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家治道以对君王的规范为起点，概括为九经：

《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以上九经是君王（君子）在为政治国中的个人操守，着重在对治国要面对不同的身份人群和治理领域，所应秉持的治道内涵和中适侧重点。如《洪范》“九畴”之“三曰农用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掌管天下水利土木工程建设﹐五曰司徒主管教化民众和行政事务﹐六曰司寇掌管治安刑狱﹐七曰宾﹐八曰师”，是具体政务措施规范的描述；但任何治理措施都是由为君、为政者推行实施的，九经操守得立，各种制度、措施才能以仁德为旨、以中适为度来运行，进而才能使理念与措施的相顺不悖，确保并育不害的目标实现；故两者是紧密结合的，君子笃九经而行于八政，而使八政易举而长兴，即寓九经于八政。

九经贯行于治理措施，亦须通过促正、戒反（亦即养常、去疾的目的）两个方面来实施，促政为德、为恩，戒反为刑、为威；促正为主，戒反为助；只有促正、戒反并重，两者皆不偏废而能得其要，才是中适之道：只促正不去戒反，则是纯任德教，也难成激励之功，如天地有阳无阴，“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功”。

1）君王（及君子）要“修身”，“修身”是九经的起点，也是儒家为君之道核心要求之一。《吕氏春秋》云：“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故曰同气贤於同义，同义贤於同力，同力贤於同居，同居贤於同名。帝者同气，王者同义，霸者同力，勤者同居则薄矣，亡者同名则觕矣。其智弥觕者，其所同弥觕；其智弥精者，其所同弥精”，君以气同臣民者，同之于天性也，其可谓至神，然难有能全面持久行此道者，至多只能在某些局部细节或时点达到同气，故同气的意义在于诚悟元性而能推己及人（不为悖性逆性之政、教；故同气并非仅指成身之源，即所谓兄弟同气者也）；以义同者，同之于德道也，若德合于性、道入于心，则可广能久，其可谓圣贤；以力同者，同之于用（目的）也，即已步入求用之道；同居者，同之于形也；同名者，其所能同者仅于名也（连形都已难同）；其所同弥精，其同心合力之能越强；其所同弥粗，其异心离散之耗越大。所以，君王（君子）的修身，应自感悟同气之性，而致力培植同义之德道；孟子亦尝以水喻君子修身，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言君子之修必致力于本根，方可源源不竭、能至广大（本根者，性也）。具体地说，就是洞察人性育、害之道至深，而能求并育不害之理、明育害得适之道；求并育不害则须立仁义之德，务育害得适而必笃中适之义，是以君王以仁义为德、以中适为道（为此选大儒之士设置太师、太傅、太保等官职辅佐君德），作为率先垂范的表率，才能引导、教化天下人修身立德之于同义，所以，修身的结果是使自己立德笃道成性，明于礼法、是非，使治道所行并顾于上下、遵于仁义之大者（即秉持中适）。而教化天下人修身立德是通过推行礼法实施的，天下人的修身程度很难显见，只能通过考察每个人对礼法的遵守程度，来评价其修身立德的效果和层次，并对德高者褒，不肖者贬，因此，修身确要使自己做到“齐明盛服，非礼不动”（表率天下于礼），但又远不止“齐明盛服，非礼不动”。

修身的核心是立仁义之德而成性，其与万民修身的层次相同，也是以仁贪之气的修为为根本，以用智安情的中和之修为保障，最终成欲生情之常适为结果，但又有更高的要求。具备仁义的品质，一是为了能垂范万民，二是能把握治道措施所体现的治道理念贯一、相顺不悖。修身从孝悌亲亲始，使五常贯行于身边五伦，再推及百姓，方能起到垂范作用；同时，要体察民生关切，恪守中适之道（上下并育同悦之道），并以此作为治道理念。

在立德守道的率先垂范下，还要明于对百姓的引领、教化之要，在于以仁义通贯礼法、以臣民之互动判察治道之得失，方能持中庸以同上下；为此，要树立辨别仁义之大者（中适之洽）而遵笃的是非观，即所谓循“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建诸天地”的察征考建，以辨豫于仁义之大者，具备见微知著、由始知末的智的能力；其中，“本诸身”的起点就是对修身之立德、明道的要求，而形成见微知著、辨笃仁义之大者的清厘是非的能力是修身追求的结果，这在君王叫“明”（明本末、轻重、安危、微著的是非之端也，这也是做到“贤”的基本前提）；同时，若德恒于人性（天赋人同）、道凝聚众心（并育不害），则凡事之规划得立于本也，本清则末自正，所谓纲举目张也，故民易从而事简、功效著而长远。

明者，见事之本末、动之变化于初也；所以明者，德、道也；明由修身渐知德化之深，以至“不敢自是”的层次而来（也是基本认清了德道内涵与运行特征的修身结果）。“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谓五十学易，可无大过。文王视民如伤，望道如未之见。是故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也。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也。欲望人绳愆纠谬而及於其所不知，难已”；故只有通过修身不断提高遵德笃道的层次，“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验之世实见其未能”，才能“常欿然不敢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贯於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争切磋，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后知严惮匡拂，益我良多，而顺从不违者，推己而坠之渊也”；如此，才具有能明之质。孙嘉淦此言揭示了修身、笃德、自明而后听谏、尊贤的步骤次序。并且，明源于修身（包括自笃和纳谏），非源于苛察；以明主察是求德道之贯一，以察主明则指摘细节，必重末而忽本，亦使下手足无措，焉得集众智之力（明者，明于大小、远近、轻重，本德与道于仁义也。察者，察于得失、功过、利弊，本文法及上之好恶于言行、治效之类也）？明代刘安尝谏言：“人君贵明不贵察。察，非明也。人君以察为明，天下始多事矣”。秦始皇因统一六国之功而自是至极，“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故速葬了秦历经数百年之图治基业；由是可见，自是必有所矜，一旦自是则必以察为明，祸乱亦随即而起。故“明”体现的是对中适之度的预判和把握，又分知仁之明、知义之明、知人之明。

知仁之明：行仁之道既非大貉小貉之类的枉君之道，也非大桀小桀之类的屈民之道，必守于中庸。同时， 君王之仁，必任仁之大者，非对一人、一家之仁，而是基于人人并育不害，对天下百姓之大仁，所以，必须诛奸刑恶以安黎民；如果对奸恶施仁，就是对良善施虐，就成了姑息恕恶之仁（这是在仁上的不明）；故须养常与去疾并重，且皆要落实到每个家庭、个人（不可虚化）。汉代帝王多亲亲于家而罔顾天下，遂使外戚专权之祸频生；唐德宗宽宥姑息朱泚、朱滔等反叛逆酋，滋长藩镇之专、促反李怀光，史称贞元道穷；唐穆宗赦封诛杀主帅之叛将，遂使部将逐杀节帅成风；都属此类姑息养奸之仁。

知义之明：君王之义在于维护合天下之心以为心、公四海之利以为利的上下并育同悦之道，即以此理念贯行于各项治道措施并使各项措施相顺互助，则可谓仁及万民、恩济四海，这是国家稳定、昌盛的根本，而不是维护君权之利、一己之私。只知维护一己之利，必失于中适而使上下相悖、相害；如此，百姓则有令不遵、施教不从，逆乱由生；及其至也，君王必成为独夫民贼，所谓“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维护君权之利，如不能通过维护万民之利而得，则会使百姓效法，而勇于私斗、耻于公战，宋真宗以后的北宋及南宋朝廷是也。如果维护君权之利脱离德道，必将走向以术求用，则难免滑入恃眼前物力而不避长远之害的法家治道，法家是典型的以物力恃强来维护君权的治道哲学，秦用之以亡。而在维护方法上，务要使上下同道同理同情，才能调动上下共同维护，使天下万民皆明其义而笃行于义；为此，要贯以仁德、度以中适定大纲、立法度以匡正天下；要构建崇德尚贤的人才激励体制，以选拔贤德以分理经纬。大纲者，中庸之大义、君率先之行也。

知人之明：虽然有从荐举、科举到吏部考核、御史监督、以实绩拔黜等一系列用人制度保障，但对于人才选拔秩序的构架和倾向，君王的个人意愿（好恶）仍起重大影响作用，尤其对重臣的选拔，起到决定性作用。知人者，必先明于德、信于道，然后观人德之所立、道之所从，方可以知人，故“《书》云：「知人则哲，能官人。」故尧、舜举群贤而命之朝，远四佞而放诸野”；否则，必惑于表象而难见其质，如唐德之好卢杞，嘉靖之恶杨慎。所以，知人有赖于修身的结果而又需明于方法、构建体制，如“孔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矣。」贤佞分别，官人有序，帅由旧章，敬重功勋”。选识人才的方法，要唯德是竞而摒好恶，唯长是用而谨监察；不论亲疏，察德见于大处，察能见于细微。孔子尝言：“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见小人而仁者”，魏征亦云：“君子不能无小恶，恶不积，无妨于正道；小人或时有小善，善不积，不足以立忠”，是故察德见于大处，才能不拘于小节，而着眼于其人是否有大仁大义；察能见于细微（尤在其立意之道），就是要充分了解其人实现业绩的环境艰难程度，知其在实现业绩核心环节的作用，方能了解其人的真实能力，而仅从成败的结果往往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对于构建选拔体制，要在广仁德教化之下，从乡里选贤始，建立起层层选拔的礼制激励体系，是选德任贤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得以构筑贤德居上的全民性选拔秩序；而在任人用事方面，君王在对百官诚心委任的前提下，能立于仁德、基于中适，静观其政、考其得失、究其变化，察诸悖义则速止，见诸善德则立彰，使诸臣各项措施与王道理念相顺不悖，此乃“逸于用事，劳于论人”之道，是天子的贵一之道，亦系于修身之明、笃道之坚、智豫之远也。《吕氏春秋》尝归纳有“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的知人之道，虽是对孔子“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之考察方向和来源渠道的措施细化，但若非有丰满的考察选拔体系支撑，则亦难以落实，故自汉文始，汉代逐步构建起了“居家视其孝友，乡党服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忧欢取其智谋。烦之以事，以观其能；临之以利，以察其廉”之覆盖全民的持续考察系统，并配合“州郡积其功能，然后为五府所辟，五府举其掾属而升于朝，三公参得除署，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关者众；一士之进，其谋也详”的用选秩序规则。这样，既在主观上修省渐得知人之明，又在客观上促使贤才纷至沓来；如此，则可如舜帝拱手南面而任十贤、诛四凶也。秦始皇逼死吕不韦，重用李斯、赵高而身后矫诏谋逆、帝国崩塌；唐德宗相杨炎而罢刘晏、用裴延龄而逐陆贽；唐文宗信用李训、郑注，反酿甘露之祸，都不具知人之明；秦穆公重用百里奚、孟明视，遂成五霸之业、得孟明之庆；汉高祖重用萧何、张良、韩信，七年而有天下，皆有知人之明。

为促进修身，需设立相关的礼法制度，包括构建帝王研习经史（筵经）、记注起居、皇子教育选拔（特别是太子教育）等皇家学习教育体制；要考宗明义勘定经史、制定礼仪；要奉义而行、俭己厚民、躬耕亲蚕表率百官、引领天下等等。在职官体例上，台谏官除了监督百官外，更有监督、警示人君言行的职责，包括封驳诏书等权力。

2）君王（及君子）要“尊贤”，去馋远色、贱货贵德，知聚敛之害，财聚民散、财散民聚之理，然后方得知去贪而弘仁、修身从道之于并育不害的重要。尊贤者，必先自知，然后知笃道之艰难、悟能化之深奥，然后方知贤者所以贤，故修身是尊贤的基础。

为君为上者，责安社稷、职理万机，万民并育不害之适度，岂是一人之心智可就应？故帝王则于庶务，要在选人任事、置百官以分应万机。《吕氏春秋》云“凡为君，非为君而因荣也、非为君而因安也，以为行理也。行理生于当染（顺性为理，顺人人之性者，守中庸之常也；染者，受其教、信其言而行其道也）。故古之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得其经也。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国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则所染不当；所染不当，理奚由至？”当染者，承教于德、明悟于贤而修身笃道者也；修身笃道，方能知贤，然后知事立之要在任贤，进而尊贤。“修身”中已述及，要在从乡里选贤始的层层选拔的礼制激励体系的基础上，贯彻唯德是竞而摒好恶、唯长是用而谨监察的原则，察德见于大处，察能见于细微，才能遴选出卓越之才，也才能构筑起全社会的贤才选拔体制。

尊贤首先要清晰什么是“贤”，这就需在修身明道的基础上，才能正确树立贤德的标准（非多术能之谓，具体可参照“八、《论语》析读”的为君子之道者）；儒家之贤的核心标准，是能经理并育不害之伦，养民之所育而抑民之所害，差劝惩、贵贱以利物生、道行，皆得其适者也（无过与不足），也就是深明弘扬贤性之本而成性是化民所向，涵养促进人人皆笃贤性而力行是成功之途，故遵恒于人性之德-仁、笃凝聚众心之道-中适，以容众率民、合力集智而施治为政，因能致远大者也；其首要者是具备大仁的品德，即知爱人而广，不知爱人而广，焉得明并育不害之理深？果无并育不害之识，其才大才小又何益于天下？（并能以仁正己，仁心愈大、仁术愈精，愈知人人养育、抑害之适，可见，具备仁义礼智四德是为君子的基础）故曰：德者，立身之本、化民以仁也；忠者，敬事之义、率民以信也；所以，任才以德为先，拔官以忠义为要，不仅事任而社稷安，而且得劝天下臣民尚尊德笃义之风，尊德笃义之风兴，则人人向贤，才德辈出。永平末，班超以三十余名吏士定鄯善、于窴、疏勒，至肃宗即位，恐超单危不能自立，下诏征超还；超自疏勒“还至于窴，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超恐于窴终不听其东，又欲遂本志，乃更还疏勒”；建初三年，为彻底平定西域、开通远途，超上疏请兵，“遂以（徐）幹为假司马，将驰刑及义从千人就超”，且为安抚乌孙，“别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赐大小昆弥以下锦帛”；“李邑始到于窴，而值龟兹攻疏勒，恐惧不敢前，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帝知超忠，乃切责邑曰：「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令邑诣超受节度。诏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与从事。」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徐幹谓超曰：「邑前亲毁君，欲败西域，今何不缘诏书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之后，莎车、“龟兹、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为都护，徐幹为长史”。永元二年，月氏遣大军攻超，被超困败，其帅“遣使请罪，愿得生归。超纵遣之。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六年，大破焉耆，斩焉耆王广、尉犁王汎，“更立元孟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岁，尉抚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至班超年老讫归，朝廷以任尚为都护代超；任尚向超请教韬策，“超曰：「寒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后，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数年，而西域反乱，以罪被征，如超所戒”。以罪徙之流众，抚俗殊之群蛮，故以义正人心，却重在教养，以待日见其化，才可渐施以细法，故班超图治31年，都护版图不断壮大。若班超者，可谓贤哉！其贤不在勇武术谋之类，而在笃并育不害之德、明于凝聚众心之道，也就是守德笃道而成谨厚之器，兼听高明而有开物成务之才，遂能智结于戍徒之诚、力发自群胡之愿，使上重信用、下效死力，集众智群力因成长功。

人君所拔任，皆自以为贤，然重术与重德之结果，差异何其巨大。秦二世胡亥以赵高为贤而受其戮，汉成帝刘骜以王莽为贤而丧其国，皆因不修德、近道，终为大奸似忠者所误；蜀帝刘备以诸葛亮为贤而成鼎足之势，李世民以魏征、房玄龄为贤遂有贞观之治，均是自身明德通道之赐，所以，修身是基础，修身方能知贤，方有知人之明，有知人之明方知贤德之要。

尊者，礼敬而任重、厚信而薄非也，包括对贤达尽礼就之、以礼招之、师然后臣之等。贤人出则大道明，大道明而遇事不惑。尊贤即士无贵贱，德者为尊、贤者居上；《吕氏春秋》云：“位尊者其教受，成立者其奸止，此畜人之道也”，也就是说，对贤者之尊，会促使百姓受其教而效其德行，以使教化远行、政举得彰。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谓“君同则来，异则去”，故尊贤的同时，必须卑愚、不肖，无论愚、不肖者亲疏远近，否则就是对贤德者的不尊，使贤者不近。所以，君王必远小才能亲贤，才会使举措合于大义、权术正于大道。唐德宗怒布衣崔善真直谏宗室李锜逆乱，而致使李锜坑杀崔善真，以致藩镇逆乱横生、贞元道穷；后，唐宪宗诛李锜而褒崔善真，使藩权收敛、“纪律再张”，史称：“元和之政，闻于颂声”。

“尊贤”（包括下面述及的“体群臣”、“敬大臣”），主要不是为了人尽其才，让天下士人有上进之心，抑或鼓励臣工、使臣工乐于用事等，而是由于即便“修身”有成、自己聪明绝顶，也不可能做到天下之理尽明、天下之机尽握，这是因为是非之微莫辨、嫌隙之端难显，人君面对至广与纷杂，其智唯应在兼听广察而度德道之贵一以善抉择，而不在实理下政的水平，故《吕氏春秋》有云：“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倘若临事缺乏兼听广察以为取舍定夺的决策环境，就说明人才选拔和言路出了问题，此时应调整的重点在选贤和开言，仍不在代下为政（以此可见君道与臣道之别，故曰“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需要注意，法家也主张为君以因道，但因无德道之笃，只能作以术求用的比较取舍，是以功罪难豫，这是“有功则君有其实，有过则臣任其罪”的治道来源）。所以，只有广集天下贤德议于朝堂、任用天下忠贞理于万机，方能有效贯彻儒家的是非观；不仅如此，上之自智，必成远贤幸佞之媒，是自蔽自蛊之始，孙嘉淦尝曰：“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盻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故为上者一旦有自是之愎，则每出一论，必有下众之逢迎，持论盈庭，纵有非议者不复敢言，遂致实况难见、民情难知，是以“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厉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少慰。此念一转，初亦似於天下无害，而不知嗜欲燕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或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於至微而势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谓也。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於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骄泰，骄泰即自是之谓也。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於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於人主之一心；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所以，只有诚心尊贤而拔自是之根，才能见微知著、察始知末，辨患于纤细之间、除乱于未成之际。因此，尊贤体敬主要是为了增广君王之智，使君王清厘是非之微而不受蒙于个人好恶、受蔽于宵小作祟。也就是说，尊贤、体（群臣）、敬（大臣）是为了在竞德任贤的选拔秩序下的广开言路、精求是非，故曰：“尧立谤木，恐人不言，所以圣；秦除谥法，恐人议己，所以亡”。

所以，要通过立仁义以正君德（修身），明大道以别贤愚（知贤），兴社稷以量拔黜（事靖功立要在任贤），来实践尊贤。在此基础上，无论采用荐举、科举的百官选拔制度都是可行的。科举制只是人才选拔方式，是为了更广泛地选拔人才，也为选贤任能的过程更公平，更能促进贤才辈出的局面出现，但选拔什么样的人才、如何考功黜拔，则就不取决于选拔方式了，而要根据修身的结果和体制保障了（核心在统一价值观的践行力度和广度）。

引自汉朝兄弟儒学的新浪博客：十、儒学的统治机理的构架（一）儒家治道以对君王的规范为起点，概括为九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