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庄子对现实处境的认知——《人间世》

    《人间世》为我们描述了战国时期群雄争霸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命如草芥的悲惨处境。揭示了君臣关系的“伴君如伴虎”的凶险实质。面对知识分子中“兼善天下”的入世要求，指出了勉强可以算作两全其美的应付办法。在这一章里对君臣关系的深刻剖析中，反映了庄子独特的看法，他把至尊至上的人君比作完全是不可理喻的异类，他的所谓的相处之道，也只是在不危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与人君进行的周旋，这里，他彻底否定了忠君、辅君、谏君的改良主义政治观点，对君主政治的走向澄明公正持近乎绝望的怀疑态度。这种态度是他与统治阶级彻底决裂的基本前提。

    庄子生活时代的宋国，史书上称为“桀宋”，统治者荒淫奢靡，沉溺酒色，敢于谏诤者唯有死路一条，宋国如此，其他的国家也相差无几。卫国国君恣意妄为，喜怒无常导致暴乱不断，死尸遍野就如干枯的蕉叶。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庄子认为要感化统治者是不可能的，勉强为之，也只有一些聊以自保的措施和处世方法，看上去这些方法都是十分消极被动的，庄子每每言及与统治者的周旋相处之道时，总是慨叹自己的“不得已”，这些“不得已”就道尽了他心中难以排解的怅惘和绝望，他之所以提出这些勉强为之的办法的本意，也并不在于说明他的为政之道，庄子是不谈治道的，他对于改良主义的所谓教化君王、为政辅政不抱任何希望。他提出这些权宜之道的无奈，恰恰说明了对于喜怒无常、荒淫无道的统治者，他认为唯一的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的不合作，这才是他的真实态度，他正是籍此劝告士人丢掉幻想，放弃入仕一途，走上一条彻底叛逆的不归之路。

    在《人间世》的开头，庄子就假借颜回与孔子的对话，指出了士人怀着救世之心，“到有祸乱的国家去”九死一生的凶险。庄子借孔子的嘴，指出向统治者进言只有两个结果：如果你的德行足以应对君王，那么必定会遭到“关龙逢遇害”、“比干剖心”的下场；如果你的辨才不足以与君王对抗，他便会利用你的弱点将你的主张消解，使你不由自主地依顺他的主张，结果只能是用火救火，用水救水，助纣为虐，沦为他施暴称霸的帮凶。只有一个办法，聊以自保而已，就是要心地澄明，不用成见束缚自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偶或处理一点事情，这样作或许能够保全性命，想要感化他的企图是必定失败的。

     叶公子高出使齐国的故事，旨在说明，在人君绝对权力的威压下，使命对于一个人的危害。在两个强国暴君之间传递旨意，是天下最难的事情，成就了使命，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会导致使者的精神失调，完不成使命不仅为个人招致杀身之祸，还可能酿成天下大乱，为无辜之人引来祸端。权力机构如此险恶，能不谨慎对待吗？唯一一个勉为其难的办法，就是认命。就像正统伦理中的“儿子孝敬父母”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命”，而“臣子侍奉君王”也是无法逃脱的负担，这是所谓的“义”。庄子告诫人们，在履行这种义务时，要做到心中坦然，凡事不可勉强，明白自己无能为力就该安于自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人间世》）），以一种空明澄澈的艺术境界来超脱现实政治权利纷争的桎梏。

    在颜阖为卫太子傅的寓言中，庄子更是直接把人君比作猛兽异类，借卫国贤大夫蘧伯玉的经验之谈，来说明身为人臣与储君相处的方式，对太子的教化就像训兽人对待猛虎，要小心谨慎地避免引发它的兽性，训虎人不敢用活物喂老虎，是怕激起老虎的嗜杀之心，对待猛虎的野性和兽性必须小心引导，随顺引达，对待储君也是一样。庄子就这样借蘧伯玉之口反复描述训诫野兽的办法，与其说他是在说明教化储君之道，还不如说他是在表达对至高无上的人君的无比轻蔑和鄙弃，旨在劝人远离权利纷争，远离君王的势力，以保持自己的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至于说由此而产生的所谓教育方法上的突破，应该说并非是庄子的本意，更不能说是他刻意为之，他这里真正的目的应该不是在谈论教育方法，甚至也不是谈论与君王相处之道，他只是在告诉人们与君主周旋的艰难和风险以及对于人性的强力扭曲。

    “栎社树”和“商丘树”的寓言，更为明显地说出了他写作《人间世》的主旨。栎社树因为硕大无用，从而得以全生长寿，商丘树则更进一步，不但硕大无用，还会伤害企图接近它的人，这两则寓言告诉世人在乱世求生避祸的方法：首先要做到无用，不要让当权者发现自己的用途，其次还要善于保护自己，以必要的反击使得他们难以接近。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追慕自然的境界，体现了道家学说的自然主义主张。北极熊长着白色的皮毛，草虫的体色则大多是绿色，而耀眼的鲜花大多有毒，色彩斑斓的小蛇也多为剧毒之物，这便是自然的保护方式，庄子认为，这最为质朴的自然的方式也就是行之有效的最为有力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