕书责让充国缓击罕、开之策，曰：「将军计欲至正月乃击罕羌，羌人当获麦，已远其妻子，精兵万人欲为酒泉、敦煌寇。边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张掖以东粟石百余，刍槁束数十。转输并起，百姓烦扰。将军将万余之众，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欲至冬，虏皆当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寒，手足皲瘃，宁有利哉？将军不念中国之费，欲以岁数而胜微，将军谁不乐此者！」”

充国既得让，以为将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国家；乃上书谢罪，因陈兵利害，曰：“先零羌杨玉将骑四千及煎巩骑五千，阻石山木，候便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击罕，释有罪，诛亡辜，起一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发之行攻，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臣愚以为不便。先零羌虏欲为背畔，故与罕、开解仇结约，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汉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为其计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坚其约，先击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虏马肥，粮食方饶，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坚其约，合其党。虏交坚党合，精兵二万余人，迫胁诸小种，附着者稍众，莫须之属不轻得离也。如是，虏兵寝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繇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臣位至上卿，爵为列侯，犬马之齿七十六，为明诏填沟壑，死骨不朽，亡所顾念，独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已，则䍐、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先零已诛而䍐、开不服，涉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又其时也”。书上，宣帝玺书报从充国计焉。

于是充国引兵击先零，却“徐行驱之”，遂使先零反虏被杀者少，投降者众。未几，“羌降者万余人矣，充国度其必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奏书未上，帝催促进兵玺书又至，且“诏破羌将军（辛武贤）诣屯所，为将军副”；充国子中郎将卬惧，使客谏曰：「诚令兵出，破军杀将以倾国家，将军守之可也。即利与病，又何足争？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知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为忠言。」可见，充国所注重的并非羌虏，而是西北整体戎狄格局对汉的利害变化；稍有不慎，就会使匈奴、西域乘势，危害张掖、酒泉诸郡，使国家兵戈长久不息。所以，充国才怀义分化诸羌，以使当前的戎狄格局向着有利汉朝的方向发展。

但方向仍须落实到具体的可行措施上才可实现。充国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难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变，相因并起，为明主忧，诚非素定庙胜之册。…计度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坏败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次。愿罢骑兵，留驰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史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治湟狭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二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倅马什二，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畜，省大费”。

宣帝报曰：「言欲罢骑兵万人留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

充国上状曰：“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草，愁子寄托远遁，骨肉心离，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

帝复责让充国曰：「兵决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谓今冬邪？谓何时也？将军独不计虏闻兵颇罢，且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略人民，将何以止之？」

充国奏曰：“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为堑垒木樵，校联不绝，便兵弩，饬斗具。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臣愚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从今尽三月，虏马赢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又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终不敢复将其累重还归故地。是臣之愚计，所以度虏且必瓦解其处，不战而自破之册也。…即今同是而释坐胜之道，从乘危之势，往终不见利，空内自罢敝，贬重而自损，非所以视蛮夷也。又大兵一出，还不可复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复发也。且匈奴不可不备，乌桓不可不忧。今久转运烦费，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为不便。…臣窃自惟念，奉诏出塞，引军远击，穷天子之精兵，散车甲于山野，虽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后咎余责，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上于是报充国曰：「皇帝问后将军，上书言羌虏可胜之道，今听将军，将军计善。」”赵充国对羌怀仁而持中适，故所料无不中，所备靡不实，遂得道多助，以万余兵足以平数万羌虏，降化为良；以不可胜之势足以守武威、张掖通谷水草之地，使匈奴不敢觊觎。是以和向化之近胡，共御凶暴之远戎，故能不断拓展融夷版图。而汉朝君臣上下怀义相接，不以一身荣辱为图，唯以国家长功是念，则是充国敢抗旨而陈远略、宣帝废前命而转听从的取舍准绳，遂有西汉中兴之盛。

 --引自汉朝兄弟儒学的新浪博客：九、《孟子》析读-1（《儒学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