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君子之性温和而坚毅，持重而不折，故能弘扬仁道于毕生，处逆境而不怨。（这是君子为能坚守、笃定于义而培以性情之修的要领）

所以，与君子处，由远而近给人的感受，从严肃到温和，再到坚毅，如子夏之言：“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故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望之俨然，持重而肃正；即之也温，笃信而亲和；其言也厉，锐析而深刻；由是而知其怀义之深、明道之大，此孟子所谓“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见於面，盎於背，施於四体，四体不言而喻”云者，是故当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对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言人之见君子，皆能觉其可信可赖也。

君子以毕生弘扬仁道，可谓任重而道远，故而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身处逆境而不怨，彰显君子笃义之重，因而孔子以松柏喻之：“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而赞颜回之贤：“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之贤，于君子之志，然也，以居易以俟命也；但于君子之道，非也，君子之道以率民、化民为任，故子路言君子不仕亦废君臣之大伦；宋代贤哲一遇政非其道，即多求退请辞，少肯没身而争者，就有弃君子之道而成安贫处闲之志的倾向；所以，行君子之道仍须持进取之心，而非求静之心，类如伊尹之“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孔子尝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中庸》），则说明了何处应积极进取（谨遵道而行、安笃中庸），何处应居易俟命（不素隐行怪、邀幸求名）。

前面《中庸》讲过，明道以诚，奉而久笃则在无所累诱和察辨之智，这确远比明道难得多，遂有“曾参杀人”之说。这里注意，“曾参杀人”是说坚定的信念也难免因馋谄反复而发生动摇，故有远佞人、亲贤远小之说；而不是谎言重复多了能成为真理，曾母从坚信“吾子不杀人”，即便到惧“逾墙而走”，也不可能坚信曾参杀人，而只是处于动摇了原来的信念而以防万一的疑惑状态（此历代逆性政教所不明而欲套用者也，其结果只能离乱正道、为祸天下，而不可能导民心归于逆性政教。这种套用之误，在于对历史规律的错误总结，如秦一统六国、宋灭于金元、明为清代等的成因）。而对那些明德不能长守，信道不能久笃的人，正像子张说的：“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能认为他们有德有道吗？这样的人不能亲躬表率于道德，为官治民，又怎能期于百姓遵德守道呢？终必如“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的根源在于不识眼前与长远的迁就、妥协之类，是以成虚伪之昭，愈发蛀蚀吏治、民风，以至乱亡）。

6、君子遵中庸之道而行，不取巧不出奇，慎畏于未知之事，笃信于大德之人。（这既是君子的是非之笃，也反映了君子对道的遵奉态度和行为特点，即在立、修、学之后的恭谨笃定）

君子遵中庸之道而行，笃先人絜矩和忠恕仁道（欲求先施、不欲勿施），行不损仁，故君子“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君子不取巧、不出奇，举不伤义，故君子“恶缴以为知者，恶不逊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奇者，反于正也，虽可为得利之术，然难免害于德，是以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异端者，离正而就奇也）。

君子“知天之不可不敬畏，如主上（大人）之不可不谨事。不谨事主上，其祸至显，不敬畏天，其殃至暗；君子亦知唯圣人能见与人事成败之真，圣人能见人之所不见者，故圣人之言亦须敬畏”，所以，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畏天命者，天昭之德不敢不遵、天昭之仁不敢不行、天昭之恶不敢不去之类也，核心是谨守价值观（道）而能顺性安人，尊重自然而戒慎于未知；畏大人者，不敢隐私，受命而力行、行有不虞先查于己，命确失当恭而有谏者也，核心是恪守于本分、忠敬于职事；畏圣人之言者，以圣人之言前知，故谨于言、慎于行而不敢悖也，核心是虚心于前人经验，尤其对古圣先贤的言论。简单地说，就是畏规律之误、畏法纪之违、畏纲常之失；人若无所畏，也就无所不为了。人有畏，才能知不足，知不足才能致知、有知，才可为政率民；故君子施治于民者，也是信而劳之，未知而远之，即孔子所谓“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

论君子、小人，有两重含义，君子以人的社会性（能群之性）主导思行，故既是为官者的德行要求，也是具备贤德规范的统称；小人以其个体性（唯我之性）主导思行，故既是愚不肖者的思行特点，也是普通小民难修易犯之劣行的总括。分君子、小人，在德不在术，尤在其德的一贯与偶尔之别；两者区别本不在地位，而能成君子者方可为政率民，遂才有地位之别（而以为官者即君子，则是德与职的顺序颠倒，如周代以前颇重血统选拔之任官），故察德要广泛、连续，不能有怠，否则君子小人孰又能辨？是以汉因之而多贤，宋疏之而多奸。

7、君子明道之所正，知天命，可受大任而不可拘诘于小节。（力行道之正要而不究于琐细支路，是君子遵道而行的核心）

君子怀于仁、笃于义，守于道而常自省，所以明道之所正、知政之所失，故能预见兴衰，因此，谓君子知天命（天命者，道之所正能通行于天下也，即能通人性至广、至精者也，故能容众率民、成务有功，此亦《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之“天命”也），可受大任，是故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孔子曰：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盖君子所存者大，不能尽小人之事，或有其短，却能当大受，以其怀义能见远也，故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小人所拘者狭，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其长，仍不可大受，以其怀利而短狭也。是故，宋范纯仁曰：“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同样，君子小人皆或有其失，小人犯错不见得大，却至屡犯，君子犯错不见得小，但于偶尔，以其德行之一贯者也；故唐有“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的用人之论，宋赵抃亦尝曰：“小人虽小过，当力遏而绝之；君子不幸诖误，当保全爱惜，以成就其德”。

小道者，多术也；多行而不正于大道，必有所破于道者，故君子不为，是故，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引自汉朝兄弟的新浪博客：八、《论语》析读-3（《儒学浅析》）

8、君子知人而尊贤、亲亲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这是君子为政治民的原则，是亲和、感召百姓而使其诚心跟从的要领；也是君子日常待人接物的准则）

知人者必先明于德、信于道，然后观人德之所立、道之所从，方可以知人；尊贤者必先自知，然后觉笃道之艰难、悟能化之深奥，方知贤者所以贤，进而方能尊贤。如子贡有“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之言，就是不知德之所立、道之所由的典型，故孔子以“非尔所及也”答之；人与人交往、协作皆望可知、稳定，不可能愿为虚诈之交、莫测之合作，故皆会以己价值观规范影响所交、所合作者，亦观察判断所交与合作者的操守而定交之深浅、合作之广狭，否则，其交与合作必会陷入唯利是图。这是凡事求其和的另一面，前中庸讲过，和是凡事各方心性情皆得安然而化争为助之度，但其安然不仅在就事论事的条件共识，更在于各方基于当事者一贯操守、能力之类而对可行性、可信度由始至终的判断，故有“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之说。能行子贡之言，唯如山、大地者可也，即纯仁于他人而不图报者；但对欲对等交往的普通人来说，这就成了不知人亦不知己之言（以利相交者重利轻德，故总以此言为掩饰，最终难免落入自设的陷阱）。知人善举方得尊贤之要（尊贤之要，不在以礼尊之，而在量德荐之、拔之、用之）。

那么，如何做到知人？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以者，心所恃也；由者，动所启也；安者，情所逸也；汉代杜钦尝曰：“观本行于乡党，考功能于官职，达观其所举，富观其所予，穷观其所不为，乏观其所不取，近观其所为主，远观其所主。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取人之术也”。既要及其言，然“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故更要及其行，因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看看孔子知人的几则实录--知弟子之长短：

（1）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不难看出孔子对弟子的能力、长处了如指掌，但对于他们能否遵笃仁的品德（而有匡正之能），孔子不轻易定论，可见仁义之难守（此处孔子仍主选拔以能而不及德，既是出于顺应当时体制机制的无奈，也反映儒家教民化德、拔人竞德的理念还较初浅，只有克己复礼之类的自笃，尚缺乏从立德、行德到成德、竞德的理念系统化）。

（2）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可见孔子守道与知人，临事而惧者，惧事处置之不尽善、惧事罢后而生不测之变者也（与孟子的生于忧患类似，只是生于忧患更强调思省的主动性）；临事不惧、不好谋而好勇轻死者，危人也。

（3）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弒父与君，亦不从也”。大臣者事君以道，具臣者事君以力，孔子既知仲由、冉求难以长守于道、笃于义，也知他们仍有不为大恶（守法）的底线。

知人，必以知其人品（性）为重，《孟子》录有：“逢蒙学射於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於是杀羿”，是羿不知逢蒙之不端也，故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此以春秋子濯孺子之典故而言者，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疾作不可以执弓，料必死，及知追者为庾公之斯，知必活也，是知庾公之斯必端人也（“庾公之斯学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孝悌使诸父昆弟不怨谓之亲亲，推亲亲之义及于万民谓之容众；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爱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爱惜物力，以其养性而非以性养也；率民从仁，以性化导之而非本性之亲亲也，故亲亲而推及仁民，仁民而推及爱物（此处的爱，是指爱惜、珍惜；而仁之爱人，则有育养化导之意。其中，爱、仁、亲在爱的程度上是递进的层次），则诠释了君子由亲亲推及而仁于民，并以仁民而爱于物的中道笃行层次。

嘉善者，闻善相告、见善则迁、见贤思齐之类也；矜不能者，恤孤弱、扶无助、启民智也；故子张曰：“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君子亲亲而容众，所以，能亲和上下，执仁无争，但对人，也敢言失弊；对己，也闻过则喜，因此，君子能从善如流而不姑息养奸，和于同道而不结于朋党，所以，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前面讲过，各方心性情皆得安然而化争成助之度即谓之和，和、同实际都是为了在某种层面达到一致、统一，和基于理念而相协于行为，相济互补以弘德，故一道德而相周；同纠于行为而无论于理念，可其可并否其否，故同好恶而互比；《后汉书》云：“得由和兴，失由同起，故以可济否谓之和，好恶不殊谓之同。…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过为正，以匡恶为忠”。可见，君子之和，基于并育不害，和于仁义之道、和于价值观；而小人之同，同于某些权势者的个人意志、好恶（即同于私利，好逢君之恶），也包括同于某些背离了仁义之道、价值观的制度、规范、法条（不避长君之恶，亦同于私利）。和者，如羹之五味、如乐之六律也，相互协济而达理念功效（价值观）之贯一；同者，则若以咸济咸，焉能调五味而得美羹？若以太簇和太簇，安可协六律而成雅乐？如晏婴与齐景公所论梁丘据之同于君而非和也。朝堂君意每出，有赞而言理者，有忧而言阙者，也有闭目而称圣者…；赞而言理，必明由始至末成效之节点把握；忧而言阙，必彰所阙致乱之难御，都有君子求和的成分；而闭目而称圣者，则必求同之小人也。在国家用人上，历代忧而言阙者往往多有贬逐，然最终成效如合于所谏，即能召回擢拔，则反映了朝廷用人所求的君子之和。相反，若如袁绍以“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田丰，而专信郭图等谄佞之辈，就是在用人上求小人之同了。同样，周、比都是形成某种亲和及相互扶助。周者，众而不私、劝善之相济也；比者，私而不众、趋利之互助也。君子之周，周于道之所行；小人之比，比于亲之所同、利之所生。所以，小人以同比交朋，必为结党，谓之朋党；宋滕元发尝曰：“君子无党，辟之草木，绸缪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无朋党，虽中主可以济；不然，虽上圣亦殆”；既言朋党之害，亦云竞德为官人首重。辨别君子、小人，唯在清厘德与道的内涵，以格君王及君子的心中之非，故曰“事有违而得道，有顺而失义，有爱而为害，有恶而为美。其故何乎？盖明智之所得，暗伪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于事也，无适无莫，必考之以义焉”。出于义，则为和而相周；出于利，则为同而互比；此亦“孟轲以强其君之所不能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为贼”云者也。

当今人们常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其中也有以义相接，还是以利相接的区别（人与人之交，皆知无作酒肉朋友，而望志同道合之交，然国与国之交，却有不明此道者，为国之交岂不难乎？）。价值观理念和规范寓于治道，其行与变皆清晰可见，由此可以始知末、察微见著；而以利相交，则无以知远（因其利益重点牵于个人好恶的无常性），遂致变化莫测（这是外交上的德小智浅）；故以义相交的朋友，稳定而长远（因基于并育不害），以利相交者莫测而短暂。因此，欧阳修论之云：“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以义为立身之本的人交友以义相接，笃义而遵、秉义而行者就将成为他们的朋友，因为这样的朋友是维护大义的志同道合者，只有维护了大义，才能使家、国、天下获得长久而安定的利（即所谓“利者，义之和也”）；如朋友有背离义之处，就应指出来劝其改正（这是对朋友的责善、劝善之道），如果仍悖义而行，就不再是朋友了，这种基于共同的道义追求的交友，即可谓君子之和者。而以利为立身之本者交友以利相接，目光只基于眼前之己利，判断朋友不看其是否笃义遵道，而是是否助于维护、增大自己的利，能助于维护己利者就是朋友，否则就不是朋友，这种基于维护彼此私利而相互借势的交友，即可谓小人之同者。对这些利本者而言，不可能有真正的朋友，其交友既不能长远，也必多不测，皆因失德而弃道（故只能见于眼前）：首先，作为个体交往，他们彼此都有相互的利益图谋，只要能够从你那谋求到给我的更加巨大的利益，你的任何不义之举我都支持，但欲壑难填，以利诱而结盟者，很快定会因利争而反目，是故《吕氏春秋》言“凡乱人之动也，其始相助，后必相恶。为义者则不然，始而相与，久而相信，卒而相亲，后世以为法程”（为义者相与、相信以至相亲的持久，就在于其所维护的义由始至终之恒定；而乱人相助则在共同取利，一旦得利就转为彼此相争，遂至于相恶，根源在于利争对一己而言，其方向、对象都会随时势不断变化，其能恒定不变者只是不断增大己利的原则）；其以权变求得今日之小利，必致明日之大失，可谓朝为友好、暮作仇敌（必以窃获始，以祸己终）；其次，这种小人必为其周边的人所不容，一旦你支持或默许其非，则更多的人将视你为敌；作为国家交往也一样，好利无义的政府一定会成为其国内人民、甚至邻国的敌人，一旦你支持或默许其非，也就成了其人民甚至邻国的仇敌，而且这样的政府不可能稳定，一旦被推翻，作为前政府的支持者马上就成了新政权的敌人，所以，国家交往更需要有德义的价值观标准，这也是古人之所以采用交邻以义的柔远人之道进行国家交往的原因。

--引自汉朝兄弟儒学的新浪博客：八、《论语》析读-4（《儒学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