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君子要修身立德，爱民以仁，正己以义，并对民躬亲表率。（君子主动立德修身是正己和化民起点；普通百姓则是在恒产恒心之下，教而从之、悦而能笃）

君子之仁，在于忠君、爱民、容众、敬事，所以，当子张问仁时，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核心皆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之类。

关于君子之仁，宰予以为仁是外在的，所以曾经举了个极端的例子，问孔子：“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仁是君子内在品德，不是拘泥于某种固定形态的跟从效仿（学习），井无私而源源不断地用水给养着周边的人们，确实可以比喻为有仁的品质（《易》有“井养而不穷也”，类似山），但不是跟从它学或学它的样子，而要学它无私而养人的内涵，否则就变成了一种坑害、一种愚弄（但宰予此问，有对以礼为是非的质疑）。《孟子》亦有“昔者有馈生鱼於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则从另一面说明了君子以仁待人，不以苛察为能，虽难免有欺者，然因以容众归心，遂不罔于正道，此君子唯在明德之化、省道之正所成就者也；故曰：可欺（以其方），不可罔（以非其道）。

君子修身正己，才能表率于民，才能使民信、民悦，使百姓尽行仁义之道；如此则民易治而国安，所以，当子路问君子时，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又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修己能达到安人、安百姓的程度，即言而民信、动而民从，可为君子哉。

修己之要，在明于义的基础上具备智、仁、勇，行己以直，表率于任难重之事而谦让于功。博文好学而不惑，智也；宽厚于人而远怨，仁也；志于义（耻于不义），养于气，气壮则勇也，所以，孔子所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也正是君子的品质。孔子一生行己也直，不注重别人对自己的毁誉，以三代直道而行者自居：“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此外，孔子曾经用孟之反殿师的事，说明任难重之事而谦让于功：“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君子修己成道，而后以率民、化民为己任，伊尹说：“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於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孟子》）。贤德者，先知先觉者也，如不能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而普及仁德正道，那也只不过是自清自明者，而非君子之道（立德修身的目的不是率民、化民，亦非君子之道）。

2、君子立身以义、行义以礼，即以仁义为思行准则，律己以严，待人以宽。（这是君子行于义而能垂范、引领百姓的要领）

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董仲舒亦曰：“夫仁人者，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处的谋利、计功，尤指为一己之财利、名位等）”；唐中宗时，韦庶人表定以年二十二为丁限；及韦氏败，省司举征租调；杨諲执曰：“韦庶人临朝当国，制书非一，…何独于已役中男，重征丁课，恐非保人之术。”杨諲不因众议而附之，不因政出韦后而非之，唯论其安民保人之义当否，斯可谓“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孔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言君子以义为本，笃礼以行，逊于言而成于信；君子律己以严，故真心向贤而患于己之不贤，谨于言而敏于行，耻言过于行，先行后言、多行少言以正自身，是故君子“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讷于言”者，惧所言顺小义而悖于大义或利眼前而害长远也，故敏行而熟虑在先，与“信而后谏”类似；“耻其言”者，患言过其行而无信者也，故又曰“其言之不怍，则其为之也难”。此皆说之不以道者也。然则何谓说以道者耶？《旧唐书》曰：“但楙探世猷，克念丕训，审思而应，精虑而动；谋其心以后发，择其交以后谈，不蹙趋于非党，不屏营于诡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翦其谍谍之绪，扑其炎炎之势。自然介尔景福，锡兹纯嘏，则悔吝何由而生、怨恶何由而至哉？孔子曰：「终日行，不遗己患；终日言，不遗己忧。」如此乃可以言也”；包括五个方面：全面猷划、审思精虑、谋于同道、笃法德道、去饰安情。

君子待人以宽，所以，善于发现和重视别人的优点和闪光的一面，评价别人时，会多看优点以利于其优点的发扬，而不会盯住别人的缺点或曾经的过失不放，把别人看轻，故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当与互乡童子见而门人惑时，孔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这就是君子远怨的原因（远怨之怨，民怨也），远怨方得容众。

以仁义为思行准则，律己以严，待人以宽，也是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者对己，敬事笃义也；恕者于人，宽以待人、不念旧恶也（核心即先以欲求先施、不欲勿施之心待人）。

3、君子常自我反省，因慎惧其言行悖于仁义，故以自省戒妄戒离。（这是君子言行能始终不悖于义，故能凡事不殆的要领）

君子以仁义修己，以正德笃道内省于身，不疚，自然不忧；凡事常内省，审得失而正本末，自然不殆。内省的感悟，辅助义立于心而不偏，发于志而不离，养于气而不馁，不馁日久则勇，勇则不惧，所以，当司马牛问君子时，孔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曾子也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可见，自省也是修身的具体表现，包括：修己之日省，遇有不虞先自省，以及出仕为官的生于忧患之省。修己之省在德立之正与道笃之深，遇有不虞之省在中道之适的审断，生于忧患之省在政令、举措与初衷之异及其与德、本的关系变化。三个层面自省的核心，在修己之省。

君子通过内省感悟，以端正自己的思行，是一个不断反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进步而纵贯一生的过程，随着年龄增长悟道愈精，故能从心所欲而不离于道，就像孔子对自己的总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通过一生的自省感悟，孔子总结君子在少年、壮年和老年时，应当反省戒除不良嗜好的要点，即所谓“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4、君子之智，在于博学多艺而约于礼、识机知远而善预防。（君子之贤不在某些术能之专；术能者，使民之任也，故曰：“君子不器”，君子之贤在于立德约礼、笃道不离，核心在洞察并把握人性之本，因能预见举政制令带来的普遍反映和持续作用结果，可谓知人性而识本末，故明化育之道，以防微杜渐之类。这是君子广于智而不离义，以知微见远的要领）

博学多艺，又能约之于礼，则智愈广，德愈厚；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孔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孔子很谦虚地解释自己多才多能的原因就是：因年少时地位低下，而多通粗鄙之能。其实，粗鄙之能岂是太宰所赞或子贡称圣者耶，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艺不压身，所谓君子“游于艺”也；然而，真正可贵之处在于，孔子越多能，越厚德，不似小人多智以欺人；因而，孔子又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畔者，叛道也；同时，孔子还给出了广智而又益德的良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重者，持重而戒浮躁也）。

识机者，知进退、晓机关也；知远者，见动知化、由始察末也。两者都有善预防而豫事以远、功于未来的作用。君子以“察征考建”判别是非（所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建诸天地”之类），故能笃德而知人，因以能前知于未化之初，这是君子能识机、能知远的心智基础，即所谓“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者也。孔子尝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说的是与人言的识机；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说的是君子所贵在处事郑重谨慎以防不虞的知远，而非政事术能之类；孟子更有“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亦言君子之才非术能之专，而在悟道之深远、笃道之安然；故《后汉书》有“吴起与田文论功，文不及者三，朱买臣难公孙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终之田文相魏，公孙宰汉，诚知宰相自有体也”（自有体者，大体也；非才术智能之谓，而是指明人性之深，足备笃贤本之诚而善量彼此之度），核心仍是说对秩序基干的培护远重要于术能（本末之比也），不仅表明君子之贵在明德笃道之深，因能见动知化，而非多术、全知，而且揭示了德者立纲、贤者制目，纲目既彰则德道清，以下才是智者为之谋、能者展其用的选拔制吏层次（反映的是德为智之宗、道乃术之帅，故德道层次的清晰决定官吏选拔层次的适当）。

因此，君子博学笃义，凡事把握其质，识机善谏亦究其文，也就是孔子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对君子之道、德和才能之间的关系总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5、君子之性温和而坚毅，持重而不折，故能弘扬仁道于毕生，处逆境而不怨。（这是君子为能坚守、笃定于义而培以性情之修的要领）

所以，与君子处，由远而近给人的感受，从严肃到温和，再到坚毅，如子夏之言：“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故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望之俨然，持重而肃正；即之也温，笃信而亲和；其言也厉，锐析而深刻；由是而知其怀义之深、明道之大，此孟子所谓“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见於面，盎於背，施於四体，四体不言而喻”云者，是故当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对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言人之见君子，皆能觉其可信可赖也。

君子以毕生弘扬仁道，可谓任重而道远，故而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身处逆境而不怨，彰显君子笃义之重，因而孔子以松柏喻之：“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而赞颜回之贤：“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之贤，于君子之志，然也，以居易以俟命也；但于君子之道，非也，君子之道以率民、化民为任，故子路言君子不仕亦废君臣之大伦；宋代贤哲一遇政非其道，即多求退请辞，少肯没身而争者，就有弃君子之道而成安贫处闲之志的倾向；所以，行君子之道仍须持进取之心，而非求静之心，类如伊尹之“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孔子尝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中庸》），则说明了何处应积极进取（谨遵道而行、安笃中庸），何处应居易俟命（不素隐行怪、邀幸求名）。

前面《中庸》讲过，明道以诚，奉而久笃则在无所累诱和察辨之智，这确远比明道难得多，遂有“曾参杀人”之说。这里注意，“曾参杀人”是说坚定的信念也难免因馋谄反复而发生动摇，故有远佞人、亲贤远小之说；而不是谎言重复多了能成为真理，曾母从坚信“吾子不杀人”，即便到惧“逾墙而走”，也不可能坚信曾参杀人，而只是处于动摇了原来的信念而以防万一的疑惑状态（此历代逆性政教所不明而欲套用者也，其结果只能离乱正道、为祸天下，而不可能导民心归于逆性政教。这种套用之误，在于对历史规律的错误总结，如秦一统六国、宋灭于金元、明为清代等的成因）。而对那些明德不能长守，信道不能久笃的人，正像子张说的：“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能认为他们有德有道吗？这样的人不能亲躬表率于道德，为官治民，又怎能期于百姓遵德守道呢？终必如“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的根源在于不识眼前与长远的迁就、妥协之类，是以成虚伪之昭，愈发蛀蚀吏治、民风，以至乱亡）。

--引自汉朝兄弟儒学的新浪博客：八、《论语》析读-3（《儒学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