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发蛮——写自己曾经的老师居然用到这个词，实在是有失恭敬了。

    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大家当面叫他李老师，背后都称他为“大发蛮”，几乎各个年级、所有的同学都是如此。

    而且，“大发蛮”这个名字，在这个远近闻名的小镇上的确也算得上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可能还得归功于他的夫人。

    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有很拿得出手的学历的老师，大概是一个什么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已经至少五十五岁了，而他的老婆更是无可比拟的名门出身，不仅出身于上海某名资家庭，而且更是大名鼎鼎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弟子，想来，这个说法应该不能失真，因为当年那个小镇，虽然其繁华程度在我看来仅次于沈阳和锦州，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曾经听说过林巧稚女士这样的名人，他们就算是编排，也绝对想不出要跟这位林女士扯上什么关系的。再说，大发蛮的夫人也的确是远近闻名的技术精湛的妇产科医生，大人们常常会提起她在小镇上创下的那些个起死回生的神奇业绩。

    所以，我的这位老师可以说是真正的攀龙附凤的高手，夫妻二人流落到虹螺岘这样的偏远小镇上来，就更是名副其实地“虎落平阳”了。

    他们老两口没有孩子，有一种在小镇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夫人承恩师一门的规矩，本该终生不谈嫁娶，她在“大发蛮”的重炮攻势下已经失身，终于被恩师逐出师门，做了小镇上的妇产科医生，要是再生孩子那就更是违背了这一行当的规矩，极端的大逆不道了。所以他们在晚年将近的时候抱养了一个，现今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

    我曾经在镇里的街道上见过他几次，人长得非常的漂亮，穿着当年城市里流行的米白色夹克衫，黑色的瘦得像鸡腿一样的紧身长裤，白色的高腰回力球鞋，举手投足间都是一副十足的小镇恶少的气派。

    但是，镇上也有另一种传言，说他们夫妻二人都是奇丑无比，这样的两个人凑在一起，老天不会给他们后代。

    总之，关于孩子的事情，众说纷纭，我当时也听不大明白。

   
    我是在虹螺岘第二小学的办公室里见到他的。

    当时，政府为像我母亲这样的“五七战士”就地就近安排工作，有了我父亲这样有一技之长的“五七战士家属”，我母亲的工作自然很快就落实了。我们一家——当然一定要有父亲这个“家属”——随同母亲被分配到锦西县农机二厂，厂址就在仅次于锦西的辽西名镇虹螺岘。

    这个地方距离我们原来的村子仅只十五里路，我们家刚到姚家屯的时候，父亲曾经带着我和姐姐步行来过这里，我们整整走了一天。当时只有六岁半的我，望着前面茫茫无边的泥泞山路，不仅失去了对于此行的目标虹螺岘的全部兴致，甚至也失去了对生活的所有信心。二十年后，当我第一次爬华山的时候，站在回心石的前面，也曾经产生过类似的感受。

    父亲不停地鼓励我，当然，他说的不是令人倍受鼓舞的美好前程，那时的他，前程是不堪设想的。他说的只是一个茫然无助的残酷现实。他告诉我们，现在你们是农村孩子了，农村孩子最主要的是要靠一双脚来走路，如果不能走山路，出点什么意外的事情，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当时刘备逃难的时候，哪还顾得了孩子啊，要是跟不上趟就得扔下车去自己跑路，只有自己跑得动，才能有活路。四四年你奶奶去本溪日本人的监狱看你大爷，就是从哈尔滨一路走过来的，那时候你小姑才一岁，她抱着你小姑走了整整一年啊。你们过去实在太娇生惯养了，没有什么生存能力呀。从现在开始，咱们得练练了。

    在父亲这近乎绝望的鼓励下，我对虹螺岘的全部印象，除了一只在烈日当空、饥渴难耐的情况下显得无比可口的冰棍的清凉刺激，就只剩下了疲劳到精神恍惚的朦胧感受，或许还有一些对未来的不可预知的事情——也就是父亲所说的意外的事情——的忧虑和疑惧吧！

    在当时的和平背景中，父亲的话也许是言过其实了，但是，在我的印象中，那可是一次真正的逃难演习，父亲的绝望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不过，这一次重来虹螺岘，情形真的是大不相同了，我们是被人“请”来的，坐着二厂的专用汽车，沿途那应接不暇的苍山黄土都显得无比的亲切热情，热心的二厂人，一个多小时就把我们的全部家当从姚家屯搬到了虹螺岘。

    我们在厂里的办公室安顿好家具，新鲜劲儿还没过去，我就开始上学了。

    由于在黄土坎的时候参加过武术班的训练，父亲希望我继续练下去，因此就上了虹螺岘的第二小学，这所小学是当年锦西县有名的“乡村武术之花”，就像黄土坎中学的田径运动之乡一样远近闻名。

    当时，“大发蛮”就是这个武术班级的班主任。

    在办公室里，他问起我的武术功底如何。

    也许是经历使然吧，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凡事都应该用很低的姿态谦逊一下，以免受辱。而且我当时本想借转学的机会跳一年级，摆脱比同学们大一岁的尴尬处境，可是父亲坚决不同意我跳级，所以这个情结又被勾了起来，于是我十分沮丧地回答说：“您可别对我期望过高，我年龄比同学们都大，骨头都长硬了，练功有点儿笨，我的功夫也不算好！”

    没想到，“大发蛮”上下打量我一番，很温柔地问道：“你能有多大？还没到十七岁吧？！”

    我愣了片刻，十分疑惑地看着他，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想起“十七岁”来，当时我上四年级，还不到十二岁。于是我傻乎乎地摇了摇头，十分诚实地告诉他：“没到！”

    他满意地点点头，拍拍我的肩膀，把我领进了教室。

    不久，我就成了这个代表着“乡村武术之花”的少年武术队的队长，这当然又是得力于“大发蛮”的大力提拔。

    我心里清楚这个队长我是当之有愧，我的功夫在班里只能排到中等。农村的孩子不但身体敏捷，而且吃苦耐劳，不怕摔不怕累，不是我这样半拉子的城市大小姐所能比的，但是，我也很喜欢队长的那种风光。

    这富庶的小镇的确不比在黄土坎的时候，我们每人都有一至两套演出服装，是镇政府出钱买的。一般的队员是清一色的白色绸缎武功服，而作为队长的我，则是一套红色镶有黑边的缎面演出服和一套黄色镶着蓝边的绸面练功服。

    那时候，我们不怎么上文化课，从早晨六点开始晨练，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练功，有基本功也有对打，还有刀枪棍棒的器械训练等等。“大发蛮”对于武术虽是一窍不通，但是他是班主任，每天都带着我们做基本练习。

    农村的女孩子知道很多事，她们常常在练功的间隙里聚在一起，说“大发蛮”的坏话，她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他很流氓”这个意思。我虽然比她们都大，但是当时我并不太明白她们指的是什么，我只是也有一种感觉，我不喜欢这个老师，不喜欢他的过于迟缓的动作，也不喜欢听他鼻音很重地说话，更不喜欢他说话时的那种难以形容的令人别扭极了的笑容。不过，不管怎么说，我能当上武术队的队长，还是得对他心存感激。

    我们常常出去演出，我一般都很得意地扮演我的队长角色，在演出的时候，基本功的表演是我排在前列，像领队那样。另外，在单人、单项表演结束之后，我还有一项特别节目，单人剑术表演，用来作为每场的压轴戏。这队长的角色还是相当风光的。虽然我们去母亲的工厂表演时，父亲为我泼了冷水，说我的基本功不如某某，但是，我依然十分得意，并不把父亲的话十分放在心上。

    更何况，我在我们这个农机二厂里还有两个小小的徒弟，他们都很听我的话，每当我在学校里学到一个新的花样，就会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俩，他们俩也不是外人，一个是母亲的同事——都是沈阳老乡的徐叔叔的女儿，当时比我低一个年级，另一个就是我的弟弟，当时还没有上学。

    每天的空余时间，我都教他俩练功，别看我的基本功不怎么样，可是我的徒弟们却很出色，尤其是都很有天分。有一个前踢、侧踢的动作，我本人只能做到马马虎虎，可是在我的指导下，我的弟弟能够毫不费力地就踢到自己的鼻梁和太阳穴，而我的那个女徒弟，能把我难以完成的后踢动作——从后面起腿，头向后仰——作到最佳状态，几乎每一脚都能命中前额。徐叔叔为人很随和，从没有对此表示过异议，就连我的父亲，把弟弟看得心肝宝贝一般，每天看到弟弟从鼻梁到额头直到太阳穴的部位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青包，居然也从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就像没看见一样。这就从另一个角度给了我相当的鼓励，所以，作为少年武术队长的我，真的算是十分地尽职尽责的了，我很满意自己的“业绩”，除了自己每天勤学苦练，业余时间还额外地训练了两个不错的徒弟。我觉得我也算是无愧于大发蛮对我寄予的厚望了。

    但是，在我的心里，我却常常觉得对不起一个人，在她面前，总有点儿抬不起头来，觉得这个队长的帽子无论如何都是应该戴在她的头上才更合适些，我也不知道大发蛮为什么就从来没有想到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