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从夏商周三代的得失天下的经验看，因施仁政而兴盛，因不行仁政而败亡；行仁政者，王天下之质也：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由恶醉而强酒”，“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仁政以治道笃于仁（爱民）为主旨，笃仁愈坚，其兴愈勃，至强至盛以至得天下；悖仁愈远，其亡愈近，至衰至废以至失天下。

虽然汤武伐桀纣而王天下是仁暴对比的极端例子，汤武若不遇桀纣而不能王天下者，时也；但是如有王天下者必出自汤武之类，质也；故《吕氏春秋》有云：“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则不设。故桀纣虽不肖，其亡，遇汤武也。遇汤武，天也，非桀纣之不肖也。汤武虽贤，其王，遇桀纣也。遇桀纣，天也，非汤武之贤也。若桀纣不遇汤武，未必亡也。桀纣不亡，虽不肖，辱未至於此。若使汤武不遇桀纣，未必王也。汤武不王，虽贤，显未至於此。故人主有大功，不闻不肖；亡国之主，不闻贤。譬之若良农，辩土地之宜，谨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时雨。遇时雨，天地也，非良农所能为也”，所以，行仁政的目的是凝聚民心而富民强国，而非欲成汤武之假。

2.2就邦国之内而言，不行仁政，君民之利两离，家国之义两分，百姓不可能爱国如家；及国有难，百姓自不会为国出生入死；此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君王、官长的表率是百姓的效法（三纲），其如何对百姓，百姓也会效法如何对君王、官长，此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同时，也反映德为本、法为末的道理，如果不修德率身，仅想以法治民，必将刑不胜刑、法不胜法，此时执法越严，政权越危，如秦之覆灭。可见，以法养常，无常也（因法威之迫无法促使人人能以其社会属性主导个人思行，自然无法统一价值观，只能虚诈起而常不立）；以德养常，才能统一价值观、淳化民俗，但只有率先垂范、笃行中适，才可能以德养常。

2.3就天下诸侯而言，行仁政，贵德尊贤，贤能任使，则大国必畏，国安而君荣；不行仁政，国无贤士，上下溃乱，此自取祸乱者也，必国危君辱：

“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其中，所谓贵德者，尚五常而笃于志者也；所谓贤者，秉上下同悦之中庸为道者也；国空虚者，无贤士能臣也；上下乱者，失于礼法纲纪也。

不行仁政，至其极也，即绝仁弃义，君则不为君矣，而成为残贼独夫，下场比如桀纣：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独夫’。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如此，孟子进一步解释了孔子的“君君臣臣”：即君不君，则臣不臣；不行仁义，则君不君，那么臣也不将为臣；及至残贼，可为民诛其君以安社稷。

--引自汉朝兄弟儒学的新浪博客：九、《孟子》析读-2（《儒学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