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

    这句话在我心中，只给他一个人。

    时至如今，知道他的名字的人依然屈指可数吧，一如他的撰著、译本所不为公众所闻。自幼在家中私塾师承王闿运再传弟子，接受四书五经之启蒙；稍长至新式学堂上小学，又逢毛润之亲授地理课程两三年；出落少年郎便遇鲁迅，书信往来言谈甚欢，据许广平回忆，指其为最受宠爱的学生；年至弱冠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他乡故知还有冯至、贺麟、朱自清、梁宗岱等人，时有聚首，多作酬唱；1946年前往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交流讲学，郑振铎、郭沫若为其送行并赠言寄望说：“要带真经回来。”1978年回国至2000年3月6日仙逝，他的身份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的一名研究员而已。

    他，徐梵澄，以个不应该被历史的尘埃掩埋、时代的洪流吞没的名字。生于1909年10月26日，长沙东乡徐氏族人，原名琥，谱名诗荃，字季海。他的师辈尊长与同龄友人不是政界巨将就是文坛星斗，而他，却一直安静得甚是寂寞，寂寞得非常安静。

    若是看到以上庸俗到令人嗔目乃至不敢出一口大气的简介，我想，先生一定会不高兴的。因为假如先生在世时，若肯攀附任何一员故识，都不至于如今日一般潮打空城无人知晓。也正是出于先生这股孤傲清高，又断不肯依傍草木的名士风流，值得我们晚辈学人高山仰止。

    先生身上的耿直狷介，又与魏晋《世说新语》中那些白衣长袖、面貌清癯、行为潇洒的名士隔代暗合。据说，先生留德归国时欲登门拜访恩师鲁迅，但鲁迅以身体不适谢绝访客，他立马起身出门，不过一会儿手持花束重新返回竟自闯入鲁迅房中，将花放下后又转身走人。这种类似王子猷雪野访戴的传说，在先生身上也可觅得踪影。

    先生博学，通晓中、英、德、法、日、拉丁、希腊、印度梵语这8门语言，自幼国学根基扎实，留学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十所大学之一的海德堡大学主修哲学兼习艺术史。受鲁迅指点及嘱托，有规模地翻译了尼采和叔本华的作品；中年在印度期间，还翻译了《薄伽梵歌》、《行云使者》等印度要藉。同时，还用英文翻译并著写了中国古代思想典籍，如《小学菁华》、《孔学古微》；晚年，他又以精神哲学重释中国古典哲学思想，著有《老子臆解》、《陆王学术》等书。

    如同玄奘西行一般，先生在印度呆了33年，较之那个与皇帝称兄道弟的唐僧，先生的背影由唐至今都被拖沓得那么悠长又孤单。先生习惯天不亮就起床背诵梵文，直至八九点才进食早餐，而后躲进北书房笔耕不辍直至夜半时分。一生的博学由勤奋而得，别无捷径。先生常言生活是为了学习。

    先生满口长沙官话，与人交流甚为困难，于是越发疏于交际。著名的翻译家董乐山先生为其邻居，二人交谈均吃力，索性改用英语上阵，轮番往来，畅快淋漓。乐山先生乃《西行漫记》、《第三帝国的灭亡》的翻译家，不往赞叹梵澄先生英语极好，那就意味着，先生的英语，可以说是绝好了。

    先生的可爱，之于我，莫过于其曾两度出言：“不必了。”

    第一次是有人提议，把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写的杂文放入文集出版，先生的回答是：“不必了，多点少点无大妨碍。”无关稿费的烟火人间。鲁迅先生的那句“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于时弊同时灭亡。”，现在看来，多像预言啊。

    第二次是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想为年已九十高龄的大师举办以个学术思想研讨会，先生也以平静地说了三个字：“不必了。”

    先生的两次“不必了”，是对其自身那股远离尘嚣、疏远人世的落拓气质的最佳注释，至少我是这么给先生下定义的。

    “若使大时代降临，人莫知我无憾也，而我不可以不知人，故应广挹世界文教之菁华，以陶淑吾华当世并启迪后人。”

    先生所言如是，吾辈有幸得以听闻，静默存心识之，不发宏愿不出狂言，任时光流水于身后星点洒落，台灯下的我的身影能与先生平行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