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土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孟子这段话是“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出处。

管子说“仓廪实而后知礼义”。

管子被认为是法家，孟子则是儒家，儒、法两家的思想分歧其实并没有望文生义认为的那么大。在道德与物资的关系上两家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即道德修为与物资数量成正比。两家都认为，财富、物资增加，人的道德修为会随之增加。

儒法两家这一传承了两千多年的思想，现在似乎受到了质疑，社会的财富、物资经过两代打工仔、打工妹辛勤劳作，达到了前所未有、举世瞩目的丰富，可人们的道德修为非但没有见长，反倒被认为不如之前，道德与物质的关系非但没有成正比，反而成反比变化。“衣食足然后知礼义”这句之前深信不疑的贤文，现在开始遭到人们的怀疑。

问题出在哪里，是人们深信了两千多年的思想本身存在谬误，还是财富的集聚出现了错误。可以支持道德修为与物资数量成正比思想没有谬误的事实，存在于国外几乎所有其他民族。好像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另外有哪一个民族的道德修为随着财富、物资的增加而减低。如果道德修为与物资数量成正比的思想本身不存在谬误，事实上又存在道德修为没有与财富、物资成正比增长，原因应该在财富、物资增长上。

“衣食足然后知礼义”的意思应该是“衣食足者知礼义”，谁的仓廪实，谁知礼义，如果增的加社会财富不是大致均衡地充实每个人的仓廪，而是只充实少数人的仓廪，意味着社会中多数人的仓廪不但没有实，相对于少数人反而是更虚。如果社会中多数人的财富并没有随着社会的财富增加而增加，那社会的道德修为也就不会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见长，如果多数人的财富还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相对减少，那社会的道德修为还会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减低。社会财富增加并不必定是社会中多数人的财富增加，增加的社会财富存在分配问题，当增加的财富分配给多数人时，增加的财富会增加多数人的财富；当增加的财富分配给少数人时，不会增加多数人的财富，反而会相对减少多数人的财富。因此，社会的道德修为与物资数量成正比还必须存在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增加的社会财富必须符合正义地分配。经常可以看到某些发了财的家庭，其家庭成员似乎迅速变得贵气，其原理在于大多数发财的家庭，在分配财富时通常是正义的，即在分配家庭财富时通常会照顾到每一个家庭成员。因此，无论社会财富如何增加，如果增加的财富分配不公平的话，不会有助于社会道德修为的提高。不断增加的财富反而会因分配不公而加剧社会的贫富悬殊，贫富悬殊的扩大会败坏社会道德。分配不公的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带给社会的可能比分配公平的社会财富缓慢增加带给社会的更有害于社会。经常可以看到，一群人共同出去捞世界，如果他们没有协定一个明确的分配方式，他们没有赚到钱或仅赚极少的钱，对于他们共同捞世界的合作而言，还是一件好事。如果他们迅速发财的话，他们的友谊也会随着发财的速度而丧失，甚至反目为仇。由此可知，决定社会道德的是社会分配，社会道德修为只在社会分配公平的条件下才与社会物资数量成正比。

孟子意识到社会分配对社会道德的影响，领悟到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社会财富会被少数人所占，被剥夺财富的人会因为财富缺乏而铤而走险，人们铤而走险的犯罪行为又会被追究刑罚，孟子认为这种分配不公而陷民于罪的行为是罔民

心理学上将人的行为归因于环境、生理、认知的组合，在犯罪行为归因问题上，同样可归因于环境、生理、认知的组合。孟子的思想是将犯罪归因于环境，孟子认为人犯罪是因为无恒心，无恒心的原因是因为无恒产。而人无恒产在孟子看来是君为政不仁，君为政不仁也就赋敛重、劳役繁。赋敛重也就是社会分配不公，劳役繁也就是民劳多逸少。民劳多，社会财富应该增加多。赋敛重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财富分配不公，因而民所得少，民所劳多而所得少则民无恒产。民无恒产而无恒心，无恒心而犯罪，因犯罪又被君陷之于刑。因此，孟子认为罪是君的不仁之政所致，君不问责于己而问罪于民无异于故意残害人。

陕西境内，一台核载39人，实载39人的卧铺大巴，在凌晨两点撞上一台运甲醇的罐车，甲醇泄漏引起大火，完全烧毁卧铺大巴，36人被活活烧死。无超载超速，事故原因不能归咎于通常的交通违章，只能归因于司机疲劳驾驶。为什么司机是疲劳驾驶呢，因为是夜间。这样，这起悲惨的事故便引发正义之士主张禁止卧铺大巴，禁止大巴夜间行驶，最受打击的是一家生产卧铺大巴的汽车制造商，因为该事故，被刺激停止销售卧铺大巴。也有专家建议在大巴上安装高科技的设备，以技术手段确保大安全行使，只是不知专家是否考虑技术成本，是否考虑高科技装备的大巴旅客是否有钱乘坐，运营这样高成本的工具是否可以获得平均利润。事实上如此禁止就可以杜绝交通事故致人死亡吗，难道司机不怕出事，期望出事吗，难道司机就不珍惜自己的身命，未必司机就乐意超载、超速、疲劳驾驶。可以依孟子的思想分析高发的交通事故：事故的原因基本是超载、超速、疲劳驾驶，而超载、超速、疲劳驾驶并不是特例，而是普遍。超载、超速、疲劳驾驶是普遍，表示超载、超速、疲劳驾驶并不是个别司机为赚取更多的钱而冒险，而是如果不超载、超速、疲劳驾驶便赚不到社会平均利润，也就是说必须超载、超速、疲劳驾驶才能赚到社会平均利润。为什么必须超载、超速、疲劳驾驶才能赚到社会平均利润呢，因为成本高，必须通过超载、超速、疲劳驾驶来抵消成本。成本何以高呢，规费、油费高，也就是说司机的运输收入，需要在司机与他人之间分配。如果分配公平司机不需要超载、超速、疲劳驾驶即可获得社会平均利润，司机必须超载、超速、疲劳驾驶才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则表示分配不公。分配不公意味着赋敛重，也就是说赋敛重而致分配不公；分配不公而致超载、超速、疲劳驾驶；超载、超速、疲劳驾驶而致交通事故。可见，赋敛重，分配不公才是交通事故高发的根本原因，而每一次超载、超速、疲劳驾驶交通事故后受责罚的都是司机。这就是孟子说的赋敛重，分配不公将司机陷于超载、超速、疲劳驾驶，出事后，又将他顶罪承担责任，实际就是在罔司机。

社会分配不公，会致劳动者收入不足。劳动者收入不足，会导致违法犯罪。违法犯罪又被国家追究。这便是孟子说的“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何谓罔民，用一句长沙俚语解释是：将别人做宝搞。

依孟子的思想分析社会现象，可以发现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都与分配不公有因果关系。分配不公，有些人凭藉自己的劳动不能获得正常的收入，没有正常的收入，则不能体面地生活。那些不能体面生活的人会为获取体面地生活而去牟取更多的钱，牟钱的动机会驱使人实施各种非正常的行为。古希腊人在其文明产生之初，便发现了分配公平对社会的决定性意义，形成了正义的基本价值观，以正义作为所有行为的最终准则，古希腊人社会近千年能保持没有全民族的动乱，其文化至今仍影响世界大部分的民族，决定的因素就是古希腊人的正义思想。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表明以正义为社会最终行为准则的社会，无论从社会的哪个方面都要优于非以正义为社会最终行为准则的社会，除开做出一个决定可能没有独裁人治的君王快之外。

孟子给世人指点了一个分配公正的准则，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在孟子看来公平的分配应该是使劳动者通过劳动分得的“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这相当于说，一个男孩子一般情况下通过打工所得，应该可以以社会平均的生活水平赡养其父母，扶养妻子，抚养教育子女，量化说法是一个男孩子打工，其收入应该可以让他维持一个至少五口之家的正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