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2日《京华时报》报道:2008年末，年届七旬的湖南祁东县农民付达信为了“不愁吃穿”在北京站持刀抢劫，他抢劫完了不逃跑，反而等待被抢者喊叫，以便引警察来抓。法院宣判时，自称抢劫是“为了反映生活困难问题”及“入狱养老”，付老汉恳求法官重判自己，“法官，您再好好审审吧，判得太轻了。”“判太轻，过两年出去还是不能养活自己怎么办？”“实在不行就再抢劫，然后回监狱里养老。 ”看到这则新闻的那天，中央气象台刚好发布大风降温消息，屋外寒风呼啸，气温骤降。我脑海中的那幅凄凉的景象，更是寒彻心骨：这位一辈子没有结婚的古稀孤寡老人，到了晚年，两年没有吃上肉，“被抓后生活一下子好了起来，每天一日三餐能吃饱了，而且吃到了两年以来的第一顿肉，进了看守所已经胖了10斤”。

　　新闻见诸报端后，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尽管有专家分析，付老汉的情况仅仅是特殊的“个案”，而并非普遍现象，却总让人们不可避免地想到了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里的那个流浪汉索比。事实从另一侧面证明，我们的“养老”保障制度似乎还存在一些尴尬的死角。

　　长期以来，“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农村深入人心。生了傻子、疯子，哪怕是祸国殃民的无赖泼皮、缺德乏才之人，只要是“儿”，拼命地养啊！多少年来，“养儿防老”之类的话经常被束之于道德的高阁，却根本难以落实到各个层面。

　　“养儿防老”其实古人早已明白其没有道理，其“早”之例很多。最著名的要数刘邦了，项羽要烹煮他的父亲，他“平静”得可怕，竟然说出了“如果真的煮好了，请分我一杯汤羹”的混账话。

　　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人们不应该抛弃亲情。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孝。这些感恩的故事听起来壮美动人，然而有几个“儿子”会肃然起敬？“养儿防老”是一种典型的私力救济，更纯粹是一厢情愿的感情投资，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它靠道德伦理苦苦维持，却完全受制于“儿子”的地位、经济、良知、情绪等因素。自以为很有眼力的“父亲”，一贯娇纵“儿子”，而鄙薄＂祖父＂。临了自己老迈，真要“儿子”照顾的紧要关头，多少“儿子”却皆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之上，而两手犹紧按其荷包，“平静”得骇人——“要钱没有，要出力也不得闲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也是种恶性循环。 

　　在有的时候，长寿也是柄双刃剑。在老龄化逼近、风尚复杂化、功利直接化的今天；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进城成为另一形态的“下海”，留守老人很难得到进城务工孩子的务实照料；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扎根社会，在观念上对过去的“养儿防老”形成了冲击；再加上当地政府缺乏“养老政策”的落实力度，对“养儿防老”，谁都会诚惶诚恐。此外，手中没有若干人民币的戮力“保护”，确实很难不沦落成付达信这样的老“索比”。

　　孟子所言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愿望换成今天就是你我他的老人都应“老有所养”。但是，对一个步入老龄化的社会而言，单靠传统意义的道德救助是很难遂人所愿的。政府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健全才是重中之重。当然，诸如“以房养老”、“福利式养老院”等形式的养老也值得因地制宜地推行，因为养老需要打组合拳才能起到真正“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