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早上，六点起来，趴在桌前看稿子。看完啦！节日快乐！我对自己说，对家人说，对远在西北的婆婆说。

有了闲暇，脑子就不闲了。想起几年前一个送稿件的人。叫什么，忘了。我这人一是记不住人名（注：绰号例外，听之、看之，终生不忘）；二记不住地方。

  敦敦实实的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从南方公安基层来，面无表情。这个我懂，职业需求，磨练出来的。我拿出合同，他看了一遍，放下，说：“我们单位希望用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出书。”单位出钱，按五十余女一把的拍桌子教导“宰！”（再注：咆哮体是这儿的发明，谁说不是跟谁急）我伸出五根葱：1.成本：有……（虚地，不能说……书号）；2.快出：可以，加班，费用是……（我们不坐班早变成坐班，有神马费用，寒暑假也吊销了。头儿变寡人，大伙作陪，咳……）3……不用点点点，也知道崩盘。

  来者完不成任务是回不去地，晚上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

 “有的人，就是没能力！”叭！粗壮的领导粗壮的手拍在桌上，周三下午全体人员例会，“看看别人一年的提成，再看看自己！创收！我在养着你们！”财政部的关饷怎么……刀一样的眼光扫了过来。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天地良心，我编的书获奖最全，畅销奖、部委的、市级的、国家级的……

  在黑暗中，我晃了晃手腕。

  翌日晨八点半，我在桌这头儿，他在桌那头儿。作者有些憔悴。他说：“我急着回去，但我想完成任务。” 

“我理解，咱们就条款再议议。”他突然说：“我的对桌昨天牺牲了！他是我的朋友。”“为什么？”我忽然觉得不争气的泪水要往外涌。

  他的朋友与之同龄，瘦高，戴眼镜。前一天围剿贩毒集团，基层人手不够，请求支援，机关尽其所出。宣传科的眼镜放下笔，去了。包围了会所之后，长久没有进攻信号，高男从土坡后伸了下头，阳光，镜片闪了一下。一枪命中。

  这就是信号！他的弟兄们跳了出来，呐喊着端着枪边扫边冲……

 “应该是我去！就是因为我来送稿！”警官垂着头。

 “如果你去，你不会死！”

 “为什么？”他抬起头。

 “因为你稳重，有计谋。”

  他直视着我。

  我把合同摊开，逐条讲解，告诉了他我的权限。

  双方签了字，我让了最大的利。我完成了任务，保住了社里的利益。至于我的提成，没有没关系。

  人前背后，“管教”说我是“傻瓜”！

  没关系，我本来就不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