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皿虫为蛊”说

“皿虫（蛊）为蛊（蠱）”，语出《左传》昭公元年。当时晋平公患病，到秦国请医生，秦景公派了位名叫和的医生去给他看病。谁知这位和医生前去一看，便断定晋侯好色，得的病是像“蛊”一样的不治之症。在旁的晋国大臣问道：“何谓蛊？”和答道：“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和这番话，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蛊”的认识以及对蛊字结构的理解。这是我国最早的分析文字形体结构的资料之一，也可说是萌芽状态的文字学。但为什么皿和虫合在一起就叫蛊，且是一种“不可为也”的绝症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当然又得追溯其造字的初衷了。

我们知道，人类在自然界的敌人可谓多矣，大自虎豹豺狼小至蛇鼠蝇蚊，应有尽有。不过，这些都是公开之敌，还好对付。更有一种隐蔽之敌，诸如藏在各种器物里的蛀虫，食品里的蛆虫，书籍里的蠹虫等等，却不大好对付。它们大都是吃里爬外的脚色，侵吞着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食粮，净干损人利己的勾当，尤属可恨可恶。人们一旦发现有它们存在，事情便已不妙：器皿蛀空毁坏，食品腐臭变质，典册百孔千疮。还有蟑螂，也是为非作歹惯了的，到处乱爬乱咬又乱拉屎，同样是人类一敌。大凡盘孟碗碟中有这些家伙存在，就是物的晦气厄运了。生活在远古时代的中华民族的祖先们想必吃尽了它们的苦头，故把它们当成灾难的象征，并特地造出这么一个字，用以告诫后人，千万提高警惕（图一）。这便是甲骨文里的蛊字。下面是盘子，盘子里躺着一条或两虫，昂首向上，说明器敝食尽，小虫施威，问题严重。这个字小篆写作（图二）。皿中三条虫，乃是泛指其多。甲骨文屡见“有蛊” “无蛊” 的占卜，其义与祸、灾约略相等。读过若干片甲骨文的人都知道，甲骨文表示灾祸的字有好几个，如论其本义，则洪水之灾为（图三），干戈战乱之灾为（图四），大火焚烧之灾为（图五），毒蛇之害为（图六），此外便是上面这个蛊字，以皿中有虫会意。可见在先民的观念里这种隐蔽之敌给人的危害丝毫不亚于水火干戈，毒蛇猛兽！

蛊，在商代便已是灾难的象征，倒楣不吉的代名词，所以，到了后世，人们又用它来代表一种不可救药的疾病，称为蛊疾。正因如此，医生和氏才会把晋平公所得的病比作蛊。好像器皿被虫蛀蚀一样，人的肚子里也钻进了毒虫，再一味自内至外的吃、啃、咬，岂非可怕之至！东汉时代的《说文》就是这样解释的：“蠱，腹中蟲也。”“中”是射中、选中、考中的中。段玉裁说 ：“中蛊者 ，谓腹内 中蟲食之毒也。自外而入，故曰中，自内而蚀，故日蟲。” 据沈约《宋书》记载，古时有一名叫唐赐者，从外村饮酒回来，便染上一病，口吐蛊虫十枚，临死时对妻子说 ：“死后刳腹，查看病由。”其妻张氏遵嘱把他肚子剖开，发现内脏全都被蛊虫咬碎了。这种骇人听闻的记载，是否真实，颇值得怀疑，但人体内因有虫子作梗捣乱而害大病却确是有的。近代医学上有所谓血吸虫病、丝虫病、绦虫病以及钩端螺旋体病等，或令病人腹大如鼓——肚子里一包虫也，或把病人折磨得面容憔悴，骨瘦如柴，若不及时治疗均有性命之忧。其中血吸虫病就有点像传说中的蛊疾。这类腹中之虫，在古代，连华陀也无奈它何，难怪有些史书把它描写得神乎其神了。

蛊既可指称如此凶恶可怕的疾病，故举凡枭磔之鬼作祟为害，或一般鬼神作祟，致病为灾——这当然是古人的迷信，或药害人而令人不自知，亦均可称蛊。不仅如此，凡诅咒别人祈求鬼神加祸于对方，使之蒙受疾病灾害者，也可称蛊。甲骨文之后，在铜器铭文里还未发现有蛊字，而近世在山西 侯马出土的春秋时代晋国的盟书之诅咒类残辞中恰恰就有一个蛊字，作皿中主虫之形（图七）。这或许就是上引小篆之所本吧。遗憾的是，原件文句不完，很难作进一步的推断。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了“蛊惑人心”这句大家都熟悉的成语。这是指以欺骗引诱等手段，或是花言巧语，或是扇风点火，故意制造些似是而非的“理论”，真真假假的“事实”，用来迷惑别人，搞乱别人的思想。除了“蛊惑人心”之外，与蛊有关的词汇，还有蛊媚，蛊道，妖蛊，蛊狱，蛊杀等等，都是蛊义的进一步引申，虚化，而且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附记：

关于蛊，历来有多种解释，以徐灏《说文解字注笺》的说法最为可取：“器受蟲害为蠱，此乃蠱之本义。蟲食器敝，故字从蟲皿会意。” 本文即据此立论发挥者。