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曾国藩给大家开的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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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以外,有不可不熟读者,凡七部书,曰《史记》、《汉书》、《庄子》、《说文》、《文选》、《通鉴》、韩文也。盖《史记》、《汉书》,史学之权輿也;《庄子》,诸子之英华也;《说文》,小学之津梁也;《文选》,辞章之渊薮也。《史》、《汉》時代所限,恐史事尚未全,故以《通鉴》广之。《文选》駢偶較多,恐真气或渐漓,故以韩文振之。
一、史学方面,他让我们读的是《史记》、《汉书》,《史记》是一部当时的通史,从传说时代的黄帝开始,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有中华三千年历史。 全书有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它开辟了中国史学的一个记人代记史的新体例,而且司马迁有特别好的文采。唐朝时期,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文学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故《史记》声望与日俱增,各家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不断出现。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裴骃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鲁迅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经典评价,一来说他的史学地位,二来说他的文学性。
另一本史书是《汉书》,在“二十四史”中也称为“前汉书”。著者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史官,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班固的《汉书》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有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全书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惟一的女作者。《汉书》的体例与《史记》有别。《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类,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世家”也是一种特别的“传”。既然《史记》中的“陈涉”都编入了“世家”了,别人还有谁不够格呢?这个写法,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说这两部书是是“史学之权輿”。他们在记事写人上都有特别的精彩之笔。但是《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悲剧人物的传记。《汉书》中悲剧人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样众多。但是它更重视记事的清晰。
读史,仅有《史记》、《汉书》是不够的,他们记的历史时期短。所以应该读《资治通鉴》来补充。
二、《庄子》是“诸子之英华”之说,强调了他的文学性为诸子之首。它异想联翩,汪洋瓷肆,华丽而机智,先秦诸子无人能比。是中国散文的浪漫主义开山。充满了诗性才思。《论语》是杂记,不是文章,片断性强。孟轲、荀卿、韩非子,亦是语言高手,但是正如闻一多的解释让人豁然开朗:“他们充其量只得了辞令的极致,一种纯熟的工具而已。工具本省是很难有独立的价值的。庄子可不然,到他手里,辞令正式蜕化成文学了。” 鲁迅先生说庄子文章“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
三、《说文》,即《说文解字》,称为“小学之津梁”。就是进入古典文化研究的一个必由之路,这是没有争议的说法。汉朝許慎编著,后由其子许沖献给汉安帝),是首部按部首編排的汉语字典。原书已失落,今日的大多是宋朝版本,或清朝的段玉裁注释本。原文以小篆书写,逐字解釋字体來源,共分540部首,收字9353個,另有重文即异体字1,163个,共10,516字,说解133,441字,为后世字书編排检查提供了一个范例。历代对《说文解字》的研究,以清時最盛。其中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朱骏声的《说文通訓定声》、桂馥的《說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說文句读》尊為“说文四大家”。
四、《文选》,辞章之渊薮。《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古代的文章太多,需要有个比较大而且比较可靠的选本,《文选》被认为是比较好的。书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编选。萧统死后谥号“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共六十卷,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收录丰富,选文精。萧统对选“文”特征与标准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概括。“文选学”之说起于唐刘肃《大唐新语·著述》:“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新唐书·文艺传中·李邕》:“﹝李善)为《文选注》,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曹宪(541-645)是隋唐之际的学者,专于文字训诂,他的几个门徒中,许淹所著的《文选音》十卷、公孙罗所著的《文选注》六十卷和《文选音义》均已亡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李善(630-689),他的《文选注》六十卷不仅风行于当时,而且历代流传,至今仍有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李善青少年时期即师事曹宪,研究文选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将文选学的研究推向高峰。现代的文选学研究是不发这的领域。大概是“五四”给闹的。读《文选》当然有弊病,那就是里面的诗文多是有人工匠气的,所以“恐真气或渐漓,故以韩文振之”。这是对韩愈的最好的评价。李长之说过:韩愈有好群的性格:“韩愈永远是有群的生活的人。所以他能有号召,能成派,再加上煽动的笔锋,雄辩的辞令,古文运动之成功于韩愈之手,不是偶然的。”韩愈很看不上包括自己写的应试之文,而欣赏文章的真情实感。他有一篇《答崔立之书》非常真挚。张廉卿批评这封信是:“自行胸臆,信笔写出,自然郁勃雄劲,真气动人,作家所不磨灭着实在于此。”这是称赞他的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