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君王（及君子）要“亲亲”，目的是通过齐家，垂范五伦，使自家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再从君王之家推而广之，教化天下百姓之家皆能从于五伦秩序而使上下有礼、长幼有序、“诸父昆弟不怨”，从而通过对每个百姓之家的秩序规范，形成以孝悌为基础的稳定而牢固的社会秩序。这里说的亲亲是在修身、尊贤的基础上的亲亲，即所谓“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使其好恶同于正俗）”，而非唯亲唯大、任人唯亲的亲亲。汉代外戚专权的局面就源于君王的片面亲亲，而忽视了修身与尊贤的结果，是以爱亲之心反纵骄妄之祸，即所谓“爱子而贼之”者也。因此，亲亲包括亲近诸父昆弟中的贤德者、惩戒不肖者，并力促不肖者向德、向贤。如果袒护、纵容诸父昆弟中的不肖者而使其亦不怨，则必使诸父昆弟中的贤德者怨，因此，宁让诸父昆弟中的不肖者怨，怨其自己无德、不肖，以期能改，此亦为亲亲之中适也。所以，亲亲也包含惩戒诸父昆弟中的不肖者，使其向德、向贤的一面。《大学》析读“一家”中讲过，“骄奢起于亲贵，纲纪乱于宠幸”，皆源自“一家”，倘若姑纵诸父昆弟中的不肖者，以其贵幸之资，极易致乱纲泛滥而酿祸。唐睿宗时，韦后斜封之官皆黜，太平公主又以“先帝之意不可违”，而谓“斜封之人不忍弃也”，遂有敕总令复旧职，柳泽疾谏曰：“若斜封之人不忍弃也，是韦月将、燕钦融之流亦不可褒赠也，李多祚、郑克义之徒亦不可清雪也。陛下何不能忍于此而独能忍于彼？使善恶不定，反覆相攻，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为邪者获利，为正者衔冤，奈何导人以为非，劝人以为僻？将何以惩风俗，将何以止奸邪？”

可见，亲亲是为了从齐家始，垂范天下明于五伦秩序，以倡导推行四德（五常）之道，这也是儒家德教的基础。修身而后齐、治、平，是对君子的要求；而普通百姓则相反，往往从效法亲亲始，而觉于五伦秩序之安，进而悟于四德之是，从而就于仁义规范之化，这也是儒家教化在教育手段和条件很差的时代，能够落到实处、深入人心，得以广行的原因。所以，君王率先亲亲，是在全社会推广儒家教化的开始，以普及儒家四德（五常）的价值观；四德者，仁义礼智也，其核心是仁，以孝悌为始（孝悌之共性是仁），因此，亲亲要推己及人，把孝悌作为准则贯于法令、纲纪之中，以使人人奉行。

为此，要推行孝悌礼仪，既包括敬老爱亲政策、丧祭家祀礼制、孝廉选拔激励的促正措施，也包括对不孝的惩戒、忤逆的刑罚等戒反措施。

4）君王要“敬大臣”，是竞德选拔之下贯彻尊贤的具体表现，包括恭俭虚己而能实心委任、把握贵一而不越俎代庖、监察考功而明赏罚升黜等三个方面：一是择贤选能，诚心委重，大胆使用，所谓“官盛任使”。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所以，君王礼敬大臣不在表面，而在内心做到恭俭，即在具体措施的效能上，恭于待人、俭于己见，切勿自以为是。

二是把握仁政理念、中适大纲，审观其效，辨纲纪之偏；这里不是代臣理务，而是审查臣下令举是否偏离治道理念，是否与核心治道措施相悖等，保证仁政、中适理念始终贯一，各项措施相顺不悖，是君王贵一之务。同时，也要贯穿对大臣的个人监察，以杜其私。

三是考功评价，得其益者勉励、推广、褒奖，察其失者指正、匡复、加罚。

既要礼敬大臣：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使君以忠”、“君之使臣以敬，臣之受命以庄”；更要敬重、倚重大臣：择举贤达，诚心委以重任，虚心听其谏、用其谋，避免刚愎自用或事必躬亲；还要本于仁政中适理念和社稷万民并育之义，审观其理念之贯一、考论其令举之实绩，以及时纠偏、勉功、正过，才能使天下归于至理、邪僻遁匿。

唐太宗比较隋文帝杨坚与自己执政作风时，有一段著名论述：隋文帝“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谓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决，虽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复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元和时的宰相杜黄裳亦言：“帝王之务，在于修己简易，择贤委任，宵旰以求民瘼，舍己从人以厚下，固不宜怠肆安逸。然事有纲领小大，当务知其远者大者；至如簿书讼狱，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也…为人主之体固不可代下司职，但择人委任，责其成效，赏罚必信，谁不尽心。《传》称帝舜之德曰：'夫何为哉？恭己南面而已！'诚以能举十六相，去四凶也。岂与劳神疲体自任耳目之主同年而语哉！但人主常势，患在不能推诚；人臣之弊，患在不能自竭。由是上疑下诈，礼貌或亏，欲求致理，自然难致。苟无此弊，何患不至于理”。比较两者（皆有重委任而轻察审之嫌），太宗之言是说君王之务是在选材拔黜、委任责成，虽未述及察审之贵一（选材、责成的准则），尚仍算得上“劳于论人”而“逸于用事”的为君之道；而杜黄裳以为君王应修己简易、舍己从人以推诚厚下（连“百吏能否”之类拔黜重事，都认为是“本非人主所自任也”；敢问：不知任焉知审？不知审焉知效？如此之放任，焉能使下弃诈而自竭？），则完全是惑于老释无为、恕恶之说的放纵怠政（论人、用事皆求简逸），更谬解孔子所谓舜帝“恭己正南面”，是以知唐藩镇之乱不绝。儒家的“敬大臣”，是指以诚敬之心择贤委任，既不可虚疑越俎，也不可放任失察，必前务尊贤以选拔才德，后务监察以审效责成，故《吕氏春秋》对察审尝云：“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不闻矣。齐桓公闻管子于鲍叔，楚庄闻孙叔敖于沈尹筮，审之也，故国霸诸侯也。吴王闻越王勾践于太宰嚭，智伯闻赵襄子于张武，不审也，故国亡身死也”（言之察者，不仅于荐言，亦于民闻、官报、部考之言也；察其实者，审也）；因此，为君王之道必“逸于用事，劳于论人”。“逸于用事”是说对天下庶务，须择贤委任而不可实理，只审察其效果，以及是否偏离治道理念；不知“逸于用事”，就是以一人之智而理天下万务、以一人之心而虑天下万机，则焉能尽于至理？此人君自好为人臣的自暗自蔽自衰之道也。“劳于论人”则是识才知人，务尊贤以选拔才德，使恰当于任事，并在任事过程中监察以杜务私（与用事之察不同）；其所论者，既包括所官者之德才，也包括在历事积累、广察兼听中了解到的诸如性格特点之类的细节，以佐任用，才能使其德才发挥更佳功效，如太宗任房玄龄谋而杜如晦断，以玄龄之周详、如晦之果决也；康熙不以施世纶为按察使而改任布政使，以其偏袒弱者之执而能损官益民也（谕曰：“朕深知世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搢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穀之事，则相宜耳”）。“逸于用事”须以“劳于论人”为前提，否则就难免滑向道佛的无为、恕恶致乱，此唐天宝以至五代的藩镇为乱之根源（如唐德宗误以宥逆、罪己为推诚，实为放任失察，结果是恕恶自危、逆乱昌滋，此以枉己而欲直人也，但正如孟子所说的，枉己者，焉能直人？）。但“劳于论人”是以清厘德道之下的拔人竞德体制的有效运行为前提的，再辅以实行、实绩之察。倘若国家笃行德道不清、拔人所竞之德模糊，则贤不肖莫辨，“论人”之察也就丧失其度，结果要么在清静厌政之下走向放任，如杂老释的中唐以后；要么在狐疑自暗之下走向苛察，亦即刘安所谓“以察为明”，此亦明代理学治国特色，遂强君之理以夺臣下之理，更成奸佞逢君、人心离散之祸端。

在德道清晰使拔人竞德有效之下，监察仍须适度。历代的经验归纳起来，首先是巡察谏言之官得便随踪于实官之事（尤其能使民得以伸诉，故职不可卑、权不可小），否则就会出现“论事初莫得闻，及其已行，又不详其始末，遂事而谏，斯亦难矣”的现象；其次是言官监察弹刺要苛于细务（从心术、行迹，到政举、效果，判断其有失德、伤民之处皆应弹刺），朝廷处治要从于大体（大体者，环境条件的常规、特定之分，动机效果的弹辞、辩词之汇，过失官吏的常态、偶尔之别，及其大功、细过之总也）。言官监察若慎于大体就会“因循为事，莫思举刺”而难当防患之责；朝廷处治若苛于细务就会忠奸莫辨、良莠相混，最终因噎废食、因小失大而难成长治久安之功，此汉代“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唐代“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的用人之道也（注意：不是不察不报小过、细瑕、一恶之类），故齐桓恕管仲射钩之罪而霸诸侯、秦穆益厚孟明而卒得孟明之庆，汉文加赏张武以愧其心，唐太宗不念旧恶而礼敬、重用魏征。

所以，“劳于论人”需通过“修身”而明道之所正，使自己具备君王之“明”，立以纲纪、礼法，继以兼听笃大，才能在诚心委任（戒疑越）、察审其效（戒放任）、勉益责失（戒不实）三个方面形成正确的判断和举措，否则都将难求治之至理。清圣祖康熙尝云：“昔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综细务。朕不谓然，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念不谨，即贻百年之患。朕从来莅事无论钜细，莫不慎之又慎”，非言庶务之任，而是察审之功：审事审民审方向、察官察效察作为，察审之则皆贯以王道之贵一，此居安思危、生于忧患者也（如汉宣之王霸相佐），因有康乾之长盛。

故有首相之设，以总领百官；三公九卿，以分理经纬；督抚守令，统辖地方。对这些大臣，要建立推诚委任、大事征询、开言从谏、封功授爵、加谥从祀等一系列制度，但也要有军政分权治理之道、礼教财税专于朝廷之法、地方封疆定期轮换之制，同时，还需台官监核、诸司考功贯穿全程。

5）君王要“体群臣”，忠信重禄、清求吏治以使天下士人归心，俊才辈出。“敬大臣”是指倚重之臣、肱骨之臣而言，而“体群臣”则更广泛，针对的是整个官吏队伍而言。体群臣并非仅指对群臣体谅、恩赏之类，更重要的是倡导构建亲贤远小、廉洁奉公的官风吏治，所以要善辨宵小、忠义之性，能明贪腐、清廉之源，纠察勤勉、懈怠之由，率先垂范于亲贤远小、去私奉公、勤勉为政，并在教养结合的基础上，从体制机制上鼓励忠贤勤廉，使忠义之士倾力于朝事，宵小之辈无从用邪。

《吕氏春秋》有云：官吏的“安危荣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庙，宗庙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乱在於有司（官吏）”；这是一个循环：君王安危在国家兴衰，国家兴衰在民之治乱，民之治乱在官吏任使，官吏任使在君王拔黜；所以，各级官吏的拔黜考功是否明辨忠义、宵小，贪腐、清廉，勤勉、懈怠，不仅为了考察个人能否胜任其职，还为了树立国家的官风吏治，更为了保障对百姓的治道引领，因此，直接决定天下治乱，天下治乱则决定君王的安危荣辱。

宵小、忠义之辨系于君王操守和国之大道的根本。天下人以类聚，体赏宵小，则忠义之士不至。宋真宗时，重用王钦若而贬黜寇准，就是体赏宵小而使忠义之士饮恨的事例，以致群贤息声、忠贞渐远，所以，才出现澶渊之役名胜实败，不务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而专于天书祥瑞、封禅泰山，开大宋子民勇于私斗而耻于公战的先河。除了投君王所好者之外，乖臣也是宵小的一种，嘉庆帝之论乖臣：“不敢面诤，退有后言，貌合而情暌，是即乖也；其于同僚，不为君子之和而为小人之同，是亦乖也”，可见嘉庆帝知乖。此外，对身边近侍，更要严格规范其言行，勿与其论人，魏征尝论之“将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于小人。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或不通。是誉毁在于小人，刑罚加于君子，实兴丧所在，亦安危所系，可不慎哉！”因此，只有体赏忠义、贬斥宵小，才能使天下忠厚守义之士归心，这是体群臣之首务。

贪腐、清廉之别是为了廉洁吏治，廉则奉公，贪则护私；护私之风成，则朋党生而上下相蒙，如此则君受蒙蔽而民遭祸殃，国势危矣；此唐宪所以诛李锜，嘉庆所以杀和绅也；也是历代均利（抑兼并、去逐利）之根源之一，如汉之徙豪强、初唐之禁售田、清代之禁夺佃等。

勤勉、懈怠之分不在辛劳程度，而在对所管庶务分理明细，各能深察其本而使措施精得其要，抑或囫囵大致、粗管粗放；目的是清厘是非之本，察治妄乱于始。如此，才能精分良莠，赏其当功，罚其当罪，使百僚、百姓心服而无怨，心服无怨则人情安悦、君威自生。

构建明于宵小、忠义之辨，贪腐、清廉之别，勤勉、懈怠之分的拔黜奖惩体制，是形成良好的官风吏治的保障，这一保障又是进一步促进国家俊杰辈出、选贤任能的基础步骤。所以，只有拔忠义、奖清廉、任勤勉，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体群臣”，才能使天下士之报礼重。

为此，总宪领袖（御史大夫或督御史）有典正法度以佐君正之职；朝廷对百官，要有置使观风巡按、御史监察弹劾、诸司考功议叙等体制，以突出德能的考核拔黜；有养廉敬奉、恩馈奖赏、休假致仕等制度，使群臣无家私之忧。

引自汉朝兄弟儒学的新浪博客：十、儒学的统治机理的构架（一）儒家治道以对君王的规范为起点，概括为九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