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人类第一次使用了核武器。面对广岛、长崎升起的巨大蘑菇云，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科学家、曼哈顿工程负责人之一奥本海默，也感到十分震惊，他想起一首印度古诗：“漫天奇光异彩，有如圣灵逞威，只有一千个太阳，才能与其争辉。我是死神，我是世界的毁灭者。”

    从此，核能这个潘多拉盒子，被人类释放了出来。围绕核试验的伦理之争，也从未停歇。人们逐渐达到一个共识：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人类带来进步与福祉，也能带来巨大的灾难。

    日本“311”大地震，福岛核电站危机，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对于日本这样一个能源奇缺的弹丸岛国，核能源几乎是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然而一旦大自然发九级地震之威，核泄露给人类带来的可能就是灭顶之灾。“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震后各国（包括日本）爆发反核游行，向政治家提出了一个两难选择：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而继续发展核能，还是为了安全而杜绝使用核能？

    比如这次救灾，没有电，就无法使电站的冷却设备启动，从而阻止核泄露；没有汽油，救援物资就无法及时运到，救助那些受到核辐射的人——能源是如此重要，然而恰恰是核能源，是造成这场灾难的元凶！

    在这样的两难面前，人类几乎无从选择。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另一种选择：在致命的核泄露面前，福岛核电站职工的选择。

    “五十死士”的壮举，举世震惊、赞叹，有人称他们“日本的勇士，人类的英雄”，把他们看作燃烧自己拯救他人的丹柯。也有人奇怪：对这样奋不顾身的行为，日本媒体为什么不大书特书，反而是外媒的报道更高调？难道这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情？

    笔者认为，从日本人的民族性来分析，“五十死士”的自觉赴死以及日本媒体的相对低调，也没什么不好解释。那就是：道义担当与职业精神，在这里被看做天经地义，而不是什么需要特别渲染的大义行为。

    “五十死士”中的一位“日本大叔”，临去核反应堆时对他女儿说：“核电的未来，就在于我们怎样处理这件事，我会带着使命感前去……”这位大叔只有半年就要退休，但他对于终身从事的核电事业，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必要时牺牲生命以保证公众安全，他不认为这是什么英雄行为，而是一种应当应分的义务。

    核电站，既是能量巨大的能源生产地，又是一旦出事就可能夺走百万生命的危险之地。从事核电事业，就要有这种道义担当与牺牲精神。如果只享受产生巨大能量的荣耀，而不担当必要的牺牲，那么就不配从事核能事业。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不也有100多个志愿者进入核电站，对反应堆进行封闭吗？事后他们几乎全部殉职。

    也就是说，“五十死士”与切尔诺贝利志愿者的行为，不是对人类的拯救，而是对核电不能保障人类安全之“罪”的救赎。

    但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为“五十死士”这种职业精神又一次感动。他们明知必死而毫不犹豫地向前，表现得那么平静、泰然，这大约与日本人的国民性有某种关联。

    日本人酷爱樱花，盖因樱花最能代表日本人的性格。樱的美在于“凝聚”，这正是强调团体精神的“大和”的本意；而那“樱吹雪”的骤然凋零，也与日本人“生命无常”的观念吻合，所以他们特别崇尚“花当樱花，人当武士”的精神。

    日本有一种“名与耻”的文化，重视名誉胜于生命，知耻近乎勇。对自己所属团队名誉的爱护，以及面对失误（尽管有某种不可抗力的因素）的羞耻心，使他们坦然面对死亡。

    由于处于灾难频仍、危机不断的岛国，日本人对命运的无常有更深切的感受，重视生存质量而不是生命长久（这与中国人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哲学形成某种对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福岛50勇士”的平均年龄，都在50岁以上，有几位即将退休。这是因为，遭受辐射后，有的要到10年甚至30年以上才可能引发癌症，老年人为年轻人承担了这个风险——这是灾难史上，第一次由长者而不是青年承担拯救使命。

    这又是日本人一种特有的文化。据说日本信州山区至今保存着一种风俗：将老之将死的人背到深山老林里等死，而老年人也安然接受这样的安排。听着虽然残酷（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更是有悖伦理道德），但这是在生活资料匮乏时，人们为了繁衍下去而做出的自觉选择。也许，这样的风俗正体现了人类对“生命”的某种理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