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爱人也；孔子尝从国君角度阐述爱人（仁）与为政的关系，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是说为政必以笃能群之德为大，才能有身、安土、乐天，也才能成其为君。爱人者，“欲求诸己，先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这既是行仁义之中道，也是“不过乎物”的成身之道），凡事就近（从身边五伦始）推己及人，可作为修仁德的方法；故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仁者能以真诚的爱人之心看待他人（而非爱己之心），故“唯仁者能好人、恶人”。仁者俭己爱人、有欲而节，节于礼义，守节为安，失节是耻，节重于生，故仁者必有其责任担当、必有守责之节；一般人出自本性的小善之为，还达不到仁的要求（这仅是本性之贤本使然），只有当你有勇气承担起善始善终的责任，才可算仁，所以，仁是需要明德守道的养气之修；是故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者之勇者，担当之勇、知耻之勇也。不仁者唯知爱己，欲而无节，视近而不见远，苟于利而不避其害，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以爱人为义，爱人者人自爱之，故仁者远怨而多助，能避害趋利于长远；故曰：“仁者安仁”、“仁者不忧”。孔子之所以反复强调仁与勇的关系，因仁实为成勇之支撑者也；如人仅爱及自身，则所欲无甚于生者（所恶无甚于死），其勇唯在争利，故非真勇也（亦无真勇）；如能爱及亲朋，则其所欲生者，始能与危害亲朋之所恶相权，继因责己而生维护亲朋之勇，此由义生勇，真勇之始也；如所爱能由亲朋扩及乡人、国家，进而能以守护乡人、国家责己，则其勇于维护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故笃仁越大，其勇越大；但必以修仁成性，方有守节之定，才以失节为耻，也才能成其勇，故曰“仁者必有勇”、“知耻而后勇”；故真勇的实质是笃仁而成义的坚定程度，其所维护的内涵不是取决于个人关系远近或财利多寡，而是心中的公平正义，本质是能使亲朋、家国安宁、和谐并更加美好的德道秩序基干；这样的勇，才能如《礼记》所言“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所以，当子路问强时，子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此处的强包含勇，君子之强是修德成性而坚守正道之强，与所谓强者的差别，就在于“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倘若执仁不弘、信道不笃，心难定守，则亦难成勇。儒家之仁源于人性贤本，故爱人必顺于性，才能发于诚，绝非逆心悖性之滥爱（滥爱非顺于人性，是桎梏强加）。显然，“仁者必有勇”是基于社会性之修而言，然若佛家的个体性之修仁（即为一己当生富贵、来生荣华，而非成能群之合力以更加利家利国），就再难有匡正、捍卫之勇（至多只剩牺牲之勇）；而若理学的桎梏为善，未诚悟于心，不发于性而受迫于外，则是去勇之修。修仁成性（义）的过程也就是孟子所谓“养气”的过程。而好勇斗狠之类，即《礼记》所谓“乱人”，只是争利之勇（由利而生），虽受性格支撑，亦有轻死者，然既难成捍卫正义的中坚，更非化俗导民的成勇正道。

            --引自汉朝兄弟的新浪博客：八、《论语》析读-1（《儒学浅析》） 

既要勇猛善战，又不致威胁君权，治兵之道自古为君王所难。唐有藩镇之专，宋无御敌之力（以及明朝从兵无战心，到征调不前），都说明了统一的价值观对全军上下凝聚力的重要性，忽视或离散了价值观，而仅靠法度权术御军，是难以长久保持善战之勇并忠诚之节的。《论语》析读中述及，孔子尝反复强调仁与勇的关系，因仁实为成勇之支撑者也；如人仅爱及自身，则所欲无甚于生者，其勇唯在争利，故无真勇；如能爱及亲朋，则其所欲生者，始能与危害亲朋之所恶相权，故能有勇于维护亲朋，此真勇之始也；如所爱能由亲朋扩及乡人、国家，则其勇于维护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故笃仁越大，其勇越大，故曰：“仁者必有勇”、“知耻而后勇”。而好勇斗狠之类，只是争利之勇，虽亦有受性格支撑而轻死者，然既难成捍卫正义的中坚，更非化俗导民的成勇正道。《孟子》析读中讲过，晋文以咎犯之诈谋取胜，归而论赏，而使雍季在上，是因文公深明临难却敌之权谋与尊贤报德之培基的本末关系。以用为则、唯利是趋之可用，仅是一时却敌之权谋；尊贤尚德、明道能笃，则是长远培基之根本，更是使权谋得以奏效的支撑。论历代末世战乱时期，亦不乏将帅之才，其所谓善谋良策也未必差于其盛世之时，然皆难奏效有功的根源就在于丧失了使善谋良策发挥功效的秩序基干（宋、明末季众军的遇敌即溃、临难则奔都可算是其中的典型）；相反，只要秩序基干健康稳固，纵使文官亦称任名将，即便乡民也能成劲旅，国家用不乏才、谋不乏策，且战必有功、师必胜敌。从清代曾文正公能以文臣之身创立湘军、诛灭长毛，可进一步深明此中之道。湘军是结义而成之军，并教导以忠诚奋勇（这是物力以外的意志因素）；曾公尝言湘军骨干：“吾以义声倡导，同履危亡。诸公之初从我，非以利动也”；《清史稿》云：“国籓练湘军，谓必万众一心，乃可办贼，故以忠诚倡天下”，因“作水陆师得胜歌，教军士战守技艺、结营布陈之法，歌者咸感奋，以杀贼敢死为荣”。湘军都是忠厚的乡里农民而非好勇斗狠之亡命徒，之所以能以少胜众、勇不可当，在于使军心归一；归一者，在于使兵知义知耻也，即所谓“凡军欲其众也，心欲其一也；三军一心则令可使无敌矣”。知义者，杀敌破贼，为自己、为家、为乡亲、为国者一也；知耻者，苟不尽力，上对不起父母之养，愧于对先祖列宗之孝，下羞于妻儿之盼、乡亲邻里之信，亦失对国家之忠也。苟能知义知耻，则其操习战练也必刻苦，行军驻营也必爱民，出杀征战也必勇猛，攻难克坚也必不怨，临死陷绝也必无惧，此奋勇之师也。不难看出，其核心在于价值观的统一，在于兵民之心的凝聚，即君民一心、三军一心，正如《吕氏春秋》所言：“死生荣辱之道一，则三军之士可使一心矣。”这是当时能够产生湘军奇迹的治道根源。（比较：北宋兵政改革而更弱，清代裁职业兵员转乡勇兵员却更强，是由于清代乡里农民比游手好闲的“长夫估客”保家卫国的意志强得多，因为他们更清晰要保护的内容（即其所爱，从稳定的生活、挚爱的亲人、互助的乡邻，到家乡山川的一草一木、房舍家庙的一砖一瓦…等），故咸丰季年“安庆未及下，而皖南贼陷广德，袭破杭州。李秀成大会群贼建平，分道援江宁，江南大营复溃，常州、苏州相继失”，“江南军自向荣始任，凡历七年，至是熸焉，苏、浙遂糜烂”；左宗棠闻而叹曰：“此胜败之转机也！江南诸军，将蹇兵疲久矣，涤而清之，庶几后来可藉手乎？” “涤而清之”者在于能大大提高号令统一与战术协同，其后主力转以湘军，果如宗棠所言；而宋代农政之苛则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被迫成了“长夫估客”，其中体现的是恒业对凝聚人心的重要，以及人心对战斗意志的支撑，在对装备掌握能力要求不高的时代，其重要性远超职业素质，从中可进一步认知孔子“仁者必有勇”、“知耻而后勇”的内涵）

--引自汉朝兄弟儒学的新浪博客：十八、（七）权变于义、模棱是非使宋代这个“经济巨人”变得软骨（宋朝篇）-2（《儒学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