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认识论的层次，首先，强调凡事须掌握其道（规律），这是儒家致知的核心目的，其手段是在知晓人性，并在意诚、心正的前提下，由己及人、以近推远的格物实践，从身修，到家齐，到国治，再到天下平的积累，是其对规律认知和提炼的过程。《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清晰地阐述了儒家的理和道之源：顺于人性才是理，遵理而行才是道；但此处之率性是指人人皆得之率性（而非一人之率性，一人之率性焉可称“道”？），非弘扬贤本、节抑不肖本而能达于兼顾之和、明于长远之益不可得焉，可见，这是立足人的社会性而非个体性而言的，率性必以不逆忤他人之性，方能广能恒，才可谓之道；而非一己纵欲之率性，纵欲之率性必以率性始而以逆性终，焉能广能恒而成道？这里须强调，唯物论对人性的排斥首先是对人的社会性，然因排斥社会性，也就无从认可个体性的人人皆同（个体性人格平等的认同也源自社会性），所以唯物论对人性的排斥，表现在对人之社会性的存在和人之个体性的平等两个方面；故在唯物论下，既从个体生物性状角度出发，以个体性之不肖解读人的生物属性，又受唯物牵引，在利欲需求上难以人己同道。这是唯物论诱导人个体性泛滥而愈加不顾念他人的原因，也是对儒家立足人之社会性角度的诸多表述，总会置于人之个体性之下加以误读的根源（遂有当今认识论对儒学的重大曲误）；但国家毕竟是人群社会，难以脱离仁德礼义的规范作用（毕竟以法强制的范围远小于自由裁量的空间），故亦需倡立道德，然其所立之德（价值观）并非源自人性贤本，而仅以实用立之，自难有人性之同；其行德之道既本于唯物求用，又受个体性主导，遂成逞智权变，自全无人人能同的取舍准绳，于是以德责人、权道恕己而交相指斥，终使德道成虚（实质是为落实特定目的的行为规范，如其所谓爱国，并不源自仁之本性而弘扬放大能群的范围，由家至国，而只是其自定义的某种行为，故见仁未必弘扬，见贪未必抑止，而要看仁贪发自何处、指向何方）；显然，这种德道规范不仅难有天赋人同，且只会促使人人各竞其能于权变求用之道，根源就在于其脱离人性。此亦于式枚所谓“法兰西固民约宪法，何以革命者再三，改法者数十而犹未定”云者也（若立法不能循德之恒守，即便以民约立法，因法无从纲常之析，遂使民只能究诘条文字意，于是各竞其解、怀利曲释，以致相诘互搆、引发革命）。儒家之道所遵之理非一人之理，而是使人人之性皆得舒展并育而又不相冲害之理（即并育不害），所以，鉴于人性仁贪两集，不肖性和贤性本原都与生俱来、不教而能，不肖性泛滥，必人人彼此相害相逆，逆乱横生、人无可守，故须正于中适之道，抑其不肖性而弘其贤性，使人人皆得化育之正而无过与不足。这样，以顺性弘本之踏实，而立并育不害之目标，中间贯以仁德中适之贵一（理念措施相顺不悖），是儒学致术细化和养智用才的基本规范，也贯穿了其治学、教化的始终。显然，儒学完全不同于恃才逞智以求术用之道。

应该认识到，智主要由识定，才只是在识之下的佐助，而识的广狭取决于对人性育、害之道认知的层次；人天生之性，皆求其养，养之当者则为育，养过不节则为害，抑害当者则助育，抑害过者则伤育（从人之欲的角度讲，欲之当为应养之育，欲之过则为应抑之害，故曰“使民有欲而节”）；育、害之道是人心聚散的根本，上不抑其过育之害，则必使下亏其当育之养，如此，上施夺而下怨叛，彼此相争内耗致终无所守，亡国败家，祸皆因于育、害之道的把握不当。元代以民为具而谋财货，是以民流地荒、叛乱不息；明代上不抑其害而谓当得之育、下亏养其育而谓当抑之害，遂使邪理滋生、奸佞逢迎，俗德日乖、人心离散，这都是认知人性育、害之道的层次过于浅显，导致小识小智的结果。小识之才越大，就越全于己私而罔害他人，越居心于功利取巧而成祸端患源，既难长远，亦终害己；这也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的道理。儒家的并育不害理念，追求人人皆能顺性养其所育，而又抑其所害，养抑皆适其度而无过与不足，因以凝聚人心、化耗力而成合力，此之谓人人并育不害，从而实现了德与智的统一；并育不害是从仁延展而生，使仁的范围扩展到天下万民（仁于一人，叫爱；仁于万民，则就是使其并育不害。同时，儒家之仁也须教之、正之，以抑其本性之害，故孟子曰：“责难於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于君曰恭敬之除邪匡正，于民曰仁）。德是指凡事都基于并育不害的品性和心态（欲求先施、不欲勿施之心），智则是精于并育不害的能力和层次，德是智的方向，智是德的结果；所谓德大，反映的是笃仁而兼顾并育不害更精更广，是以能群见远之力更强；如此，才能凝聚更广泛的人心，故其才智之用才更见长远，预期结果才更少莫测，自然使治理措施更得当，于力自然更强更久，于智必然更深更广，所以，德大才能智大，皆统一于并育不害理念。德大的本质是主动关心更广大人群的切身利害变化并为之趋利避害（爱人的广泛性大），表现为真诚探寻、理解和掌握其真实心态和行为动向，汇集各方动向而明事物发展走向，故能准确预见事物于长远（亦即智大）；德小则相反，凡事仅围绕个体性理由或目的以为取舍（爱人的广泛性小），因无视了大多数人的心态和动向，也就不可能准确预见事物走向而总陷于误判的被动（亦即智小）。如果宋神宗在用王安石变法聚敛得巨额银钱之际，能认真反思我取之骤多必致民力之困竭（不滞于一己之理而主动洞察百姓之理），就不难预见逃田日众、物力日屈的产能变化，以及任官以邀利敛财为能的选拔错乱，皆与其强国之图的背道而驰；又焉能不痛改前非，反而安行十数年、绍述数十年终酿靖康之祸哉！《中庸》尝云：“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至诚者，洞察人性之至者也；洞察人性之至，在明人性育害之长远、差别之适度（前已述及，并育不害不是根据当时社会条件的简单平均，兼有劝惩、贵贱之差，其度在于既促进物质丰富又能均衡惠及普通百姓，既尚贤贵德又利万民悦其化育的社会和谐与进步，其差距不得过“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道之万变不易之宗谓之大经，德之殊途同赴之归谓之大本，民无分族类戎狄，人之仁贪本性皆有其恒，育害之道一也，是以遂有大经、大本者也；故见其悖而能知其逆，知其逆则能豫其乱，因得应其变而备化，这是能智虑长远而不贪惑于眼前，即有大智的保障。《春秋繁露》有“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则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辩慧狷给，则迷而乘良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将以其材能以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其强足以覆过，其御足以犯诈，其慧足以其辨足以饰非，其坚足以断辟，其严足以拒谏。此非无材能也，其施之不当而处之不义也”，故才智之施当与不当在仁德之充、并育不害之用；脱离并育不害的所谓智，不是巧取之掩就是豪夺之饰，巧取即诡诈尽欺，豪夺则育害不平；诡诈尽欺将促民争效、逞智极欲，育害不平将理化阶层盘剥、促使阶层对立，两者都将平添祸乱而丧失人心，无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的巧取豪夺，都不可能安定长远，必然祸乱不断，更不可能凝心聚力（于内）或倾心来附（于外）。此所谓德大而智大、德小而智浅者也。往者如陈叔宝、李煜、赵佶之辈，可谓文学灵秀，然无不亡国败家；而刘邦、赵匡胤、朱元璋、皇太极之属，却因敏于人性而笃大德，遂汇众智而成大业，其少文之缺，可任贤而后学；故《左传》曰：“贪人败类”，孔子曰：“虽有周公之才，不足观也”，《陈书》曰：“亡国之主，多有才艺”，以其“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因成拒谏饰非之资，遂速乱亡之祸；《汉书》亦尝云：“不仁而多材，国之患也”、又得“信于贵戚奸臣，此国家大忧，大臣所宜没身而争也”。前已述及，唐代许敬宗在太宗、高宗两朝的不同知遇，玄宗在开元与天宝的拔人取向之异，以及安史之后，元载、王缙、杨炎等富才少德之辈相继执宰国命，终使安史祸根再固、动乱难止。

选拔之慎，《宋史》尝以神宗变法至哲徽绍述，从君道论云：“神宗好大喜功之资，王安石、吕惠卿出而与之遇合，流毒不能止也。哲、徽之世，一变而为蔡确、章惇、曾布，又变而为蔡京、蔡卞，日有甚之，而天下亡矣。…观诸人所学与其从政，已多可尚，何乐而为此恶哉？不过视一时君相之好尚，将以取富贵而已。…世道污隆，士习升降，系于人主一念虑之趣向，可不戒哉！可不惧哉！”人主之念唯在遵恒于人性之德、笃凝聚众心之道，贵一而贯，既不可受功利之惑，更不可有私，否则，逢迎之风即起，必至忠奸、贤佞莫辨，而摇荡德道；《明史》则以拥英宗复辟之夺门诸臣，自臣节论曰：“人非有才之难，而善用其才之难。王骥、王越之将兵，杨善之奉使，徐有贞之治河，其才皆有过人者。假使随流平进，以干略自奋，不失为名卿大夫。而顾以躁于进取，依附攀援，虽剖符受封，在文臣为希世之遇，而誉望因之隳损，甚亦不免削夺。名节所系，可不重哉！”善用其才者，在价值观能否合于五常、是非观能否秉持中适；故国家选才用人必以竞德而拔。只有在具备德之后，方有必要考察其才干，其中尤指开物成务之才，如前述：开物者，在解析事物脉络与机理而能清晰其源流、走向之利弊；成务者，在能将理念、原则措施化实施而逐步达成目标也；可见，开物成务必以兼听而高明、集智而深刻，亦赖于其能群之力。历代多从历事小任始，以逐步考察所选之士的才干和专长，如汉之辟公府、征议郎，宋之县簿、县尉等。由是可知，竞德是拔人之首重，因德是聚人心之统、成万事之衡，故宋张栻尝对于孝宗曰：“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晓事者，能见事之动化，故明于长远，然非笃德者不及也），明刘安亦谏世宗言：“人君贵明不贵察。察，非明也。人君以察为明，天下始多事矣”，皆本德道而末才术之谓也，都说明了德是用智于长远、求得于稳定的保障。

所以，唯立笃大德者，才有大智，智大才能合众，合众故而恒强。以我之恒强，任于对外交往，遂可预见彼邻之变化，彼之价值观理念和规范寓于治道，其行与变皆清晰可见，以此可由始知末、察微见著（此以义相交者也）；彼有大德，虽弱必强（以其仁厚凝聚人心而稳定也）；彼无大德，虽强必弱（以其贪欲离散人心而难恒也）；以此合众之大智前知，所虑无不得，所料无不中，友其友而敌其敌，皆能因其势而备实；兴则善者亲而恶者遁，难则必得善者助，此汉强之根本、汉道之长兴而久尊者也（由此足见，我华夏的和纳百夷之功在世界史上的独一无二）。小德则智浅，恃强仗于物力而忽视人心，视近不见远，务功利而民争效，分众智而相耗，安其危而不觉惊，利其灾而不知惧，国必变乱不宁也；以其相耗之浅智，而待彼邻，必以利相交，故无以知远，而致变化莫测；见其悖逆，不仅难豫其乱、无备其患，反而羡其得、贪其利，甚至勾联相助；是以所虑难免不失，所料难得其中，所备难有不空，友其敌而敌其友，兴而彼邻惧，难则必遭恶者劫；于是，宋徽宗联金伐辽却为金所虏，理宗助元破金遂被元所灭，皆德小所酿智浅相耗之灾也。

--引自汉朝兄弟儒学的新浪博客：十一、儒家认识论的特点（一）：德与智、本末论与矛盾论（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