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了纪录片《渡口编年》导演郭熙志的演讲，一出讲述大时代浪潮里的平民史诗，拍了二十年，三个家庭，一个转型社会下的格局裂变。

整个演讲接近尾声，他的发言也随之推向了高潮：

“我记得大约当年有四千万的下岗工人，所牵涉的家庭应该过亿吧，可是现在大家好像完全遗忘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局部的人群，是历史必然的选择。我不太同意，历史的选择首先是人的选择，没有哪些人必然要牺牲的，这种逻辑是一种不合常态的逻辑，不管是牵涉到一亿人，还是牵涉到一个人，我们都要把人当人。我们今天问题是，如何把人当人依然是个问题，大家说是不是？”

话音刚落，台下掌声雷动，我在屏幕前也听得内心澎湃，便把这段话分享给了朋友。谁知朋友的态度稍显冷淡，表示这个道理并不新鲜，自己早有所闻：“‘牺牲一个人也是牺牲’，《奇葩说》‘救猫还是救画’那集，李诞不是早就说过？”

那集《奇葩说》我的确是看过的，但李诞围绕“牺牲”具体说了什么却印象不深。如果李诞真的阐述过类似观点，为什么先于导演郭熙志发言居然没能打动我？

带着疑问，我特意重温了让辩论网综《奇葩说》成功出圈的那期：美术馆着火了，你救名画还是救猫？

到底要不要为了人类的文明牺牲一只小猫？关于“近处的哭声”和“远处的哭声”，李诞举了身边的例子，也是他当记者的朋友的困惑：被采访当事人的故事如果报道出去也许会帮助更多人，但报道会给当事人带来负面影响，要不要为了更多人，去牺牲一个人？

面对这个难两全的千古难题，李诞高下立判：

“我有很多知识分子朋友，他们知识多了以后就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他也不苦其心志，他也不劳其筋骨，他就天天想怎么牺牲别人，每天都在想我怎么牺牲这个去救那个，怎么牺牲小的去救大的，怎么牺牲近的去救远的……你们疯了吗！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正常运转靠的是我们这种‘自私’但不伤害别人的人，而正是那些为了所谓宏伟的事业、未来远大的目标，去不计后果地牺牲别人、牺牲别的小猫的人，频频地让我们这个世界陷入大火。”

李诞的发言博得满堂彩，我却充耳不闻，究其原因是对其立场的不认同。事实上，李诞和郭熙志的想法有不谋而合之处，皆认为没有哪些生命必然要牺牲的，那么我不认同的到底是什么？

李诞当时的是一派虚无主义的观点，和后现代艺术一样，遵循毫无深度的简单论调，如“精美之物的毁灭（李诞提出“燃烧”《蒙娜丽莎》反而增加了原作的价值）”，“崇高之物的亵渎（摄影师安德里斯•塞拉诺《尿浸耶稣》，1987年）”，“不当之物的错误放置（艺术家马塞尔·杜尚《泉》，1917年）”，这个门类的第一个尝试兴许还有几分意谓，之后的一切不过是无聊的重复。

我认为这种手法能笼络人心，但不高明，纯粹为了赢。以“反精英”走红的李诞活成了他拥趸者眼里的精英，这本就十分讽刺。

正因不认同他，我连他的立场一并否决了。

而导演郭熙志则不同，在过去的20年里“我看到了生命像草一样生长”，看到狭缝中挣扎生存的人如蝼蚁一般。通过他的镜头，仿佛能看清缓缓落于小人物头顶的缕缕尘埃。

在我眼里，身体力行的郭熙志是有资格呼吁时代要铭记作出不畏牺牲的个体，而为了赢得比赛的李诞提出不要为“遥远的声音”牺牲“近处的声音”，无非是利用话术进行了一番白马非马的诡辩。

经过这番思辨，我意识到虽然自己口口声声坚持讲道理，但真正说服人的哪是道理，是人；反过来，也绝不是道理不够充分，才说服不了别人。

-1- 不讲理？是常事

中国人说家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因为令他们深信不疑的儒家自有它倡导的行为规范。

儒家在构思其学说体系的时候，把人的一切社会现象类比于天的活动运行，从而反过来可以推行：如果不按照这些规则去做，不只是扰乱社会秩序，而且是违背天意。

这是一种巧妙地说服信众的方式，因为早期农耕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人必须要学会看天的脸色才能丰衣足食，这种拿人道与天道挂钩的说法，无疑钳制住了中国人的软肋。

有人说儒家就是中国人的信仰，其实儒家同任何一种信仰一样，都是无中生有的，是为了指导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的行为而拟定出来的。当人遵从心中信仰处事的时候，信仰便是一把丈量一切的尺，而不是依照客观事实，凭逻辑推倒论证的道理。

所以，说家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等于是说一旦讲理就意味着情分会缺位，因而中国人只同没有情分的生人讲理，同时又怕生人对自己不讲理，心中如何拿捏，化作千人千面的“私德”。

要我说，“私德”是讲关系的，“公德”才讲道理。

“公德”是基于群体利益的公共道德标准，如法律所框定的界限实属一种“公德”；相比之下，支配“私德”的人更主观、片面。事实上，当今互联网充斥着先于“公德量刑”的“私德审判”，才令公共舆论空间风声鹤唳。

偌大的讨论空间本是巨大的广场，一个人人都可以平等享用的场所，却因圈地自萌、拉帮结派，失去了秩序与平衡。

也难怪，压抑千年的中国人，真的太需要个人的舞台。

因为儒家讲究尊老有序，十分看重辈分，辈分这个东西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的，其流动性是对被压迫的晚辈的激励，所以中国人才会有“忍一时风平浪静”、“皇帝轮流做”的自我安慰。      

“‘我辈’这两个字，写着对世界的主场感和建设性。”商人罗振宇在跨年演讲中提出“我辈”，正是想笼络等候辈分轮序的中国人：我知道你在忍，我知道你在等。

孔子所谓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实是想说反话：“在其位，谋其政”，结果被后辈误读成“屁股决定脑袋”。意思是，人所处的位置决定说话的立场，人和人的关系决定了相待的态度，并非靠道理行遍天下。

反过来，一心靠道理、逻辑武装自己的人反而吃不开，会被扣上咄咄逼人、六亲不认的帽子。讲理不仅伤感情，还僭越本分，不妨试试在想对另一个人讲道理之前，先来一句客套地避嫌：“我不是针对你，我是对事不对人。”

-2- 玩针对？是常事

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对人不对事”，实际是“既对人也对事”。

人和人的社会就是人和人的针对。针对事，说到底还是为了精准打击更多的人。党同伐异是本性，瓦解社会的是自古以来的种族斗争的张力。

18世纪，欧洲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19世纪，阶级斗争拾起种族斗争的话语，在社会内部构成二元冲突。

而在世纪之交，借由互联网技术，我们似乎正在经历其第三次变形，是虚拟社会和真实社会的统一与撕裂间的紧张关系。

公共的舆论空间成了一个大型的猎场，每种观点之间都剑拔弩张。人各抒己见不再冲着“理越辩越明”，而是笼络信众、为我所用。

网络的“去中心化”为每一个上网的人提供了表演的机会，网上再也没有什么发布、传达，只有疯传、作秀、热议、谩骂与曝光，社会也随之扁平化，网友们甚至产生了民意能推动法律法规的错觉。

虽然大众并不能产生有价值的判断，尤其在有灰色地带的问题上，迅速站队和道德审判会快速掩盖对问题的理性判断，但是他们却获得了掌握话语权的快感。

几乎每件被热议的公共事件，都可看成是“既针对人又针对事”的典型。比如说肖战粉丝举报同人网站，肖战本人反遭抵制，就被解读成对举报者所代表的那种动辄举报、向权力撒娇，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斩断他人自由选择的一次泄愤。可为了报复肖战粉丝，就拿肖战本人开刀，举报者岂不是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滥用权力、拔刀相向的模样？

这其中不仅显露出权力和权利的博弈，也从侧面说明：人往往感到对方是针对自己，而不是针对事情，殃及池鱼。

在中国，“针对事”还是“针对人”无非是同一回事，因为中国人的人际网络是由“中国式关系”构建起来的，也就是说关系决定了我和你的相处模式、决定了我该怎么对待你。好比对待陌生人和对待亲友一定是不同的，所谓一视同仁，要在同等关系里才可能实现。

因此“见风使舵”、“逢场作戏”虽在古语中带有贬义色彩，但另一个成语“八面玲珑”即是对一个人有能力游走各种人际关系与利益间的褒奖。这反映出中国人对“关系”利弊两面性早有认识。

朝向自己是凶器，握在手里又是武器，就能解释为什么明知道以暴制暴、以牙还牙不正当，却还是成了人们最常采用的打击报复方式。

-3- 被报复？是常事

正是因儒家倡导的论资排辈，不同于“以德服人”，讲的是规矩而非道理，报复才时有发生。这种报复不是“基督山伯爵式”的报仇，常会迁怒于人比自己身单力薄之人。

用“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形容一洗前耻的心态最为恰当，报复行为本身不针对特定的施暴者，而是通过掌控权力，施加凌辱于他人，为自己曾经屈从淫威的耻辱感挽尊。

“媳妇熬成婆”就是实施报复的最典型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儒家论资排辈下权力的运作的一种接纳和参与。

这种“报复”和“报仇”的区别，也成了东西方对父权态度的分野。

父子冲突向来都是东西方文学共同的母题，但在对父亲的情感处理上，西方较多表现为“弑父”情节（僭越权力），而东方则表现为“尊父”情节（顺从或屈从权力）。

影响西方文学至深的古希腊文学，无论是从神话、史诗还是戏剧，都是对父权崇高与尊严的客观表现。西方文学中的阿喀琉斯、克劳狄斯、拉斯蒂涅、于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都不是为了所谓的正义或道德，而是通向弗洛伊德所说的男子汉身份建立的必经之路。

对父权的反抗，就意味着对权力意志的反抗，不仅无惧还要颠覆的反叛。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无外乎是遇上大恩大仇之人，要说权力的日常运作用，儒家的劝谏更深得人心。

孔子认为父亲具有至尊的地位，所谓“天无二日、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孔子家语·本命解》），孔子再一次拿“天”说事，将“父亲于家庭”与“天道与人道”做类比，忤逆父命就是在违背天命。

好在父权不是中国关系中唯一一个权力的来源，随着年龄和资历的增长，辈分也在不断演变中，它带来了可以实施报复的个人威望。

虽然通过提升品德修为，完全能绕开“论资排辈”这一千军万马必经的独木桥，照样能获得来自他人的敬重，但按儒家思想说法，一个人拥有了辈分或资历，就能握稳权力，势必要比提升修为轻巧得多，所以“德不配位”、“倚老卖老”的人，是终于等来了出人头地的一天，得意忘形了。

这种人比比皆是。

的确，“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是一种强势者的碾压，但强势不代表强者，“经验论”胜之不武。

记得辩论网综《奇葩说》还有一回请到了50位父母、50位子女，到场评判一道扎心的辩题：父母离婚要不要等到孩子高考结束？

不管台上持反方的“孩子们”使出浑身解数来说服观众，总是保持着50多票的正方支持票，也就是说，全场半数多的人认为离婚会直接影响孩子高考，父母应当隐忍婚姻的不幸——这50多票里，在场50位父母占比接近全数。

一位辩手上场，坦言自己曾是从事十多年离婚官司的律师，经手的案子不下200宗，目睹过太多悲欢离合，暗指自己在该问题上更有发言权。他的发言也的确成为当天真正打动父母们的唯一一人。

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自报家门就已稳操胜券了，完全是对台上其他没有婚育经历的选手的吊打，想在婚姻家庭的辩题上与其较量，简直就是螳臂当车。

懂得用“经验论”碾压对方，可见这位律师年轻时一定没少吃行当里论资排辈的亏，才会将“报复”后生的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

 辩论赛后，现场的父母代表接受采访，阐述心路历程（辩论网综《奇葩说6》）

果不其然，赛后采访时，一位坐在台下的50后阿姨就坦言，听到“离婚律师”、“200个例子”、“孩子”几个关键词迸出来，自己的心理防线就彻底击溃了。

好在，阿姨从事图书管理员工作，常和书籍打交道，保有一种可贵的自省精神，很快做出了不受感性情绪影响的客观判断，没被律师辩手“带了节奏”。

这样的阿姨在我们的长辈里很少见，即便是在我们的同辈中都属凤毛麟角。

我承认，至少我做不到“对事不对人”，越过价值观对其人的审查，仅对一个人讲的道理做正确与否的判定。

好比文章开篇提到的李诞和导演郭熙志曾先后提出过相似观点，可我仅对后者有印象，因为一个不被我的价值观接纳的人，他所有言论、立场、论据都绕不开我的堤防、猜忌和反感。

换句话说，我们的理智得先过了“潜意识”的稽查，才会在“意识”层面被启用，无法被人察觉的“潜意识”或成为人类党同伐异本性的最大判官。

-END-

 

参考资料

[1] 李厚辰，《“回形针”事件后，再次反思“猜忌文化”》，看理想，2020年3月25日

[2] 刘忠洋，《论东西方文学的“弑父”与“尊父”情结》，《学术界》，2006年第3期

[3] 翟学伟，《中国人的关系原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