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好像不像管子，直截了当地将利益作为治人理国行为的目标，而是好像羞于言利，《论语子罕》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孟子》说孟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羞于言利，显得很清高。孔孟为什么羞于言利呢，只能推测，欲利与仁人相悖，孟子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可以为证。孔子褒仁人，因而自然要贬欲利，因此罕言利。西方人的文化中不存在仁人与欲利的冲突，不存在自己欲利就必然与仁他人发生冲突，典型的事例是比尔·盖茨，他既可以被称为世界上最欲利的人，也可以被称为世界上最仁人的人。在古希腊《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告诫他的兄弟既要劳动致富，也要坚持正义，赫西俄德看来欲利与仁人不存在冲突，可以同时为人所追求。我们不甚明了为什么在西方人的文化中欲利与仁人没有冲突，而在孔孟的思想中欲利与仁人存在冲突，引起这一文化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社会生活状态的差别，因为人实际社会生活的差别引起了文化上的差异，这就是所谓物质决定意识。文化产生于人们的实际生活状态，有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也就相应形成什么样的文化。因为古中国人与古希腊人的社会生活状态不同，因而形成了各自不尽相同的文化。

我们也很难说清古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否必定导致欲利与仁人冲突，但不管怎么样孔孟构建的仁与利是相冲突的。不知是孔子在构建仁的概念时，将仁的意思做了比较特别地定义，以至于仁与利冲突，还是他认为欲利是一切罪恶之源，而根本否定人的欲利行为，以致将仁改造成与利不相容的概念。韦伯将儒家思想理解成宗教性质的儒教，不知是否就是因为孔孟将仁改造成伦理上的至善，一个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终极境界，《论语》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将仁当成人的最高价值，将仁视为比生命更重。宗教的意义在于让人安于放弃身体的快感，而追求精神的安逸，放弃身体的快感就是放弃物质产生的快乐，也就是不言利，事实上，人存在在社会中不可能不言利，要不可能不言利的人不言利，如何才能做得到，唯一的方法就是给人洗脑，用宗教给人洗脑，让人从意识中对利产生排斥。仁被改造成排斥利的终极境界，让人们用来作为精神的归宿，便与宗教没有本质的区别，因而韦伯将儒家思想认同为宗教思想。而实际，仁并不是孔孟活着的思想，并不是他们影响后人的灵魂，仁在孔孟之后再也没有发展，更没有发展成一种为人膜拜的宗教。

也许欲利确实一切罪恶之源，汉高祖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无不与欲利存在牵涉。杀人往往是谋财，伤人往往出于争利，盗则直接针对财利。因此论语有限的言利，所言的也大多是利之害。

《里仁》：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子路》：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这几章所言的利，言的就是欲利之害，言利是引起各种恶行的渊源。

因为欲利是引起恶行的动机，因此论语告诫人要“见利思义”。

论语只在《尧曰》篇中言利而没有将利作为恶来对待。子张问孔子：“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孔子告知“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再问“何谓五美？”，孔子说：“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接着问：“何谓惠而不费？”，孔子回答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孔子在这里论及利时，没有将利作为引起恶行的动因，而是像管子一样将 利作为君王治人理国的目标来看待。

孔子说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说的是君王应该根据民的利益来治人理国，使民得以实现他们的利益。这样的思想，换一种说法就是治人理国应该“为人民服务”。因此，数千年来，真理早已存在，只是无视真理的存在；大道早已存在，只是不走大道，偏要摸着石头过河。“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民利又是什么呢，孔子没有说，因此只能推测。《墨子经上》定义利说：“利，所得而喜也”，我们权且将利理解成墨子所说的“所得而喜也”，那么民利则是“民所得而喜也”。什么是民所得而喜的呢，很简单，古今中外凡人所喜的是财货以及基于财货的幸福生活。孟子归纳君王的利是“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梁惠王上），《论语为政》说：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说明官的利是禄。这就是说王有王的利，官有官的利，民有民的利。要王、要官不顾及自己利去顾及民的利，不是所有的王与官可以做得到的，除非圣人以及孔子说的仁人，因此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并不一定会真有人去实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一国之中，民、官、王三者各有各的利，各自为自己的利而奔忙，而不是为一个共同的利而奔忙，因此虽各自成天忙忙碌碌，却都得不到幸福地生活，因此《系辞》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三个利益不同的主体，成天在为各自的利益彼此地争斗，各自都殚精竭虑地算计对方，一刻都不敢停止，因此谁都不能安逸幸福地生活。原本三者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就是幸福地生活，可是幸福生活必须以衣食丰足为基础，而衣食的获得又需要以被认为是痛苦的劳动来生产，三者又没有就如何分摊劳动生产的痛苦，达成一个合意，这样三者便各自为自己的幸福，设法规避自己的劳动痛苦，因而彼此陷入无休止的博弈之中。

也许是因此，孔子罕言利，因为一言利，便是残酷的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