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哲理讲过，儒家正德化俗以统一价值观，并非以外部强制力迫民从仁，而是以引导士民能明长远利害而不图幸获的认知共识为途径的；这是因为人不仅愿大其利，更愿使之稳定长久，并非止于唯近利而不避远害，只是扭于长远与眼前之智而少有深识，所以，必须教导使明竞逐于眼前之害、知守义于长远之利，进而使百姓渐悟人人遵德笃道与国家长治的关系，及国家长治于自家以至子孙后代裨益之远大，从而使民自觉从仁向化，故《礼》有“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谀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只有真诚自觉遵笃德道，才能实现以德道凝心聚力，从而促使德道构筑的秩序基干健康强壮；所谓凝心聚力就是自发同向进勉的个体能量汇聚，这种汇聚源于爱，不源于畏；无论任何法令制度，抑或学术理念（如法家、理学），倘若仅以强制力迫民服从，则都难有民之真诚自觉，也就不可能真正凝心聚力。这是儒家治民以教为本的治道根源。同时，为君、为上者凡事必率先着眼长远而不以眼前功利是图，才能营造使万民能见长远而不为利趋的认知环境，进而才会使民愿思虑长远，既已渐悟长远之益，才能摆脱眼前利欲所扰，悉心崇德向道；君民、上下之互动如声与响，以声之先发而后有响，以声之清浊而现响之清浊（以强制力相迫之道：声之不发却能有虚响，声之浊却能现响之虚清，故更难见民情之真、民心之实，遂在不自知的积患过程中，愈治愈乱）。

前哲理讲过，贤德居上而民心服，施财济困则人称善，是以佞人闻善言而内惭，奸枭见忠义亦理匮；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法也；而皆源自人之贤性本原的公道是非也。这既是对以人的社会性主导思行之本原逻辑的充分揭示，也是儒家以社会性思维的秩序规范建设，作为追求能群胜物的主要措施的根源；故曰：“举中于理，则强梁褫气；片言违正，则厮台解情”，此本于人性（贤性本原）之公道是非，可恃为立德化俗之基也。孔子尝云：“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言嗜恶之本同，而迁染之途异也；“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虽情品万区，质文异数，至于陶物振俗，其道一也”，此之谓教也。西汉董仲舒曰：“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阐明了儒家以教化为施治根本；《吕氏春秋》云：“人之情，不能乐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乐。为之而乐矣，奚待贤者？虽不肖者犹若劝之。为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虽贤者犹不能久。反诸人情，则得所以劝学矣”，说明了劝学的目的是使人能乐就于仁德正道，这就需要使明于长远、不惑于眼前，以及社会环境的涵养激励等；“故教也者，义之大者也；学也者，知之盛者也。义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学。身成则为人子弗使而孝矣，为人臣弗令而忠矣，为人君弗强而平矣，有大势可以为天下正矣”。东晋谢石言：“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翼善辅性，唯礼与学”，则道出了教化的目标；至宋代，李觏亦尝论朝家教学之意，曰：“天下治，则谭礼乐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当仗大节，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使人有所赖，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学之意。若其弄笔墨以徼利达而已，岂徒二三子之羞，抑亦为国者之忧”，虽有不尽之处，却也道出了国家设教之根本在以德化俗，使民心有所守、知所去就。

《中庸》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说明了理和道的来源，顺于人性才是理，遵理而行才是道。违背人性就是所谓逆，以逆为理即便以强迫之，也不可能诚心奉行（必使小人虚谀媚于表而实尽诡于下），更不可能长久（必变乱无常、积怨集怒）；只有符合人性，才能使人唤而感之、悦而从之、信而笃之，日久弥新而成奉行不辍之道，故唐代宰相韦处厚言：“理乱之本，非有他术，顺人则理，违人则乱”。但此处的“率性”非指一人之率性，而是人人皆得之率性（方可谓之道），非弘扬贤本、节抑不肖本而能明于长远、达于兼顾之和不可得焉。前面哲理也讲过，人集仁贪二气两在于身，皆“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者也，即可以通过修身养性以明长远，而知滋贪近祸、守仁能久，遂弘仁抑贪却不可改其两存；可以教化笃行加以规范，却不可去除其一（修身养性而致有弘、有抑，但却无法革除，故逆性、去性之教难得长效，反易生逆乱之害）；贤性之本和不肖性之本皆源于本性、与生俱来、不教而能，儒家鉴于不肖性泛滥，必人人彼此相害相逆，而逆乱横生、人无可守，所以致力于弘扬贤性（顺于贤性、节于不肖性）：以抑贪而扬仁为理（立孝悌延以四德而成五常），以节己而爱人为道（礼行于五伦再推而广之），以达于中适为度（始于君王率先垂范之引导），目的是使人人之性都得以顺舒，即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通过形成良好和谐的社会秩序，终使人人之利益都得以保全并增大（务求养育、抑害皆得其适而使人人并育不害，与倡导人人自由但以不得妨碍他人自由为前提的西方伦理哲学十分相似，但儒家之角度是整体），故儒家教化和治道都强调启民用智而安情，反对以情惑智，皆因其顺性为理而又须度中适之纲也（顺性之理，无需煽情；中适之笃，须度长远）。

儒家倡导的是五常（贯彻于五伦）的价值观规范，而统一价值观的治道核心是秉持中庸之道（使人人之性都得以舒展化育而不相害）而使上下同道同情同理，推行治道的措施主要是礼义教化（教化被儒家视作治国理政之第一要务），因此，儒家教化的内容是以礼制为载体的价值观教导（包含德与道），教化的方式是上对下的垂范、下对上的效法（所谓三纲）来引领，教化的推行则靠切身的是非互动相成之理来普及巩固，教化的结果是使人人通过遵礼而感道化之益，进而恪守于中庸（上下因以统一），使智者明悟于道而虑长远，愚者亦知廉耻而消邪辟，再根据遵礼和笃道的层次选拔人才参与国家治理。所以，简而言之，教化者，教与化并行也，教之以五常理义，化之以垂范中适；归纳起来，儒家教化在实际践行中具备如下特点（否则推行难度就会加，教化重点就会出偏）：

    --引自汉朝兄弟儒学的新浪博客：四、儒家教化的特点（《儒学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